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天,单位组织会餐。席间,跟一位无比崇尚美国的哥们争论起来,借着酒劲,不坏说,哥们,你已经被美国洗脑了!
桌上有道酸菜鱼。话题就是从渍酸菜说起的。
有位上年岁的女同事说:以前,很多人家渍酸菜,她就不行,一直渍不出味道,她听很多人说,渍酸菜这活儿很神奇,不在技术,在人,有人渍的就好,有人再下功夫也渍不出好酸菜。现在也不用自己渍了,到超市买袋包装的就行了。
哥们说:就是,社会进步了。
同事大姐说,要说,社会是进步了,吃的穿的都比过去好多了。就看满大街的私家车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去年雪里红一块钱三四斤,今年是一块三四一斤。物价涨得也厉害,总感觉钱不够花。
哥们用筷子指着满桌菜说,就说物价涨了,可我们还能天天吃肉。以前家家户户吃酸菜时,吃肉得等到过年。还别说车了。
不坏说,依您之见,只要我们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比以前吃得好、穿的好,就应该认为社会进步了?从而默认其它方面的退化?
哥们说,哪里退化了,明明社会进步了嘛!
我说,咱们国家曾经消灭了妓女、毒品,创造出一种世界上公平度最高、基尼指数最低的社会制度。但后来,妓女和毒品又出现了,公平几近丧失殆尽基尼指数高到决策者不敢正视的程度。你说,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哥们不服,说,可你说的这些并不是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大数人都感觉现在比以前好。这是事实。从贫穷、落后到温饱、小康这才是大家的普通感受。评论社会是不是进步,要看基本的民生问题。
不坏说,是吗?穿衣吃饭肯定是基本民生,但住房、教育、医疗、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基本民生?基本民生解决没解决,要看生活压力大小,而不能光看桌上多了几盘菜。我小时候,家里是穷,但我家的房是生产队帮着盖的,我上学一直到中学都没交过钱,甚至有时还发点铅笔橡皮,我那时看病只花五分钱的挂号费,我大约六七岁时得过一次肺结核,打了一个月针花了几块钱就治好了。我小时候,村里的池塘里可以洗澡,可现在,就连村外的小河里都找不到清水了,鱼都是臭的,猫都不吃。吃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你知道你吃的哪些东西是转基因食品?哪些食品里含有三氯氰氨、苏丹红吗?你嫂子所在的学校里,小学五六年级的女生开始来例假,你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吗?我们现在还年轻,身体没大毛病,但看个感冒要好几百,你敢想象将来你有大病时会怎么样吗?你说说,同那时比,咱们和父辈谁的生活压力更大些?
不坏继续说,感觉,是分不同角度的。比如,我们前一次吃饭点了八个菜,而这次我们点了十二个菜,你感觉这是进步。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你或许会发现,我们这次点的菜,量小了,没硬菜,全是便宜菜,实际质量远不及上次,你还会说这是“进步” 吗?有些人,很善于引导人们从他们希望的角度来进行比较,以得出“社会发展了、进步了”这样的结论。你看我们邻桌,是隔壁公司的,上次吃饭我们也是邻桌,人家上次点了八个菜,这次也点了八个菜,但你看看人家那八个菜,个个都是硬菜,尽管人家比我们还少了四个菜,但菜品远远高于我们这一桌。
哥们说,你这种比较让我想中国与朝鲜,咱就这么说吧,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还是愿意去朝鲜?听说那里连互联网都不让上。
不坏说,那咱们做个调查。在座的各位,愿意去朝鲜的请你们举手。
没有人举手。
哥们得意地说,看看,看看,事实最有说服力。没人愿意去,傻子才认为朝鲜好。
不坏说,别急,因为这个调查之前你有一个“连互联网都不让上”的前提,你能不能让我解释一下?
