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缓，温州到底所患何病？
　　
　　一、前言
　　
　　温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奇迹，一个被海内外媒体不断追逐的经济明星城市，曾让多少人为之喝彩、为之兴奋、为之鼓吹。但是从2003年开始，弥漫于温州上空的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重要模式之一的“温州模式”的大红大紫的气氛开始慢慢消退时，温州又再度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这次社会关注的却不是有关温州利好的消息，不是以往有关温州飞速发展的奇迹，也不是种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温州人神奇的创业故事，而是温州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下滑，投资增长的乏力。从重化工业、高新科技产业的缺失，大量企业和资本的外流，温州本地经济发展速度在浙江省内的位次不断下滑等等现象出发，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在喝彩过后，渐渐显露出了自身的缺憾和不足之处。这些专家学者的质疑，使得温州模式似乎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有关温州模式的讨论再次充满了各种争议，一些曾经为温州模式鼓掌，并极力为之辩护的人士哀叹，继苏南模式衰弱后，温州模式也将很快寿终正寝。从历史上看，每当人类遇到一些反常、奇怪的事情时，总是为了寻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而绞尽脑汁，试图为这个反常事情得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温州经济在21世纪处的戏剧性的增长率下滑，也让很多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争论种
　　
　　二、温州困境
　　
　　在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GDP排名中，“杭甬温”长期占据前三甲的位置，经济优势地位难以撼动。但是2002年的统计结果出来后，温州的GDP出人意料地滑落到浙江省第七位。进入2003年更是每况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数第二，7、8月份则连续两月倒数第一，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四项经济指标上半年也排倒数第一。消息传出，媒体舆论和一些专家学者惊觉奇怪，华南与华东一些媒体开始连续报道，慨叹并反思温州的“衰落”，其风潮绵延至今，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温州模式”不出几年内将消失，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温州怎么了？
　　温州到底怎么了？李总是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某塑料加工厂的老板，他抱怨说：“我们的产品销路很好，我想再开一个分厂，可这地皮简直是贵到了天上，光这一部分投入就要200多万元！上次我到外省的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那边的地比较便宜，在税收上还有优惠政策。我现在发愁，到底该不该把厂子搬过去？”而素有“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之称的温州市龙港镇的一位“农民商人”也是满腹怨言。原来，在不久前，他与几个朋友筹资150万元准备办一家小厂。但他要的3亩地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上面说地皮太紧张，要先考虑几个大企业。我已经决定把这笔钱改投到外地。”“其实，像这样拥有一笔资金，但在温州本地投资无门的商人大有人在。”自称对“温州资本现状关注了很久”的温州大学的郑教授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少的温州商人开始考虑向外发展，这样就造成了温州资本的大量流失。”
　　
　　1、资本大量外流，企业外迁严重
　　
　　温州市统计局最近所做的一个大型调查似乎验证了郑教授的说法。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154万人(这次调查的在外温州人，是因经济因素自行外出温州行政区域以外的人口，不包括职工、非经济因素及国外和港澳台迁移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20.4%。而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案，测算2001年在外温州人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为563亿元，为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932.08亿元的60.4%。这些跨地区投资经营的温州人，在全国开办了4万多家公司。2001年在外温州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为700.6万元，其中上规模工业企业平均产值为3606万元。而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有近百家，超千万元的有3万多家。这个调查结果令温州人颇为吃惊。“这些在外投资者，原始资本大都来自于民间借贷。如果按每一位投资者原始资本金为10万元计算，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而这部分投资经过多年积累，其效益已经在成倍地滚动发展。”温州市统计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更为不妙的是，现在仍然有大量温州人在向外寻求发展，而且这些温州人基本上都在本地筹集了不少民间资本。“外出现象比以往更加凶猛。”另外一个事实也同样让温州人吃惊不小：近年来，温州企业外流、外迁现象非常严重，并呈上升趋势。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大企业，如著名的均瑶集团等，就已经把总部迁到了上海或其他的省市，截止到目前，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
　　
　　2、缺少出口2000亿民间资金如笼中困兽
　　　　
　　一项统计表明，在温州，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人大约有260多个。而据银行方面的消息，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温州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2268.13亿元，温州个人储蓄金额达到1500亿元左右。但据温州的本地人士估计，温州的民间资金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的资金流可能在自发的、地下的信贷循环中流通。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可能就地储存自己的资金，没有体现在温州当地银行的账面上。因此，以保守的口径估计，温州实际的民间资金应该是上述数字的1.5～2.5倍左右，即在2000亿元以上。一向追捧“以钱生钱”的温州人，现在为这庞大的资金深感头疼。于是，选择购房置业成了温州人一个较为安全可靠的投资出路。日前，由温州的一些民营企业联合出资所组建的“温州财团”，正在全国各地“大行其道”，在房地产行业掀起了一场极其猛烈的“圈地运动”。这似乎可以看作是温州资金在受到压抑后的夺门而出。而有人估计，今年温州的民间资金至少有接近10个亿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温州资本正在急切地寻找出路。”温州大学的郑教授认为，“温州财团”“围剿”房地产行业恰恰折射出目前温州资本的无奈和急躁。“房地产只是一个典型，温州人在外投资的形式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又由于温州人投资注重‘务实’，所以很少有人光临股市。于是，对资本市场不太‘感冒’的温州人，有相当一部分在寻找大量资金的出路，另一部分则依靠自己信赖的亲友到外地投资。”温州市某证券部经理望着冷冷清清的营业大厅向记者“大吐苦水”。
　　3、土地资源匮乏，人才短缺，环境差
　　
　　“温州的土地资源非常匮乏。”温州市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处处长潘忠强告诉记者，“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潘忠强说，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比如在瑞安，2004年的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的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现在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了25万左右，但在上海郊区，每亩也只不过是3万元左右。土地价格昂贵，一般的中小企业还真的‘买不起’。”潘忠强介绍，由于土地资源过于紧张，对于企业用地，温州还“强行”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即企业用地规模必须在4亩左右才能给予批准。但一般的小企业用地也只是在两三亩左右。“因此，很多中小企业往往申请不到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便开始考虑外迁。就连温州有名的生产工业电器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也对此深有感触。正泰集团宣传处处长廖毅说，正泰也面临着用地的困难。比如正泰在温州的一个所谓的工业园，占地也只是200亩左右。“温州人才也比较匮乏。”廖毅告诉记者，温州外迁企业大多迁移到了上海。“上海在信息、人才等方面资源较为集中。”尽管目前正泰的生产基地还在温州，但其研发中心也已经搬到了上海。由于过去很多人都到温州来“淘金”，现在的温州几乎成了一个“移民城市”。温州市企调队提供给记者的数据表明，目前，温州全市跨乡镇、街道半年以上外来人口为203.09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量的26.8%，这还不包括来温州不满半年的外来暂住人口35.68万人。而根据对温州企业中86400多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他们中小学文化水平的为8901人，占到10.3%；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的为70158人，占到总人数的81.19%，这当中又以初中文化为大头，占到49.06%；大专学历的有4936人，占到5.71%；而大学本科学历的仅占到2.8%。这似乎印证了廖毅的说法。还有一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发现，原有资源已不足以保证企业继续发展，这时就开始选择了把重心外迁。如均瑶集团，在起步阶段，在温州还能发展下去，但现在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已形成以航空服务业为基础，乳品业为核心，兼营酒店、旅游和房地产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这时候如果不把总部向外迁移，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均瑶已经把集团的营运、人才、科研中心全部迁移到了上海。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软环境较差也是温州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说，现在政府都在说要改善环境，但实际上，温州的投资软环境并不很好。“一些地方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一些地方税负非常重，‘小牛拉大车’的现象让企业不堪重负。于是，很多企业便选择了‘出逃’。”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曾作过一个调查，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而恰恰在于这一问题还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温州一官员如是说。温州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渡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位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企业负担重”。
