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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8
2010-11-26

世界银行:中国:避开全球危机,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上)

2010-11-25

摘要:本文探讨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应对危机的政策以及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将如何影响中国的中期增长、减贫与发展前景。本文回顾了危机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包括其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系。文章论述了1995-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来源与融资方式,以及国内外主要因素对增长的影响。本文也分析了全球危机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的直接影响以及短期的可能影响。文章随后论述了中国**的应对政策,其中尤其关注财政与货币刺激措施。最后,本文探讨了危机背景下中国的中期增长前景,以及迈向后危机时期强劲、可持续增长道路的关键政策。
一、引言
自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经济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前景。本文探讨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应对危机的政策以及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将如何影响中国的中期增长、减贫与发展前景。

本文首先回顾了危机前中国的增长经历,总结了过去30年的改革与全球化时期中国在增长、减贫、与人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接下来文章论述了1995-2007年间中国增长的速度、结构、来源与融资方式,以及国内外主要因素对增长的影响。我们阐述了若干来自于危机前政策的挑战,并评估了全球危机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2010年经济的可能影响。然后我们探讨了中国**的应对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上。最后我们探讨了中国的中期增长前景以及引领中国迈向强劲、可持续增长道路所需的主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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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23:37:33
二、
危机前的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繁荣

自1978年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从1978年以来,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尽管中国人均GDP仍不高(2008年约为3,300美元),但到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当前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为10%,而美国与欧洲的份额分别为12%与16%。另外,中国在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使中国贫困人口占比大幅度下降。按照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18.5%下降到了2004 年的2.8%,农村贫困人口从1.52亿下降到260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减贫成就则更为显著。从1981年到2004年,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绝对贫困人口数大幅下降,从6.52亿降至1.35亿,或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按平均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新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水平会高一些,但是自1981年以来,贫困率的下降幅度依然显著(从1981年的85%下降到2004年的27%)。对2004-2007年间趋势的初步分析表明,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更大进步,低于世界银行贫困线的人口占比从2004年的10%左右下降到了2007年的4.0%。[1]

中国在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方面也取得巨大进步。中国已实现了大部分千年发展目标,或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进展良好。因此,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改革刚开始的时候相比,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已成为一个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的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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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23:38:24

危机前中国的经济表现

危机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令人瞩目。1995-2007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9.7%。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有所下滑,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反弹(图1)。

图1.中国GDP增长率(1995-2007年)

来源:世界银行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受到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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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01年间,全球产出与出口需求增长强劲而且稳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融资变得较为方便,尽管资本流动仍然温和且利差波动。初级商品价格普遍很低。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其邻国一样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虽然中国不是亚洲金融次危机的中心,但也并非丝毫无损,在1999年以前,其经济增速一直处于放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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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前后,全球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变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开始下降且贯穿整个繁荣时期,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速,趋势增长率呈现与发达国家脱钩的态势。就地区性而言,亚洲危机的影响早已平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的改进和科技进步,另外还因为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随着充足的全球储蓄以及金融创新的出现,风险溢价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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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加速。贸易增长非常迅速,全球需求的扩张促进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按实际值计算,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速超过20%。随着全球经济的繁荣,商品价格急剧增长。高企的出口需求与宽松的融资环境相结合促进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繁荣。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流入私营部门)的资本规模大约是2002年之前平均水平的五倍。然而,中国逆市而行,成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净出口国,这一时期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平均为GDP的6.1%。全球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股市繁荣。
l
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改革成果以及使劳动力与资本更具生产力的公共投资推动。主要改革(包含那些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实施的改革)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加入WTO所催化的相关改革;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SOEs);住房私有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可持续转移的政策调整引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对公路、港口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大部分投资用来消除增长瓶颈,产生了较高的回报率并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具有资本密集性,储蓄率与投资率高企(且还在上升)。除总体增长率之外,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另外几个主要特征。[2]运用增长核算框架(growth accounting)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分析表明,资本积累在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发挥着巨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作用。
l
对工厂、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35%上升到2007年43%。相应地,国民总储蓄占GDP的比例从37%上升到约54%。
l
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94年间的45.3% (2.9/6.4)增长到1994-2009年间的63.95% (5.5/8.6) (专栏1)。
l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一直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GDP增速的差异大部分可归因于不断提高的资本积累水平。
大部分中国投资由国内融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技术转移以及中国连结国际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占GDP3%-4%的FDI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融资来源。另外,在2002-07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加速增长期间,FDI占GDP的份额实际上更低。FDI占GDP的比例从1995-2001年间的4.2%下降到2002-07年间的3.0%。相反,国内储蓄一直是中国经济融资的主要来源。因此,即便投资占GDP的比例在2000——2007年间增长了8个百分点,但储蓄仍远远超过了投资。因此,中国对外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1.7%增长到2007年的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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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23:39:28