哥们说,行。
我说,没错,朝鲜是进行舆论控制的。不过,并非不让上互联网。尽管咱没有具体数据,但有关资料上说,其实朝鲜的电脑普及率还是相当高的,电脑也可以上网,只是只能上国家内部网,对上国际互联网是严格限制的。这是其一。其二,朝鲜现在还是供给制,每个人的住房、教育、医疗等还是由国家保障,比如学生一毕业,基本就给安排工作了;年轻人想结婚,国家就给你一套房子,虽然房子未必豪华,但国民是相对比较公平地享受这些的。第三,我们不能直接问谁想移民朝鲜,因为一个人,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所以,设问应该是这样的,假如有两种选择:一是生活在现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另一种是生活在类似朝鲜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比如吧,你的家乡就像朝鲜那样,你一毕业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当然,未必是你最喜欢的工作;家乡**按月供应你基本的米面粮油,但不发给你汉堡包和肯德基;你想结婚时,家乡**就分配给你一套房子,可能不大,也不一定是你希望的楼层和朝向……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把“你是愿意回家乡,还是愿意留在北京”替代为“你愿意不愿意去朝鲜”。——那么我们重新调查一次:各位,有愿意去朝鲜生活的请举一下手。
在座的除不坏、那哥们,和另两位北京户口的同事外,其余人都举起了手。而且,未婚同事比已婚的明显果断一些。
哥们有些尴尬,说,你们都为什么啊?
同事甲说,北京压力太大,看不到前途,几乎让人绝望。
哥们说,看不到前途你当初为什么还留在北京?北京房价高,竞争激烈,你不是不知道啊!
同事乙说,我们其实已经没得选择了。我老家农村的,家里没权没势,回老家也得自己找单位打工,且不说我学的专业在家乡更没前途,就我家乡那破城市,房价也四千多了,同样是买不起,四千和一万有多大区别!我只当是拿在老家租两居的钱在北京租一间了,好歹说起来是在首都啊!
不坏说,看到了吗哥们,我们不是怀念那种物质贫乏的生活,我们是怀念那个公正公平的制度。
哥们终于抓住一个有力的反驳机会:那你希望回到那种制度下生活?不让你说话,不让你有自己的思想,还天天开会背语录?
不坏幽幽地说了一句:天天背语录,好过天天当美国鹦鹉。因为,背语录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被迫,学毛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主动与自发的成分。要理解那时有那时人们的热情。就像时下某些人也有热情,不遗余力地宣传普世价值,甘心情愿地替美国做宣传一样。难不成,学毛就滑稽可笑,媚美就风度翩翩?——当然,这么说并非不承认当年组织方式上的僵硬,问题是,组织方式很好改变,而改变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时,是不能因为要倒脏水而把孩子一块泼出去的。解放思想,未必非要否定曾经的理想;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未必非要否定计划经济的长处。当年搞计划经济,有其不利的一面,比如做统计、做计划,多少把算盘拨拉半年还不一定准确,而现在呢,键盘一敲,各种数据瞬间全出来了。这就为科学规划与宏观控制提供了保证。为什么非要迷信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呢?讲了多少年“一改就灵”,最终还不是跟着华尔街的大的鳄一起忍受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其它社会矛盾带来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整体恶化就不用多说了。
哥们说,但你不能否认,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不是文革或大跃进什么的。那时光人斗人了,肚子都吃不饱,还饿死人。地一分,粮食就增产了,你能说这不是事实?
不坏呵呵一笑,说,哥们,你听谁说是地一分就增产了?我来告诉你几个基本事实吧:田地增产是有几大要素的:好地、好水、好种、好肥、好农药、好农具。这些要素再加上精细、科学的管理才能增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使得管理比之以前精细些了,但并没改变前面我说的几个要素。事实上,到承包到户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农业水利、农业育种、化肥厂、农药厂、农业机械等各个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比如根治淮河,根治海河,挖沟渠建水库修梯田等等,经过长达三十来年的投入积累,恰好到承包到户时,这些因素都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你去查查袁隆平培育高产杂交水稻,起始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推广的。这还是其一。其二,在承包到户之前,是集体生产模式,一个生产队,只有青壮年及少数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参加集体劳动,其他人不用参加劳动。而承包以后,无论妇孺老幼残弱病等各色人等,但凡有活动能力的人,几乎全都被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了,这在人力上多投入了多少?所以,承包以后增产的诸多因素中,大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你们口中饿死人的那个年代,别天真地相信“解散集体经济实现农业增产”这样的神话故事。事实上正相反,由于解散了集体经济,使得农业的规模化生产方式受阻,从而使得大批农业机械、农机具企业、农技研发机构倒闭或转产,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出现了迟滞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