　　GDP增速的相对下滑，资本、产业的外流让温州落入“经济模式即将衰落”的困惑中。从这时起，“温州模式日暮途穷”以及“温州经济不行了”等等说法都开始流传，经济界对温州经济的忧虑也开始产生，温州似乎陷入“缓速”之惑。从默默无闻到温州模式再到媒体对温州的质疑，温州人体味到了“先走”带来的酸甜苦辣与辉煌。而在今天，当这种市场环境和精神在更多的地方得到推广和蔓延后，经济已相对“缓速”的温州不得不重新站在十字路口，考量如何找回当年领跑的身姿。从早年的“敢为天下先”到如今的“温州模式”，是耶？非耶？温州人该如何面对和保持曾经的辉煌？“温州经济到底所患何病？”温州的弦正在绷紧。
　　
　　三、温州政府急了
　　
　　温州经济增长趋患，GDP的增长率不断下滑，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绍兴、台州等地越追越紧，这些不利的现象已经引起温州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州市政府面对一些媒体和专家的质疑声，真的急了。2003年，温州两会召开，“现在领导感到压力了，不前进就落后”，温州一位企业家、政协委员对记者指出，“纵向比较有增长，横向比较有差距，发展前景不乐观。”一位温州人大代表的提案草稿这样写道。而在温州内部，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
　　　在此次讨论中，原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而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倒数第2。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GDP由1978年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24年内增长81倍多。但到了2003年，尽管全年增长14.8%，达到1998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浙江省其它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GDP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1998年以来的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个百分点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二。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1980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而过去“由当时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默认造成的宽松环境有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需要积极推动了”。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惜不已。温州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一企业家指出。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么“现在是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作好软硬环境”，一温州企业家指出。 而温州此次思想大讨论重点就是，“要学习先进地区超前的发展思想、可行的发展政策、成功的发展经验，做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力求在解决改革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李强个人建议在“学全国”时重点“对外开放学广东，吸引外资学苏南，城市建设学大连，政府服务学上海”。为改善环境，2003年8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80%强”，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一级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对此温州市编制办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根据三个带：温州地形，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绿色产品就是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的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
　　
　　四、温州新书记的“药方”
　　
　　在整个2003年里，温州市政府为了重新促进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又是效能革命，又是大力强调发展温州人经济，但是温州经济依然起色不大，进入2004年1月份，在杭州、湖州、绍兴三市工业总产值增幅达20%以上的情况下，温州居然下降了1.9%。处于种种考虑，可能针对温州外资薄弱的特点，浙江省委省政府于2004年下半年调任原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任温州市委书记。新书记的到来为温州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招商引资，是王建满主政萧山市时的成名绝招，现在被他带到了温州，它和发展重化工业、建深水港，一齐成为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给温州开出的药方。从杭州萧山转战温州，在履新3个月后，王建满在温州烧起了一把火。2005年初，王建满率领温州近百名官员从上海出发前往松江、嘉兴、杭州，在紧张的行程结束后，返回温州当天，王建满在温州召开“千人大会”。受邀参会的除政府官员外，还包括来自全国的92个温州商会以及一批在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侨。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在“千人大会”上王建满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这对全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来讲，都是最平常、也是过去几年最频密的话题，但是一位温州官员称，这在温州“史无前例，完全是破天荒”。温州是本地资本最为“过剩”的中国城市之一，温州经济有95%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温州商人游走在全世界，并带回源源不断的财富。过去几年，当中国各级政府为招商引资前后奔忙时，温州政府则完全置身事外。温州经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数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对自己的“无为而治”津津乐道。
　　王建满用他一贯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温州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王解释说，温州正在切身感受到现有经济结构带来的“成长烦恼”和“过程疼痛”，其根源即“温州经济的难以为继”，王建满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温州产业向来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而温州又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资源匮乏，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使王建满意识到“难以为继”的直接原因是温州GDP增长速度横比两年来持续下滑的趋势。2004年温州GDP总量在浙江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但其GDP增速在全省11个城市排名中，2003年和2004年排名分别为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而仅仅两年前，温州人尚在高呼“全国看温州，温州看什么”。 在王建满率温州官员考察的嘉兴、杭州两地，2004年一年合同利用外资分别为25.8亿美元、30.78亿美元，而上海松江外资总投资额高达100亿美元。外资经济一直被温州政府视而不见，据温州政府提供的数字，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温州实际利用外资仅为11亿美元。过去20年温州吸引外资的总量甚至低于嘉兴一年的引资额。依据过往在萧山的经验，王建满希望以“招商引资”策略为温州经济“破茧”，迅速扭转其下滑之势。招商引资被高调确立为市府“一号工程”，其目标是在2005年确保合同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内资16亿美元以上。据说，2005年市府对党政机关的多数考核办法都围绕招商引资拟定。到2005年底，王建满刚刚履新一年。这位风风火火的市委书记一年来奔波于各个部门、积极地面对媒体、频繁穿梭于各种可能为温州引入外资的会场，用他极其丰富的语汇向外界宣讲其“招商引资”策略。被王建满反复提及的“无外(外资)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理论，温州官员基本已熟谙于心，而对过往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温州模式”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
