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员一定要像裁判一样无偏无倚吗？也许带有个人偏好的评说蛮有点意义。不喜欢澳大利亚的可以因为偏好被满足而喜欢听他说，喜欢澳大利亚的可以因为解说变成了厌恶品，而又不得不看球赛，从而会边发表愤慨边听他说。各种评说方式似乎都有外在效用。（只是个人观点，因为宿舍里有人大骂黄，可我觉得她骂得蛮开心的。就像我一个朋友特别讨厌还珠格格，可他有时会看，边看边贬，也蛮开心。呵呵）

一个不恰当的类别，主持人调侃参与人，是对还是错呢。解说员和主持人这类的公众人物，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态度，能否表达个人偏好，如何把握语言语气应该和什么相关呢？他们的身份？观众的偏好？收视率？

从本质上说，观赏比赛当然是个人的精神领略和占有，但是，其适用范围是不占有公共话语平台之时。当你以国家电视台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现场，并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控说话时，这就不再是“个人的精神领略和占有”过程，而是“引导公众领略和占有”的过程。

评论肯定难以摒除主观视角，但不可以过度表达个人倾向，这不能作为“厚意薄澳”的理由。而且，过于强化民族性，应是体育评论之忌。

黄健翔评论事件与球迷的爱好倾向无关。意迷也好，澳迷也好，都有自己的支持权利。这一事件涉及的，是个人在公用话语权中应有多大权重，以及对话语权的运用能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说，这次黄健翔真的“过了”。

这个就看电视台对这一栏目的定位了。央视是否想把CCTV5的世界杯赛场解说定位成一个主持人代表某些球迷发泄个人情感的地方，或者说，央视是否想把这种公共资源用于此处？

权利，意味着被制约。

掌握公共资源的人应该具有哪些权利，或者受到哪些制约。

不过，这里倒是引出一个新问题，如果欲对黄进行处罚，那么这一处罚又应该依据何种约定（制度）呢？

在解说人权利模糊的前提下，对该权利的解释就很重要了。是什么制度规定说明黄一定违反该制度了呢？

国内何时不允许解说员“大吼大叫”了？好像这次派上的三个解说员都会大吼大叫，虽然国内时间已经是三更半夜（刘**好像还因为吼叫得不中听颇受观众与网友不满）。

黄的错，好像不是大吼大叫吧？

其实如果天下所有人（all the stakeholders）都在此时“真的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啊”，黄做的就是Pareto improvement，这样就无所谓其“错与否”的讨论了。

举个不太恰当也很极端的例子，如果中国球迷听到日本解说员公开在电视台说了针对中国队的类似的话（仅仅是虚拟一种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据说中央电视台这次要根据观众对黄的意见决定如何对黄进行处理。

不过好像这次黄在海外也有点影响，

路透社对于黄也有些评论。

不知道要不要考虑海外的看法（尤其是澳大利亚人的意见）

哈！这里的学究气可真重。

黄先生支持那个队，有问题吗？需要以经济分析成分吗？真有空。

这事同时可见，国内缺乏兼容并包的氛围。这些小事还要搞成大新闻。没必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3 0:50:44编辑过]

大家好像谁也没有认为“黄先生支持哪个队是有问题的”。大家好像也不是因为黄先生支持哪个队才讨论这个问题的。

大家说的是公共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

意大利国家队的球迷（100万人）纳税，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球迷（300人）纳税；

政府拨款央视；

央视雇佣小黄；

小黄作为公众人物发表了偏袒意大利的倾向言论；

博得了100万意大利队球迷的赞同；

激起了300名澳大利亚队球迷的愤慨以及50万名不同类型球迷道德层面上的不赞同；

有3000名球迷在网络上猛烈地拍板转，声讨；

小黄的委托人（央视）开会研究对策，结论是小黄带有“自己的偏爱倾向”，责令小黄道歉；

其实：大多数球迷的意见是怎样的呢？

至少意大利队的球迷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吧！

呵呵

（先不探讨网站调查数据来源问题）如果没理解错的话，这好像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吧？它肯定不是帕累托标准。

如果大家都认同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卡-希标准，那么问题就归结为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真实性了。

这里面的stakeholders都有谁呢？

严格的说，不是完全的卡－希标准，卡－希标准还强调对利益受损群体的补偿，这里显然达不到。如果把世界杯直播不全看作一种商业行为（实际上它带有垄断性，可以看作一种公共服务），那么这种投票方式不符合任何标准，因为任何标准都有公平的含义在里面,纯粹是一种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的强权。

对于直播的定义是商业多点还是公共服务多点，这就决定了stakeholders的范围。

卡-希标准的“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现。

如果“属于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的强权”，黄在解说时也许更应该注意了。

如果按照希克斯的补充，这种补偿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必须要求将来一段时间整体情况的改善，带来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即“长期自然的补偿原则”。如果不强调补偿，那么就会像张维迎等人定义的卡－希标准，实际上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掠夺。

扯远了，黄解说的对错取决于央视把这个世界杯直播看作商业行为还是公共服务，如果是后者，外部性是肯定要考虑的。

“商业行为”是否意味着“大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先不谈黄是否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人）

这个问题转化过来就是－－一般均衡是否一定导致帕累托最优，如果没有记错，斯蒂格利茨有篇论文已经否定了这一点。商人的行为就是赚钱，所以在没有政策干涉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都愿意建大量豪宅，而非对平民更有用的普通住宅。

富人更富，但穷人没有更穷，这并不违反帕累托标准（当然这也可能是其招致批评之处）。

穷人买不到对自己更有用的普通住宅，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商都愿意建大量豪宅”使穷人的处境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