本次的获奖理论是“整体改革论”,获奖者是吴敬琏,周小川和郭树清等。前两位都是江苏老乡,呵呵。 按照发言顺序,他们分别是:钱颖一、张维迎、杨瑞龙、孙祁祥、伍新木、陈东升、吴晓求、郭树清、江平、厉以宁
当然,在颁奖之后,周小川也做了一个报告。
以下是各位教授发言的主题思想以及本人的一点小小思考
钱颖一:增长与转轨
第一,增长部分:对应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增长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进行比较,特别是数字分析的时候,应该在同一阶段内,而不应当进行跨阶段比较。(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跨阶段的比较,因此而认为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比日本,以至于比全球都快了非常多,因而,我们的增长是一个“奇迹”,而钱颖一教授在今天简短的主题发言中,正是把这种“奇迹”思想淡化了,这是我们每个学习经济的学生都应当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钱教授给出了两张图示,一是中国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人均GDP的比较。(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四大经济体,当然,美国由于不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梯队而没有列入。这也符合钱颖一教授所说的,比较应该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而这里要比较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应当比较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人口大国。此乃本次会议本人获得的一大思想。)从钱教授给出的图示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发现,中国人均GDP的增速与这几个国家是惊人的一致。(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单一的“奇迹”。)
第二张图示更具有震撼性:中国与日本、中华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印度的人均GDP比较。从这张图示,我们非常明确的看到了几条形状及其相似,但是起点不同的向上倾斜的曲线。这不同的起点,就对应了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起飞时期。当钱颖一教授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把每个经济体的起飞时间定在同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这几张倾斜的曲线基本上是重合的了。从这些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莫过于我们在romer书上学到的“收敛”。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经济高增长,在其他经济体也曾经出现过,只是人家出现的时间比我们早了半个世纪或者是二三十年,有的甚至只有一二十年。(因而,再思考“中国奇迹”是否有点名过其实了呢?)
因此,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一,是因为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工业化的这个时期,也会有类似的增长。第二,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有一个环境背景,那就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增长。
第二,转轨。钱颖一教授首先声明了此处单讨论经济体制的转轨问题。钱教授指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实际上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如何重新界定**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市场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张维迎: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
张教授开篇提出了辉格主义科学发展观不成立的观点:不是每一种创新都是进步。然后张教授分别简单概述了斯密的增长理论和凯恩斯的增长理论。
斯密的增长理论: 市场交易与市场规模↔分工↔技术进步与创新↔经济发展↔市场交易与市场规模
凯恩斯的增长理论: 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此处张教授把**购买先设定不考虑),因此,基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我们有了拉动GDP的三驾马车,现在不去谈论这里面的其他很多问题,但就这两大经济增长模型将导致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张教授要呼吁回到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了。(当然,我们首先要理解,张教授这样说的本意,应当是指回到亚当斯密的思考路径来发展经济而不是说要倒回到三百年前的经济状态。)
政策含义比较: simth keynes
着手于微观领域 关注宏观领域
重视企业家才能 重视由**主导的总需求政策
重视激励机制 提倡**政策
投资取向是提升效率 投资的目的是增加总需求(即使是无效和浪费的)
要求自由贸易 提倡保护主义(只有净出口才能增加GDP)
不论国企民企只要有创新 只有国企才能大力拉动总需求
从上面的对比,这两大模型的政策含义一目了然。(这也是本人在此次论坛上得到的第二大收获。)
最后,张维迎教授总结了运用凯恩斯政策的后果:一年前为增长而刺激,一年后为通胀而发愁。
杨瑞龙:改革中的问题需要用改革来解决
杨瑞龙教授主要谈了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以及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而不能停止改革来办到。这样的说法很有一种必须前进的意思,不过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当然,现在我们谁会说把改革停下来呢?