　　在温州企业全面反思“温州模式”、并试图重新塑造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时，温州政府亦颠覆性地提出了“招商引资”的策略，对这个完全依靠草根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地区来讲，这种转变是福是祸？争论再所难免。在王建满大刀阔斧地推行其招商引资策略时，温州商界则流传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温州资源匮乏，本地企业都满足不了，何苦招商引资？”，“萧山和温州截然不同，萧山模式能在温州复制吗？”，“外资进来了，民企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这些说法陆陆续续传到了王建满耳朵里。王建满对《中国企业家》直言不讳，“宠爱儿子要看用什么方式，假如招了女婿,儿子就被气走了，那还是要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这位父母官强调说，温州经济政策的制定要听取企业界的声音，“我们的经济95%是他们创造的，绝对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 王建满表示，他的顾问班子里有十位是温州的企业家，“一些企业家的想法和建议可以直接传到我这里，我的一些经济策略也会直接跟他们沟通。” 市委书记召集了数次与当地企业家的恳谈会，在会上，王建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王建满说，政府招商引资的目的是为了温州企业能“借梯登高”，“我们要打出的旗帜是‘千家民企大招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一些企业半信半疑，而另一些在国际化道路走得更早、碰壁更多、受伤更深的企业则早已经走到了政府前面，他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对合资道路已经尝试、探索了很长一段路。
　　近十年来，温州商业在全世界的游走伴随着各种反倾销的调查，过往在全球所向披靡的他们现在纠缠于各种形式的贸易磨擦，各国政府的歧视性禁令、同行间的价格血拼正将他们拖入泥潭。2004年9月，西班牙埃切尔的一把大火焚烧了16个集装箱的温州鞋；同年11月，在巴黎6处温州华商仓库被焚；2005年3月，俄罗斯警方以偷税名义抄走了价值8000万的温州鞋……对温州产品的抵制甚至愤怒情绪从各国政府、各种组织、协会正漫延到民间，温州产品被冠之以“蝗虫”、“洪水猛兽”甚至“黄祸”，尽管这些产品耗尽了温州的资源、承担的只是当地人极其低廉的劳动价值，和分布于各国在2004年埃切尔大火之后，温州商界前所未有地开始直面探讨温州模式的得与失，检视温州企业何以身陷今天的商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对手相比，温州企业获取的只是极为低廉的利润。出口量名列三甲之列的温州东艺鞋业公司董事长陈国荣对此反思说，温州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发挥到极至后，现在转变为劣势，使企业腹背受敌。“量大面广、铺天盖地出口强势无限膨胀，就有可能导致成祸成灾。好强好胜好斗好赢的经商理念未必是国际化取赢的上策。而国内企业一贯奉行的‘产供销’一条龙策略，在国际市场腹背受敌，惹来一身臊。”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则告诫同行，“我们要少一些埋怨，多一些主动，主动审视自己，改正缺点；要少一些数量，多一些品牌，改变中国鞋低档的形象。” 埃切尔事件之后，温州一些协会开始积极组织温州商团前往西班牙考察、沟通。温州商圈开始建立一些共识，比如不搞低价竞争，探讨与当地企业“有钱大家赚”，开始强化共赢的理念。而温州引以为傲的低压电器行业，整个2005年呈现出一片萧索，行业利润大幅下跌，亏损企业大量增加。正泰、德力西、人民等几大企业持续数年来规模虽不断增长，而利润则持续缩水。一些危险的苗头开始出现，人才流失日渐严重，各种商业成本持续走高，技术人员青黄不接，一些企业抽调资金做各种投资，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奇观。
　　但王建满所倡导的招商引资是温州商人们理想的升级途径吗？在温州商界素有领袖风范的郑秀康是温州企业升级的身体力行者。2005年12月17日，康奈集团在温州举办了“和谐·共赢——从康奈之路看中国鞋业国际化”的论坛，西班牙埃尔切市鞋业协会、温州市鞋革协会和康奈集团三方共同签署了“温州宣言”。 “面对这样一个近乎政治性事件，一个企业能推出这样的举措，能推动双方走到一起来，郑秀康还是很令人敬佩。”一位温州官员评价说。《温州宣言》被国内媒体视为温州企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在《温州宣言》背后，温州商业协会正试图以各种方式向西班牙同行展示一种开放、欢迎、合作的姿态。比如，以合适渠道帮助西班牙高档鞋进入中国市场，支持对方来温州投资等。一些企业的经验也开始在温企间被纷纷仿效。在埃尔切大火中，开设品牌专卖店、零售价高于60美元的康奈鞋即幸免于难。康奈在国际化之初即在世界各地纷纷开设了自己的专卖店，并坚持出口专卖品牌经营，并主动投巨资与一家全球性鞋类论证机构合作，在中国建立符合该论证机构的鞋类设计研发中心。现在康奈试图在未来几年迅速加大在全球开设品牌专卖店的速度。2005年底，在国际化中不断遭遇贸易风险的温州哈杉鞋业则抛出重金，收购了意大利著名鞋业公司威尔逊，其董事长王建平解释说，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创建国际品牌，从而摆脱低价竞争竞争的泥潭。此外，瑞立与一家香港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并在美国借壳上市，安信签约收购了巴西8.5万公倾的森林，正泰在2005年初与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GE组建了合资企业，金狮啤酒向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英特布鲁张开怀抱，飞雕收购了意大利ELIOS公司……
　　温州商界素来的低调潜行作风，使温州多数企业的投资行动都避开了传媒的视线，这场在温州商界掀起的新合资运动，其动力无一例外地源自于市场。而这和刚刚履新一年的市委书记的想法似乎不谋而合。除了大量引经据典外，王建满的谈话中时常会引用温州一些企业家的原话。对于合资后的感受，王建满津津乐道，“和GE合资后，南存辉就说‘用了才知道好。’”王随后调侃说，“我看这句话应该改为‘合了才知道好。’”在王建满铁腕风格下，温州1月至9月份，全市新批外资投资企业141家，同比增加48.2%，总投资10.6亿美元，同比增加96.8%，这与王建满强调的“有选择性地引入一些优秀企业”基本吻合。而前9个月温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两项的增幅，都在浙江省名列前茅，王建满对这张答卷似乎较为满意。尽管看起来温州商圈对自我升级的诉求和新一届政府的新政举措找到了共赢的基础，但是由于温州政商两界过往长期各行其是，双方的诉求在下一步如何相互推动尚有一段距离。过去20多年，温州经济完全由民间推动并掌控，温州的民营企业完全依靠家族力量、依靠自我推动、基本游离于政府范畴成长壮大，现在当推动力、主导权部分地移交到政府手中时，双方怎样适应新角色，政府能否对自己的主导权把握有度，而企业又如何在政策东风之下获取更大的利益？在“温州民企与全球500强对话”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邀请了七位温州民企做私下沟通，他面对来自企业家的最频繁的提问是，“对我们在国外遇到的各种贸易壁垒，商务部能提供什么帮助？”相信市委书记王建满曾经(包括未来)也无数次面对同样的提问。过往不论是温州政府还是其他相关部门的“无为而治”，使温州企业在成为国际化先锋时，常常陷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境地，他们获得的来自政府方面的支持和管理十分有限，现在国家相关部门，尤其是温州政府都面临对自身职能的反思和革新，这是王建满面临的新挑战。
　　除了将招商引资作为温州市一号工程之外，扶持新的支柱产业也成为温州的战略选择。2005年3月初，温州市政府原则通过了《温州市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及总体布局规划》。按照规划，温州石化基地将选址该市东部海岛洞头县大小门岛，总规划面积9.38平方公里，预计今后10年将投资近300亿元，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逾350亿元，石化产业将成为温州经济“新兴”的支柱产业。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将石油化工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决“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临港工业，这个对温州人来说相对陌生的名词，在“十一五”规划中被浓墨重彩地描述着：“全力发展临港工业”、“临港工业是温州的希望所在、潜力所在”，温州对发展临港工业的重视，温州深水港建设也自然被提上了日程，温州深水港建设工程的状元岙深水港区一期码头试验工程已于2006年3月份正式开工，这是温州港口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标志着温州从“瓯江时代”跨向“东海时代”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6年4月29日，国内最长的跨海大堤在温州正式建成。这意味着谋划已久的温州港计划又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五、对新思路的质疑之声
　　
　　任何重大的政府行为总是难免会有些人表示怀疑，新书记的这些举措除了引得叫好声一片，但外界也有质疑的声音。对于招商引资的质疑，主要集中为温州不缺乏资本，而且产业结构调整成功也不乏先例，诸多“中国名牌”就是例证，难道外来的和尚一定会念经？对石化工业规划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温州没有石化工业基础，别说和石化工业重镇宁波无法相比，连嘉兴、绍兴等城市也差距很大，圈个岛作为化工园区，投资者会买账吗在某位学者看来，招商引资首先源于政绩冲动。“因为经济是全球化的，官员永远是地方化的，官员追求的永远是本地区内的经济总量和考核指标。”2005年一年下来，招商引资虽然从指标上都超额完成，但招商引资的实际效果还是遭到质疑。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说，纵使能够引进项目，但更需要考虑的是，这些项目是否真的就适合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需求，能够切实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否则，那些空降的空洞化的资本随时都可能迁移。“你看看萧山，”他对记者说。而温州市招商中心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相关官员都明确告诉，实际所引进的外资大多是温州人的在外资本。而真正的外资项目，譬如可口可乐，在温州以合资的方式落脚了，但实际上仍然不过是罐装车间。“那能否给温州带来高精尖的技术和产业，能否促进温州产业升级，实在很难说。”谢健说。王在萧山的最大抓手，就是招商引资。具体做法为，由政府出面协助当地企业找跨国、跨省大公司洽谈合作。“传化集团联手花王”“华润啤酒并购钱啤集团”等大手笔，其间都有王建满的功劳。一个广泛的说法是，招商引资是王建满得以升迁温州市委书记的最突出政绩之一。但是，“温州社会发展的惯性太大了，一直以来政府在社会面前都是显得比较弱势的。”谢健如此对记者判断，而王建满似乎试图扭转这种局面。温州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在具体的经济发展上，市委市政府再快，还能超过四处寻找商机的民营企业？” 他说，“浙北系”的官员来到温州，用“长三角经验”来温州大搞“去温州化”运动，只怕最后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
