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酝酿很久的环保税即将在“十二五”期间开征。从节能减排角度来说，国家征收此税确有必要。不过，环保税的主要承担者虽然是企业，却因其间接税的性质，很容易转移到产品价格中，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我国宏观税负已经偏重，“高税收、低福利”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不会有根本变化，国家在开征环保税时，应该考虑到税负已相当重的企业会设法让消费者充当买单者，进而避免增加人们的“税收痛苦指数”。
　　目前，我国现行税制是有效的，但是“高税收、低福利”的情况已经引起很多人担忧。每当新的税收政策酝酿出台时，人们总会有疑虑：开征这些税后，我的税负水平会不会有所提高？会使全家的生活水平下降么？会影响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正常经营么？我们不认可怎么办？应该由谁来决定征收或不征收这个税，怎样征、征多少？交税后能获得什么回报？**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改善？等等。此外，我国财税界的学术会议往往有官方背景，以往会议上批评声音很少，但最近也有不少与会者，对“高税收、低福利”情况颇有微词。可见，“高税收、低福利”已不再是底层百姓的抱怨，学者们批评的调门也高了很多。

　　笔者一直认为，多种数据表明，中国早已是一个宏观税负偏重的国家。这个判断在国内争论很多，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税负较轻，仍有很大征税空间。我对后一种说法很难认可，从为老百姓负责的角度来说，税负问题不能含糊其辞，必须进行严谨的学术探讨。

　　一般来说，纳税人交给**的所有税费，都可以算它的税收负担。目前，宏观税负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宏观税负；**全部收入占 GDP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若按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中口径”来衡量，中国的宏观税负大概在20%左右，的确不高，但这种统计是有问题的。**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汇总，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罚款和摊派算上，那就更说不清楚。这样大致估计，社科院给出的宏观税负数据是32%，笔者则认为在35%左右。考虑到去年32万亿元的GDP总额，**一下子拿去35%，坚持说“税负较轻”，很难服众，再考虑到民众享受的低福利现实，这种论断是缺乏公信力的。

　　也有人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还不如西方国家。这也是实情。在一些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达到50%以上并不鲜见，但那一般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它们在高税收的同时，也实现了高福利。西方社会目前的问题是福利太好、财政负担太重，税负水平不得不有所调低。与我国相比，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中国离这个阶段还很遥远。由于高税收、低福利，GDP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仅有35%左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内需不足”问题，其实是“**很足”而“民需不足”。

　　目前来看，我国持续多年的税收政策还没有根本性变化，税收增加、支出增加刚性很强，很难有所改变。不妨设想，经济高增长时期，我们都没能明显改善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化解民众情绪，缓解企业的忧虑，那么，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提高民众福利、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工作将更加繁重、更加困难。一个国家在高增长的这几十年，除了积累国家财富，也有责任安排好财政收入分配，特别是再分配环节。      **征收高税并非不可以，税率高一些、重一些并不是绝对不好，但关键是财政收入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财政支出、预算支出必须有所倾斜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兜住”底层社会民众。

　　此外，世界评判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就是底层民众生活境况如何、社会贫富分化是否严重。当前，中国日益重视“软实力”建设，就必须重视分配不合理问题，提高社会福利，舍此别无他途。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税收结构一直较轻，古代所谓的“盛世”大都出现在“轻税”时期，古代政治家也明白这一点。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也是一种重要的税收价值观。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种轻型的税制结构，减少或放宽税费征收，不与民争利，把纳税人从高税负中解放出来，我国当代的“盛世”才真正到来。李炜光▲（作者是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