杨教授主要谈了五个方面:
第一,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改革开放
第二,自新世纪以来,市场化改革(产权改革,价格改革为核心)对GDP的贡献在衰减
第三,伴随市场化进程,在财富上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了一系列挑战
第四,对改革的全面认识:一是,改革的“正义性”原则。二是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很多问题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的原因。这种解释也是本人在此次论坛上得到的第三大震撼。)三是,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根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室改革,改革还是“牛鼻子”。
孙祁祥: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风险管理问题
孙教授认为风险主要来自于以下六大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这就是本论全球经济危机的魔盒)
第二,具有潜在风险的三农问题。
第三,恶化的生态环境
第四,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地配置,民众对改革因而产生抵触情绪
第五,不健全的基本公共福利,如养老和医疗
第六,公共权力的非公运用和商业贿赂的蔓延
对于把握特点,孙教授说是有三个方面,可是我好像只听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系统认识、识别和防范风险。第二,在动态运动中防范风险。
伍新木:21世纪中国水问题
来自武汉大学的伍新木教授,首先是强烈的武汉口音让我倍感亲切(毕竟在那里读了七年书),其次是,伍新木教授博得了此次论坛上最大的掌声和呼声。他的演讲非常有激情。他把中国的水问题,归结为“水生态系统危机”。在演说中,伍教授处处散发着热情,他说,他希望大家珍视水,希望以后评价一个人好的最高标准是“这个人好水喔”。最后伍新木教授以这样的话语结束了如此激情的演讲:我希望我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位亲水、爱水、护水的人。
陈东升:经济结构的服务化
陈先生认为,我们的经济结构应该从依赖出口、投资和消费转变为依赖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是一。二是,陈先生预测了中国未来十年新的二元经济结构:东部地区的服务化、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
吴晓求:中国经济的世纪增长与金融模式选择
吴晓求教授首先提到中国如果想保持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那么,必须学习美国两样东西:一是科学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普遍运用,二是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美国的开放金融体系一方面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当然吴晓求教授没有说,美国的这种金融体系也使得他能够让全球来支付其成本,例如本次经济危机)
吴教授还特别提出,中国在增长过程中,第一要知道增长来源,第二还要有增长压力的释放。
郭树清: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几项措施
郭先生是本次理论经济创新奖的获奖者之一。他首先提出了分配的主要问题现在出现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就是由市场决定的领域,最严重的表现在要素市场,而要素市场中,最严重的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其次是土地和不动产市场,最后才是资本和金融市场。
江平:国家、市场在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
江平教授是法学的重量级人物,此次论坛上主要围绕经济学的一个经典问题,也就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和国家的有形之手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进行了如下阐述。
第一,要有主次之分。经济市场最好自治,因此要改变国家(计划)的强制。并且,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国家主义。
第二,要有领域之分。在市场自由领域和市场秩序领域,这两只手应该有不同的参与度。前者应该更加依赖于市场的无形之手,后者要借助于国家的有形之手。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是,对于前者,国家干预过多,而对于后者国家的作用太小。
第三,国家干预的形式。在这一部分,江教授运用了两个法学术语: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音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他解释,强制性规范是指国家(法律)意志高于个人意志,后者是指个人意志高于国家(法律)意志。他认为我们之前的法律都是强制性规范的,而在经济领域,这两种规范应当同时运用。譬如现在的合同法中就出现了很多的任意性规范。
厉以宁:城镇化过程中建设资金的筹集问题
厉以宁教授认为,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过低,而发展城市化是一个重点。问题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如何来?
不论是单纯依赖**财政还是私人投资都不可能解决中国这个庞大的城镇化的资金问题。厉老提出的设想是建立中国公用事业投资基金。
吴敬琏教授通过视频做了获奖发言。
周小川教授现场做了获奖发言和或将理论的主要介绍,概况如下:
第一,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经济的,还有法律等各方面的
第二,整体改革涉及到了最有顺序的问题,但是遇到的问题是约束是很模糊的,因此没有最优解,只能在改革中寻找次优。
第三,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在动态状况下的帕累托改进不仅是个数学问题,更是改革的一个实际问题,我们需要在每个步骤上都让改革给百姓带来实惠,要有及时的福利改进。否则会有改革疲劳。
第四,坚持渐进主义,大系统需要有系统的安排。
第五,改革涉及到的学问很多都是过渡性的,改革需要处理很多的小样本问题,并不是现代计量经济学能够做到的。因此研究的很多内容学术质量可能并不高。
第六,整体性改革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这也是竞争性的推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