　　六、学者对温州经济增速趋缓的反思
　　
　　未来的温州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趋势？温州模式是否真是每况愈下？一些来自浙江省内的学者，首先为反思温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史晋川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史晋川，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推崇温州模式。不过，自从1999年开始承担教育部首批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温州模式研究”之后，在调查过程中，他逐渐观察到温州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发出体制危险预警。2003年，他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框架阐述温州经济，断言温州模式将在此后一至两代人的时间内彻底瓦解。
　　众所周知，一连十多年，与浙江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相比，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相对缓慢，基本局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尽管其专业化分工程度与营销网络世无其匹，但增长势头已明显放缓。在2003年，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直接导致了同期温州GDP增速相对下滑。史晋川教授据此指出，20多年来温州的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致温州的制造业演变过程出现了“代际锁定”现象。他发现，在温州两代人之间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他们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了解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不过，多数媒体记者将史晋川所说的“代际锁定”误写为“待机锁定”，将一个原本很有价值的制度分析概念敷衍为一种个人化的肤浅体验。这样的路径依赖在温州的确极为普遍，以致被称为“温州新生代”、“美女企业家”的挺宇集团总经理潘佩聪在北京投资文化产业的时候，许多人都连连摇头。潘佩聪18岁从父亲手中接手生产阀门和仪器仪表的挺宇集团，对传媒行业一直有浓厚兴趣。她甚至与日本最大的一家电视台合作，投拍专题纪录片，自己身兼制片与策划，而且经常亲任主持。她是那种很少能跳出“代际锁定”的温州企业家之一。　
　　那些“绝大多数”们跳不出“代际锁定”，而外面的资本似乎也很难进得去。史晋川手中的数字表明，作为中国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同样极其缓慢，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温州的“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近10%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至8月份，温州引进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只有宁波的1／10、杭州的1／5，其外贸出口总额也只有宁波的1／4、杭州的1／3。“不要说国外投资者，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少会去温州投资办企业。”史晋川说，“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方官员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私营经济的成长，并且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史晋川教授并不否认，公共部门这种行为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他同时指出，政府官员介入具体交易方式，不仅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事实上也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有一个数据似乎可以支持史晋川的观点——2003年，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都在35-80%之间，温州却不足20%。同时，据新闻媒体报道，“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300-1000亿人民币。温州市统计局的一份分析报告也指出，“资本过分输出，必然导致当地经济的衰退”。一般认为，温州企业的外迁与民间资本的外流，多与温州当地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制约有关，也与企业在扩张中不能得到更为完善的要素市场支持有关，但史晋川教授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
　　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是那些有效率的经济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温州人的自组织是一种摆脱了大共同体束缚、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这个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社会群体应该是小农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教科书。温州的进步历代无双，为什么当新的世纪刚刚开始，温州模式却几乎要在挽歌中落幕？史晋川教授借用历史制度分析阐述有关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指出了温州模式衰落的内在必然性。所谓历史制度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历史经验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结合出的一种经济史学框架。其代表性人物阿夫纳。格雷夫以此研究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交易方式，阐述了不同的合约执行机制的形成及其基础。史晋川从中发现了温州人的影子。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联盟，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联盟成员只选择内部人作为贸易代理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人出现欺诈行为，整个联盟就会对其作出集体性的、永久和彻底的惩罚。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它不仅与政府无关，恰恰是缺乏政府的产物。热那亚商人信奉的则是新教拉丁地区的个人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在非热那亚人中雇佣代理人，他们通过创立“社区责任制”以及类似法庭组织的仲裁机构，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有效执行。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　　
　　史晋川认为，与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机制相比，热那亚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在贸易扩张中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从事海洋贸易的历史也比马格里布商人更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因为他们的交易方式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现在让我们来描述温州人——老大生产服装，老二生产布料，老三生产纽扣，妹妹负责市场销售，外地人进来无从插手，即使进来也没有任何竞争力；子承父业，交易方式和营销网络也承袭了下来；温州本地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温州人却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和国外的生意网，从事的依然是传统行业——他们与马格里布商人何其相像？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以外的地区不敢与温州人一样大胆而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温州人的商贸活动甚至还会受到外地人的歧视，所以，温州人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逐步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就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必将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史晋川教授认为，温州对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已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他说，一个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确立先发优势的地区，倘若不能够与时俱进，进一步开拓新的体制优势，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七、反击与“挺温”
　　