专栏1. 中国的经济增长核算

中国物质资本积累规模巨大且不断增加。一些研究运用增长核算法来分析过去25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这些研究发现,尽管生产率增长可观,但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贡献,这可以通过不断上升的投资占GDP比率反映出来。在1994-2007年期间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远大于1978-94年间的资本积累的贡献,反映出过去10年间投资的快速增长。高路易和王(2006)运用对主要参数的一致假设(consensus assumptions),对1978-200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他们发现,与1978-2004年相比,资本积累对1994-2007年间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要大得多,反应出过去10年间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后一个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较第一个时期有所下降。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观察这些趋势的一个有用方法是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资本积累的贡献率(较高的K/L)。资本积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94年间的45.3%%增长到1994-2009年期间的63.95%(表B1.1)。中国资本积累对劳动生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很高并解释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2/3以上的差异。在大多数经过检验的假设条件下(包括支持下表结果的“一致”假设),据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随着整体就业率增速的放缓,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

表B1.1 1978-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及增长的几个方面(平均年增长率,%)

1978-94年

1994-2009年

2009-15年
GDP增长率

9.9

9.6

8.3

就业增长率

3.3

1.0

0.2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6.4

8.6

8.1

    来源于TFP的增长

3.0

2.7

2.2

    来源于较高的H/L

0.5

0.3

0.5

    来源于较高的K/L比率

2.9

5.5a

5.2

备忘项目(%)

投资占GDP的比率(期间平均

30.1

39.8

47.7


来源:国家统计局(NBS);以及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研究方法与Kuijs和Wang(2006)中的相同,但使用了人力资本要素。

a. K/L在1994-99年间对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贡献度远高于2000-09年。

  中国的家庭储蓄相对较高;但在过去10年中家庭储蓄还不是驱动国内储蓄大幅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家庭存款规模要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少社会保障体系。然而,虽然家庭收入占GDP的约60%,而且家庭通常将其收入的25-30%用于储蓄,但中国与其亚洲的可比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在1995-2001年间略有下降,并在2001年之后略有上升(见图2)。

图2. 中国的储蓄与投资

来源:环亚经济数据中国数据库(CEIC China Database);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资金流量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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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23:40:32
中国国内储蓄增长的大部分来源于企业部门与**部门。自20世纪90年末以来,在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型增长模式下(该增长模式提高了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不断增多的企业储蓄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内储蓄。[3]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仍相当大,虽然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较为迅速,但总体上工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尤其是处于工资等级表末端的那些职业。因此,企业利润与储蓄占总收入的份额有所增加。就**而言,其财政收入增长迅猛,因为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企业与工业活动的税收。**来源于土地出让的收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因为中国保守的财政政策,**支出一直小于财政收入。特别是,由于中国**习惯于为财政投资预留一大部分财政收入,所以**经常支出较为滞后。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GDP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工业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爆炸性增长爆炸性增长爆炸性增长。1990-2007年间工业附加值工业附加值工业增加值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在GDP中的份额(按当前价格计算)从41%增加到约49%,是世界上工业产值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事实上,要不是工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那么上述增幅可能更大。以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工业在GDP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54%(图3)。在2003-07年间,工业部门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为60%;农业的贡献度仅为5%,另外35%来自服务业。

图3. 工业驱动中国经济增长

来源:国家统计局(NBS);作者的估算。

总的来说,1993-2005年间,超过80%的中国工业产值增长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图4)而非更多的就业。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投资以及资本-劳动力比率的提高。当然,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低就业增长掩盖了劳动力从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转移的重要现象。

图4. 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飙升


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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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23:41:31
和其他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投资一直是工业增长一个关键要素。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在1995-2007期间,公共投资(包括资本转移)占GDP的比例平均为6%。不断上升的公共投资水平受以下两因素的支持:税收及其他财政收入强劲增长(例如,地方**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以及对经常支出的限制。因为大量投资通过专门的地方投资公司进行融资,因此公共投资总额甚至更高。
中国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型增长模式被其政策进一步放大。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中国**对工业及投资的支持力度超过服务业及国内消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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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鼓励储蓄与投资。**支出主要用于物质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用于医疗与教育的经常性支出。暂且不提其明显的直接影响,这种做法增加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另外,税收制度的一些特点也鼓励了投资,如,对国有企业支付的红利免税、以及引导资本转移和贷款流向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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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金融体系鼓励投资工业。商业银行一直将为那些可以获得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提供的贷款利率维持在低位。大型工业企业较容易获得贷款,从而促进了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指出,中小企业(与工业领域相比,中小企业在服务业中更为普遍)产值占GDP的一半以上,但获得的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
l
工业化也受到关键投入的价格维持在低位的推动。除了资本,这些投入还包括能源、电力、公共事业(包括供水)、土地、以及较低的环境付费(low pricing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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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业发展意味着不会优先发展服务业。[4]中国国务院认识到了这一点,于2007年3月要求向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若干服务行业(包括电信行、铁路与民航),还要求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完善立法框架。
l
限制人口向城市迁移塑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型特点。人口迁移的速度与特点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居住许可的户口体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制度歧视、劳动与社会福利的不可转移性以及土地所有制政策。因此,迁移主要以越来越多的流动(而非常住)人口形式进行。
尽管这些政策有助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但汇率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不愿让汇率随着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该增速已经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生产率增速)而升值,这刺激了可贸易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现在大体处于2000年的水平(图5)。但中国汇率政策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6月19日,中国**决定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图5. 中国(有效)汇率趋势

来源:环亚经济数据中国数据库(CEIC China Database);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NEER=名义有效汇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REER=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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