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强势”并不等于“大多数人”，“弱势”并不等于“少数人”，黄位于解说台上，首先是居于一种“强势”地位，还是居于一种“大多数人”的地位？

实际上如果房地产商把有限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用于修建豪宅，客观上就减少了经济适用房面积,进而提高了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其实公平和效率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冲突的。

大黄早就在解说中超时有过类似表现，不过那时他扁山东队，所以影响不是太大。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解说员，以至于CCTV的其他制度，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里面公共领域太大了，同一个事情，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了。

公共领域大，势必带来信息成本的过高，以及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究竟是宋世雄老师的中立好？还是大黄的偏激好？如果一个不好，另一个好，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用他？这就是问题了。

我们先假定“黄健翔的解说有问题”这一命题成立。现在的问题是黄健翔的解说的问题在哪里？是黄健翔利用公共资源表达个人偏好吗？我认为不是，因为利用公共资源表达个人偏好的例子到处都是，如有中国队参赛的比赛时，解说员不是很明显地支持中国队吗？再比如，各位使用论坛这种公共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难道不也是利用公共资源表达个人偏好吗？

黄健翔的解说之所以在一些人看来有问题，是因为他喊的“意大利万岁”无意之中动了一些人的奶酪，或者说他侵犯了一些人的“私有财产”。这一“私有财产”叫做“万岁”。

利用公共资源表达个人偏好，是否存在某个“界限”的问题？

主持人的（包括其他人拥有的）这种权利，如果我们愿意叫它“权利”，要受到哪些限制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0 5:00:25编辑过]

刚才看到一则新闻，由于黄建祥的解说门事件，央视的世界杯直播收视率大幅度提高。很多以前看地方有线台的观众纷纷转向央视，从商业角度上讲，央视是成功的。而且如果地方台有可以代替的解说，那么黄的行为就不算一个垄断的公共服务问题，纯粹是商业行为，这样只要能取悦客户就可以了。

另外说一句，其实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问题，最难的就是临界点的取舍，转化成学术问题，就成了模型的建立，博弈论其实主要就是研究这个的。我们研究同一个对象，选取了不同参数、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是否会构成一种激励？至少是模仿。

只是地方台与中央台，虽然它们之间必有竞争，但并不能排除其中的垄断性。

如果电视台被理解为商家，黄的解说是否还存在“问题”这一说法？如果将其理解为商业行为，随之引起的模仿、竞争存在很大的问题吗？可以预想的是，不会每个电视台的解说员都偏好同一个球队，球迷以后根据个人偏好选择电视台和解说员就是了。

如果电视台不能被定义为商家，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服务”，广告播放是否是一种“错误”，尤其是在类似世界杯这样的节目中播放广告。

所以，问题是电视台提供的产品该被定义为“公共资源”吗？电视台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公共资源”吗？电视台的产品是一种“公共服务”，还是一种“商业服务”，是否受到某种产品在消费群体中存在的偏好差异强度的影响。我的意思是，黄的解说受到争议，是否是因为足球比赛这种产品的偏好差异非常显著，从而不能接受电视台利用话语强势侵犯任何一方球迷的偏好，哪怕只有一个球迷。毕竟，观看电视并不存在资源稀缺到必须以多数人利益来损失少数人利益的配置和改进要求。（话有点拗口，呵呵）

有个问题，其实现在电视节目中存在很多“独家转播权”或者“独家放映权”这个东西，这算是一种稀缺资源的垄断吗？如果是那个这种稀缺资源的替代性怎么体现，比如独家的世界杯直播，或者独家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应该就是一个量化的问题了。

当考虑资源配置是否要牺牲某个群体的利益，进行效率量化对比的前提是；资源本身已经稀缺，不能满足所有群体的需要。对于电视转播球赛似乎并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使考虑独家转播，对于电视台而言，转播权是稀缺的。但当某个电视台获得转播权之后，对于观众而言，观看本身是不稀缺的。

当球赛转播权被电视台购买后，对于球迷而言，解说不偏不倚，观看不是稀缺的。当解说变得有倾向时，解说成为部分球迷的厌恶品，又因为独家直播没有其他选择，对这部分球迷而言，观看反而由原来的不稀缺变成了稀缺。如果没记错，平狄克对公共资源的定义是“可以自由获得的资源”，不知道是否可以理解为公共资源本身应该是一种无差别获得的资源。而解说的偏向将球赛观看由无差别获得的状态改到了有差别获得的状态，也就是说，黄的解说将一种不存在稀缺问题的资源改为了存在稀缺问题的资源，这一改进是否是有效率的，必需的？如果是，才能讨论那部分球迷的效用该被忽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5 14:06:0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