　　史晋川等人的学理研究，以及媒体大量关于温州GDP下降、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报道，给温州带来了极大压力。作为温州最有名的本土思想家之一，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在全国各地奔走讲学，平均两天一堂课，内容只有一个：温州模式从来就没有衰落。洪振宁说，我们不是意气用事，我们认为对温州模式的新一轮“唱衰”将导致我们的社会在发展理念上更加混乱与不成熟。温州向来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别人的争论中出名，在自己的不争论中发展，它只是拥有历史追授的荣誉。但是现在，对温州前景的思考，已经变成温州乃至浙江经济学者的一项集体性功课。在“唱衰”者的对面，“挺温”者大有人在。这座山间水湄的浙南名城，无意当中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浙江大学教授罗卫东说：“事实上，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至今为止我们都没有能够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做出回答，比如温州的经济绩效到底该如何来衡量？衡量温州区域经济和温州人经济，其结果有多大差异？如何评价温州经济绩效的长期变化？温州与同类地区的比较到底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再比如在经济绩效和要素、制度约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对温州模式的正确判断。”罗卫东不同意史晋川就温州模式所做的比附。他认为，温州模式既不同于马格里布模式，也不同于热那亚模式。根据历史记载，马格里布商人的贸易是被埃及人强行终止，从此融入犹太社群，而非经商效率低下而衰亡，而热那亚人的远洋贸易更多的是在马格里布商人退出以后才崛起。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两种商业模式之间直接竞争的历史阶段，而且经济进化也不是决定论的。问题是，温州人是“类马格里布商人”吗？罗卫东说，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判断。阿夫纳。格雷夫的调查发现，马格里布商人群体是一个人数有限、边界明确的团体，信息传递比较便捷，这是其声誉和集体惩罚机制行之有效的前提。而热那亚人在1200年至1300年之间，人口从3万人增长到10万人——“数万人的社会，只能采用个人主义的商业文化，何况温州这样数百万人的社会，如何来建立和实施基于声誉和集体惩罚的商业模式？”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也认为史晋川的观察“存在着某些含混、牵强和片面之处”。他说，由于伊斯兰教的背景和约束，马格里布商人内部是没有竞争的，而温州商人由于地域关系，也形成了一个“海外生意网”，其间也会出现某些类似于人格化交易的情形，但地域约束大大弱于宗教约束，温州人之间的竞争有目共睹，很难形成真正的人格化交易。与此同时，张曙光先生反驳了目前社会上针对温州的一些流行观点：温州发生“代际锁定”了吗？——产业结构演变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转变，另一个则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发展。温州作为一个地市级经济体，第一个方向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很明显，温州摈弃了第一个方向而取第二个方向，这是市场的选择而非政府的选择。现在，温州的服装、皮鞋已经拥有自己的品牌，打火机也装上了电子机心，依然能够占据并扩大这个轻工消费品市场，因此，断言温州“代际锁定”为时尚早。温州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吗？——首先，温州与宁波、杭州的出口没有可比性，这里不仅有出口结构的问题，也有原产地的问题。此外，如果说引资多少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指标，那么，对外投资也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指标。温州引进资本少，但输出资本多，就此而论，温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并不慢。至于温州资本外流对于温州和全国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恐怕不能简单下结论。如果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被称为“走出去”，而温州资本在国内跨省、跨地流动，就被称之为“外逃”，这是很不正常的。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则说，温州资本在很多时候做着与李嘉诚同样的事情，却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温州有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并因此造成了产权保护上的不公平吗？——实际上，所谓人格化交易方式，目前仍是中国市场交易的一种基本方式，温州不可能例外，它并非内生于温州本土文化。如果公共权力不是一种被公民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有限权力，如果社会资源仍是以政府配置为主，那么，我们就很难切断政商之间那条灰色的利益输送渠道。温州GDP相对下滑说明了什么？——一般来说，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入地区，不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出地区，地区GNP通常没有计算，而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发达地区是夸大了，不发达地区却被缩小了。但是，温州的情况则相反。作为发达地区，温州既是资本流出地区，也是人口流出地区，流入80万人，流出140万人，净流出60万人。这样，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是缩小的，如果按照实际人口计算，温州的GDP肯定比现在大得多。如果计算温州的GNP(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全球所产出的财富)，那可能是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中国快，难道我们就能说美国经济衰落了？”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假如温州市和浙江省其他地区的统计数字都是真实可靠和可比的，我认为，温州经济目前的走势基本面是正常的、健康的。”洪振宁则表示，温州GDP排名下滑不足为怪，这是温州10年持续高增长之后的合理调整。这位身材瘦小、阅历复杂的学者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如果一定认为温州模式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也不在这里。温州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改革不够深入、不够到位的问题。解决温州问题不应该就温州说温州，要解决整体性的问题。”　　
　　
　　八、温州经济所患何病？
　　
　　1851年，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为了庆祝英国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英国政府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这次世界博览会共开了141天，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超过600万名。博览会的中心是一座由玻璃和钢铁构成的巨型建筑物，名叫“水晶宫”，里面汇集了全球1万四千家公司的产品。此次世界博览会的召开充分显示了当时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领先世界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著名的小说家夏洛蒂在当时曾五次参观了这次世界博览会，她被这些展品深深吸引住了，在她写给她父亲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博览会的壮丽不是指某件展品，而是由所有展品组成的天下独一无二的大聚会，在这里你几乎能找到人类工业所能创造的所有东西，它就象是阿拉伯神话中虚构出来的大集市一样”。
　　大英世界博览会是当时的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为自己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举行的盛大庆典。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不论是在政治制度、经济发达程度，还是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方面都具有大幅度的领先优势，所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大家都认为英国依然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拔得头筹，继续保持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位置。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具有戏剧性，虽然英国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巨大的领先优势，可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成了落后者，相继被美国、德国赶超上去。当时的英国人为此异常苦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批评家曾抱怨说，“相比美国、德国，英国已经成了一个落伍者，成了一个拥挤肮脏落后的国家。”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者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输给美国、德国呢？当时的经济学家对此现象也是困惑不解，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争议很多。但是我们拿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衰弱和温州经济在近年来的增长率趋患的现象做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1、 相对宽松、无为的政府铸就了发展初期的辉煌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初，自由主义的理念开始在英国普及开来，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那本伟大的著作《国富论》中就宣称，“政府除具有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外，对经济最好持自由放任的态度，这才是发展经济的最自然的道路”。相对当时其他国家，自由放任的宽松、无为的政府，一方面促使英国政府废除了形形色色束缚经济发展不合理的制度、法令、法规，另一方面也让人们从各种封建压迫、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得以自由地从事各项经济事业，这些无疑为英国经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在英国人中流行这样的看法，1859年当时的出名作家斯密尔就宣称，国家的强大、繁荣依赖于个人自由，依赖于个人的热诚、创造力，而并非仰仗国家的发展政策和政府行为。同样，温州市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当地老百姓自发的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私人买卖货物的商业贸易行为也是才取了相对宽松、默许的态度，而不是像其他地方严厉打击所谓投机倒把活动，对走市场路线心存疑虑。这些宽松、不干涉的政策，使得温州的老百姓的积极性、创造得以充分发挥出来，皮革、服装、纺织、皮鞋、打火机、小五金-------等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就是在温州老百姓的干劲和温州市政府的宽容中纷纷诞生了。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这样掘到了第一桶金，铸就了温州经济发展初期的辉煌。温州经济的成功，不少专家都宣称，这是温州模式的成功，温州经济是真正的老百姓经济，是草根经济，是温州人强烈的老板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成功。这于斯密尔的话真是有异曲同工之意。所以可以说相对自由、宽松的政府加上个人的积极性、创造力造就了英国、温州经济发展上的初步成功，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却对这种理念带来了严重的考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经济增长率长期落后于美德两国，这使得英国经济陷入了慢性衰弱中，进而被美国、德国相继赶上。而在21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经济第二次革命中，温州经济从2002年开始，也是出人意料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的局面，温州经济若还是继续陷于这种慢性衰弱中，那么在浙江省的第二轮的经济增长中，极有可能像英国一样被台州、绍兴等地挤出浙江经济第一集团的前三甲位置。
　　
　　2、资本巨额输出，本地投资却增长乏力
　　
　　到19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先行者的优势，英国已经积累起了数额巨大的资金储备，这也使得英国人能够将其巨额资本进行对外输出。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是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英国资本流向全球，英国商人出现在世界各地，此时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约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50%。虽然巨额资本输出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本收入，国外投资收益成了英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与英国巨额资本输出相对应的却是英国本土的投资增长率很低，大量的资金被投向了国外，国内投资却少的可怜。英国的工业投资总额和工业投资增长率相继被美国、德国赶上，甚至有些年份低于日本，大家都知道投资不仅是当年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扩大来年的经济产出能力，所以英国工业投资长期增长乏力，决定了英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面对这种情况，很多英国人抱怨说，这种投资方式表明了英国人为了短期的资本收益而牺牲了本土的长期经济效益，其结果是英国投资增长率下降，英国经济停滞不前，由强变弱，无法与那些看重长期国家利益的美国，德国相抗衡。
　　与英国的情况相类似，温州也是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领先者，经济发展上的优势使得温州在21世纪初期同样积累其巨额的资金储备，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的一项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温州个人储蓄金额2005年底已经高达2000亿之巨，数量如此巨大的民间资本让温州人能够进行大量的对外投资。比如横扫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温州炒房团，据估计其调动的资金高达500亿元；温州鞋业公司投资数十亿在四川创立西部鞋业工业园区；温州在东北的投资额已经达到了50亿元以上。据一项不完全统计，温州的资本输出总额2005年底已经达到1000亿元以上，资本类型遍及各个行业。同样温州对外输出了巨额资本，可是温州本地的工业投资额却增长乏力，日见萎缩。2004年，温州的工业投资额增长率排在了浙江各市的倒数位置，进入2005年，情况依旧没有起色，在2005年的第一季度，温州的工业投资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局面，这一现象引起了温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政府的一番努力，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温州的工业投资有所回升，但是依旧排在全省的倒数位置。可是说工业投资的增长乏力，直接造成了温州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让温州经济发展可能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
　　3、产业结构套牢，经济竞争力不断下滑
　　
　　由于英国本土的工业投资增长乏力，导致了英国的经济增长率缓慢衰弱。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人不得不痛苦面对经济竞争力不断下滑的恶劣局面，英国政府完全有理由为美国、德国这些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感到惊慌。在1870年到1913年间，美国的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7%，德国为4.1%，而英国只有2.1%；在工业结构上，英国更是处于劣势，在支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的关键产业上，如钢铁、机械、电气、化工等行业上，英国同美德根本无法相比。到1901的时候，钢铁、机械、电气、化工等行业的企业还无一占据英国前五大生产企业，但是占据英国前五大企业中的第一大企业还是属于英国的老式产业----纺织企业。可以说从1870年到1913年的40年间，英国的工业产业结构并未发生重大的改变，老的行业仍旧占据着英国经济舞台的主角，新兴的行业依然没有挑起英国经济发展的大梁。假如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产业的规模和结构就意味着国家的竞争力的话，那么英国此时已经被美国、德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当时美国钢铁公司的雇员人数比英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的雇员人数多出五倍还不止。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套牢，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行业，钢铁、机械、电气、化工等行业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直接导致了英国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下滑，也意味着英国经济的停滞不前。
　　同样，温州挟改革开放第一轮经济发展领先者之威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便已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制鞋、制革、服装、工业电器、塑料制品、打火机、眼镜、钮扣拉链、印刷包装、制笔等特色产业。这些特色产业基本上已形成了以区域为轴心，以市场为依托，以名牌产品或强势企业为龙头，众多中小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实行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格局。温州的特色产业发展方式被某专家亲切称之为“小狗经济”，以温州最大的行业制鞋业为例，鞋行业是温州规模最大的传统产业。全市现有制鞋企业4500多家，其中皮鞋企业3000多家，童鞋企业900多家，胶鞋企业600多家；鞋类产品有皮鞋、胶鞋、童鞋、运动鞋、工艺鞋、雨靴等。2000年全行业从业人员35万多，产值达283亿元，出口交货值58亿元；皮鞋产量6亿多双，占全国市场份额的20%；童鞋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20%左右，而且6成出口海外。温州制鞋行业现拥有国内外先进制鞋流水线1800多条，在装备、工艺、技术、质量等方面均居国内领先水平。1999年，温州首开全国制鞋技术职称评定，设有鞋样设计、制鞋工艺两个专业，目前温州拥有制鞋专业技术人员5000余人。至2000年底，已有70家企业获准佩挂“中国真皮标志”，（占获准佩挂“中国真皮标志”企业总数的55%），4家企业产品成为国家首批免检产品，25家企业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名牌产品和强势企业众多。全市年产值超亿元的制鞋企业18家，拥有2个“中国驰名商标”、3家“中国十大真皮鞋王”、2家“中国五大真皮名鞋”；奥康、吉尔达、康奈、东艺等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性行业龙头企业。2000年，奥康的皮鞋产量为500万双，产值达6.7亿元，已跃居温州制鞋行业首位；吉尔达皮鞋外销量占其总量的70%以上，平均每天有6000双皮鞋走出国门；东艺皮鞋外销量占其总产量的98%。同时，荣光集团已跻身全国胶鞋行业三强，其生产的“荣光”牌系列胶鞋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当时间到了21世纪的初期，在过了10年之，温州的产业结构依然没有大的变化，占据温州经济舞台的依然是制鞋、制革、服装、工业电器、塑料制品、打火机、眼镜------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就是说温州在十年时间里几乎处于产业停滞的状态。产业变革停滞，一方面造成了温州工业性投资增长缓慢，毕竟维持原有产业的重置性投资所需要的数额不大，这直接导致了温州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经济竞争力上不去。另一方面产业变革的停滞使得传统产业的竞争不断加剧，价格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利润不断减少，这也让温州的传统行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压力。与温州的情况相对比，在这十年里杭州却迅速崛起了以IT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行业，宁波的重化工业、临港工业、机械电子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依靠新兴产业的优势，杭州、宁波正在迅速拉大与温州的距离，浙江三甲的名称越来越名不副实，杭州、宁波正在成为浙江的经济双雄。前有拦路虎，后面还紧跟着凶狠的追兵，依靠汽摩配件、电气机械的台州和以精纺工业为主的绍兴正在成为温州在省内地位的有利挑战者，2005年，温州的GDP为1612亿元，增长率为13%，而绍兴2005年GDP为1484亿，增长率为13.5%，台州2005年的GDP为1247亿元，增长率为13.4%，其中绍兴的2005年的GDP仅比温州低128亿，浙江双雄之杭州、宁波2005年的GDP分别为2919亿和2446亿，远远把其他浙江地级市甩在后面，因此温州与绍兴毫无疑问将会在未来5年内将会对浙江三甲的位置展开激烈的追逐，目前我们还很难断定，究竟是温州被绍兴赶超呢，还是温州能成功捍卫自己的地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所以在曾取得经济领先巨大优势的基础上，温州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也同样患上了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业停滞症状，面临着经济地位不断被竞争对手赶超的尴尬局面。
　　由以上种种相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温州经济近年来增长趋缓的原因就是温州患上“英国病”，这种病英国在100多年得过，结果“日不落帝国”衰弱了，相继被美国、德国赶超了。如今，曾倍受赞誉的温州也身患此病，它会不会重蹈英国一百年前的覆辙吗？温州会不会同样被绍兴、台州这些虎视眈眈的追赶者超越呢？这些问题目前恐怕谁也无法回答，毕竟有关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极多的不确定因素，谁也没有未卜先知的神奇能力。
　　九、如何破解温州的“英国病”？
　　
　　勤劳、智慧、能吃苦，成为温州人在解释“温州模式”时惯常的回答。何以温州人可以把打火机做成出口品牌，可以使企业从服装和鞋业拓展到各行各业，可以让民间资本抱团出击国内国外呢？追本溯源，自由精神铸造了温州人一种不安分的性格，自由市场保证了温州民营经济的自我更新能力。一个被公认的事实是，温州并没有多少人才和技术，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却做到了“无中生有”。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了全国的皮革生产基地；温州过去没有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却成了全国四大汽摩配件产销基地。
　　但是温州现在的情况却是传统行业增长缓慢，利润空间减少，生存压力增大，那么希望企业转型，投资新行业的愿望最为迫切的应该是温州的老板们啊，在市场环境中，应该是企业自己处于竞争的压力，主动投资新兴行业的，从而带来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可温州为什么会出现产业停滞的现象呢？市场的压力和攫取新利润的冲动，难道真的没有让温州人创立新产业的冲动吗？是不是温州人创业的激情在小富之后已经消失了吗？是不是产业停滞的水面下暗潮涌动呢？。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本人亲自在温州各地跑了几次，发现的结果让我倘然，温州经济果然并未完全产业停滞，在温州各地我发现了不少新兴产业的身影，钢结构公司，化工公司，机械公司甚至还有电子公司的牌子高挂着，这些现象说明温州的产业升级依然有着内源型的动力存在，温州老板同美国人一样渴望得到更大的利润，更大的规模。这些自主创新的温州新兴产业才是温州未来发展的关键，温州与杭州、宁波、苏州不同，它们可以依靠外资来实现产业的大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位置和自然条件，注定了温州对外资的吸引力怎么也是赶不上杭州、上海、苏州、宁波的。没有外资怎么办，只能靠温州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二次产业革命。
　　最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央把握全局、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重大意义。要是温州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自主创新成功实现温州产业的优化升级，通过把温州的新兴企业做强做大，再次成为中国二次经济改革的啸傲风云的城市，岂不就是对中央提出的自主创新这一国家战略的最好解释吗？故温州内源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究竟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再次实现产业升级优化，这个问题决定了温州未来二十年的走向。
　　 通过与一些新兴企业经营者的交谈，我发现这些新兴行业还是很弱小，它们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大的束缚和问题，急需政府的帮助。如何解决温州的“英国病”，让温州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二次产业革命，针对“英国病”的实际特点和温州的具体情况，应该可以采取以下的几条措施。
　　
　　1、 全面放松过紧的土地政策
　　
　　土地是企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要素，没有土地，企业生产何以进行，总不能在空中盖厂房吧。温州本来就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3分多一点，工业用地本来就缺，可是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却越来越严厉，这就造成了温州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比如在温州的瑞安，2004年的工业用地需求有一万亩，但当年的用地指标只有区区的1500亩，严格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温州土地价格日益升高，现在温州郊区的每亩土地的价格已经达到了20万，很多企业往往还是根本就没法得到，而上海郊区的土地每亩价格只在5万左右。温州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土地用地审批的艰难，使得很多温州企业选择了外迁，温州的土地政策成为一道禁锢在温州经济身上越来越紧的绞索，让温州企业有些都喘不过气了，该是到了放松的时候了。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温州完全应该抛弃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因为温州没有任何必要来保护耕地。温州的一亩地用来种稻谷，每年只能收入上千元，吸收劳动力1人，可是要是用来建设工厂，那么年收入可能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可以吸收多达几十人的劳动力，不论从扩大就业，还是从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废除保护耕地政策，对温州来说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另外废除耕地保护政策，也是符合经济自然发展的趋势，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人口总是自然地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向，从而形成人口中心区，工业、商业、金融区和人口稀少，农业，小城镇区。比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共４０个城市（指１０万人以上的城市）。该城市带长９６５公里，宽４８到１６０公里，面积１３·８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１·５％。该区人口６５００万，占美国总人口的２０％，城市化水平达到９０％以上。再如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也称为东海道城市群。一般指从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范围。该城市群一般分为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圈。这个区域面积３·５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全国的６％。人口将近７０００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６１％。所以温州放弃耕地保护政策的结果，就是温州有可能象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一样，从温州，瑞安，螯江，龙港，海城到最南端的金乡，每个城市都有可能成为经济繁荣的大城市，浙南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有可能就此诞生了，成为中国著名的人口密集区，工业、商业中心。而温州沿海一带要是能够成为浙南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那么一方面可以为中西部的劳动力转移带来丰富的劳动岗位，另一方面温州有可以发挥自己的工业，商业优势，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农产品带来广阔的市场，从而大大提高这些地方的农民收入。故废除温州的耕地保护政策，是温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二者都可以获利的事情，看看现在温州港每天从东北，江苏，安徽来的运粮船，就可见此说的正确性。
　　
　　2、强化温州本地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没有巨大的资本支持，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兴行业难以得到快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以后，德国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到20世纪初期，德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上，德国生产的染料占29%，药品占30%，电器产品占35%，化工产品占27%，机床占29%，内燃机占17%，在德国经济如此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德意志综合银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德国，中小企业可以由城市信用社、中小银行得到资金支持，但是德意志综合银行在政府的配合下，通过对一些急需大量资金的新兴行业长期重点的投资，保障了这些企业能够在最为困难的生产初期站稳了脚跟，扩大了企业规模，提高了技术水平，使得这些新兴企业顺利度过了发展期，经过技术改造和扩大企业规模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成熟期，最终企业得到了成功的发展。可以说德意志银行对于大型企业的长期重点投资，是这些企业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后来德国的这种作法，相继被日本、韩国借鉴，都取得了不错的结果。日本的丰田、索尼，韩国的现代、三星都曾受过这种政策的恩惠。
　　温州是不缺资金，根据一项统计调查显示，温州的民间资金已经高达2000亿之巨，但是温州缺乏把这些巨额资本有效投向支持本地急需资金支持的新兴的大型企业。也就是说温州不缺发展经济的血液，缺的是把这些血液输送给新兴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心脏和血管。温州政府与温州商业银行密切配合，加强对大型企业和新兴重化工业、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对一些关系温州未来发展的关键行业的长期重点的投资，确保这些行业能够成功地发展成象德国的西门子那样的大企业。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如何发展一些关键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这些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特别巨大，故通过对这些行业的长期重点投资，有利于它们的顺利发展，温州市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长期的资金支持再加上温州人自己强烈的创业精神和良好的私人市场体制，温州的经济发展定能更上一层楼。
　　3、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的确很奇怪，一些危害巨大，极端不人道，疯狂的政策，却能在一个高尚、公共利益的幌子下，被错误执行的十分彻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深信出于人类的良知和理性，这个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极端不人道政策在若干年后必然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荒唐可笑，残忍无知的政策之一，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是迟早的事，不过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确实由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负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来说就是城市居民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农村居民第一胎是男的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第一胎是女的则还可以生育第二胎。
　　我真的不知道浙江省有什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浙江省的人口约为4600万，地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60人/平方公里，与浙江地形相类似的香港、台湾、韩国，人口密度分别为，6300人/平方公里，620人/平方公里，478人/平方公里。香港、台湾、韩国的人口密度都要比浙江大，自然条件也类似，经济发达程度稍稍领先，它们从来没有执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人口密度比它们都要低的浙江省还要执行意在减少人口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呢？外来人口在浙江打工的人数都高达六百万了，还是不许浙江人普遍生育2-3个，这个可以长期稳定人口规模的生育水平，我看浙江省政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要么是疯了，要么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仅仅成了上级计生委的跟屁虫。我在浙江，尤其是在温州的时候，一方面看到政府各种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广告，横幅，也看到电视上有时候播放的宣扬“计划生育百日攻坚行动”的新闻节目，往往看到里面会提到此次行动，放环了多少人，结扎了多少人，引产了多少人，心里就会一阵寒意，计划生育杀人不见血啊。另一方面，在温州的大街上，眼睛里看到满眼都是外地人的身影，耳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口音，现在温州的很多工厂里外地人已经占据了大多数劳动力的局面，据说在温州的外地人已经达到了200万。温州吸纳了如此众多的外地劳动力，本身就充分说明温州本地的劳动力缺乏程度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局面，可就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温州不鼓励温州人生育也就算了，反而是在新书记的带领下，掀起来计划生育的新高潮，对于意在减少人口的计划生育执行的越来越严格，一方面是温州的劳动力越来越缺少，来温州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温州的老龄化压力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却是温州市政府毫无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意思，不禁让人怀疑温州市政府已经不再是80年代初的那个勇气非凡、敢为天下先的温州市政府了，不再是那个敢从温州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为了温州的长期发展利益而在政策上有所突破的政府了，而成了上级政府的应声虫，不再从实际情况出发了。是的，计划生育是国策，但是国策一定对吗？极端错误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打机投机打把，也都曾是国策啊？它们对吗？面对国策，温州自然需要执行，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松紧度的问题，你完全可以采取暗中默许的态度，就象温州在80年代初期一样。如果温州再不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毫无疑问温州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对于温州的长期发展极端的不利。
　　
　　4、再次推进温州的政府、经济、法律体制改革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发现并贯彻了一整套的人类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抑制了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政府权力的滥用，保护了私人产权，法治、私人产权、民主、自由，这些观念在西方逐渐普及开来，并成为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同样温州模式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经济名词，对于中国而言，它的坐标意义远远超过它的经济价值。马津龙，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与洪振宁以及另外一位学者并称温州模式研究“三驾马车”。这位在当地属于“教父”级的人物，同样马不停蹄地四处讲学。他对我们说，凭借温州的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它本来不可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拥有如此显赫的位置，只因为在改革方式上存在着与全国的时间差和“制度差”，方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温州人的优势已经不再是温州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马津龙说，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只是体制外改革的优势。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现在，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比如，早在1986年，“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县龙港镇就提出与平阳县鳌江镇合并设市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18年过去了，规划文本不知做了多少，由于两镇合并必然要调整行政建制与管辖范围，影响到一些地方与部门利益，温州地方政府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现状，以致这座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市”至今镇不像镇、县不像县、市不像市。龙港镇的镇长对我们说，与整个温州一样，“农民城”的先发优势也已经逐步丧失殆尽，多年来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推动的龙港，正面临衰退的危险。再如：温州曾经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经有过十几年前王均瑶包机的惊世骇俗，但均瑶集团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炒房，但在温州本市的80多个行业中，只有41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一切让马津龙伤感：改革先发优势的弱化，以及制度创新的匮乏，反映在发展上就有一个“时间滞差”，它将在近几年凸显出来。如果没有改革的全面推进，温州注定要向原来的位置回归，但是，许多制度变迁的确不是地方政府所能推动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的经济学研究员盛世豪指出，区域制度创新空间毕竟十分有限，而且，区域之间的制度差异也将越来越小。无论你是否愿意，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区域的制度变迁都将只是宏观体制变迁的一个支流。正如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所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它不可能率先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完整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全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套推进，温州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实际上是率先遭遇了其他地区即将全面遭遇的另一种失衡问题。于是我们说，温州GDP的相对下滑，不仅向温州当地政府发出了值得重视的信号，而且历史性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及时配套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