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曾金胜

　　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生产薄利甚至亏损，农村社会相对日益贫困化和边缘化……“三农”老话题，今年犹为重。　　　　　
　　近10亿中国农民，是世界上人口最众的一个群体。没有切肤之痛，你也许不能体会，农民有多苦，农业有多难。但每一中国人都该明白：只有当“三农”翅膀不再沉重，民族复兴腾飞梦想方能成真。

　　 农民有多苦？农业有多难？一份上书震动全国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３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李的上书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民负担不堪忍受，农业生产收益递减，农村社会相对日益贫困化边缘化……“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将会是场全面的危机。
　　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在李的一片赤子之心感动中国的时候，“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可是，在后来改革整顿中孤立无援的李昌平被迫黯然去职，而农民的负担在改革之风过后更为沉重。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郭永中撰文指出：近年来，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呈下降趋势，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２－３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有人统计，农村的各种负担总数约在5000亿以上，而官方认为合理负担的应在800亿。尽管如此，全国已有50％－60％的县、75％的乡政府还是出现发放工资困难，一部分政府机关还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
　　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有：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基层党政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加，反过来增加农民的负担，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农村教育费用负担过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主要压在乡村两级上，一份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此外，有些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前途，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甚至肆意践踏国家法律，巧立名目乱收费。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种地还是不种地？一个痛苦的选择

　　去年10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曾经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３∶１。这个差距应该为５∶１，甚至达到６∶１。在农民纯收入的2366元中，如果扣掉其中40％的实物性收入，农民可供支配的货币就只剩不到1800元，而其中20％还要作为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这个差距，不能不让人担心，也不能不引起重视。
　　而且，这些数字远不能概括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城市居民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养老保险，有福利分房或公积金贷款购房的优惠，农民几乎不享有任何国家给予的福利。农民得了大病，几乎都要倾家荡产。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靠向农民摊派，农家孩子读书基本上是靠自己尽义务。城里人住房有福利分房，也可公积金贷款，而农民只能自己借钱自己盖房。　
　　且听听来自农民的声音，提起农民负担，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新年伊始，像许多地里刨食的农民一样，吉林省榆树市农民王国庆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地选择：种地还是不种地？ 他愁眉苦脸地算了一笔账：一家三口七亩地，2002年的收成不错，总共打下了玉米两万斤，卖掉9000斤，按市场价格每斤玉米0.28元左右计算，总共卖了2520元钱，去掉上缴将近600元钱，还清上一年贷款1200元钱，只剩下720元钱，又还了这一年零星的欠款将近500元，最后只剩下了220元钱，这就是一年的纯收入。
　 年关就要到了，王国庆却愁着眉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春节前后农村最需要花钱的几大开支：邻里亲朋之间的礼尚往来、孩子学费、开春种地等等马上就会出现2000元左右的亏空，用他的话说就是“窟窿”。怎么办？只好向别人借钱，秋后加利息还债。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冬季里，王国庆犯了难：这地到底是种还是不种呢？种吧，一年到头那点收入不但不够一家人的花销，还要欠上一屁股外债；不种吧，出去能干点什么？出去打工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辛辛苦苦几个血汗钱还可能被老板拖欠。万一挣不着钱，连口粮都没了，一家人可怎么活呢？在这个村，更严峻的事实是，全村多数都是靠每年“抬钱”来种地，秋后卖了粮再还，如此循环。
　　对于种地还是不种地的选择，目前已经成为缠绕着老百姓的一种左右为难的痛苦。他们一方面依恋着这片土地，那肥沃的黑土地承载着他们太多的希望。另一方面，当这片土地突然间不能给予他们温暖、财富与幸福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面临着放弃这块土地的“最后的抉择”。他们甚至想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忽然间要面临这种选择？按说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增强，农民种地旱涝基本还能保收，可怎么还是没法解决温饱或再迈进一步呢？
　　据村民说，前几年，村里还在嘲笑不种地的人，大家都认为不种地是不务正业的行为，可现在是，没什么本事，就去种地吧。
　　在广大农村，王国庆面临的困惑俯拾皆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有的地方的农民更不堪重负。农业大省江西的许多地方，不少农民面临同样的尴尬。因此，大多数农民无法回答“离小康生活还有多远”的问题,他们没法想象那是多长的一段路，多长的一段时间。此时他们想的还是“现在粮价年年跌，来年应该种多少地，或是还种不种地”。
　　但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而言，土地依然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尽管农民们一遍遍地问自己“今后还要不要种田”，但每年春耕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借钱买种来折腾那几亩几分地，毕竟这里有他们一家一年的口粮。　　　　　　　　　
　　农民奔小康
　　路漫漫其修远兮
　　20世纪初，梁漱溟先生为解救中国农民，想方设法跑到山东去尝试新村理想，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摩顶放踵“志在富民”，呼吁小城镇建设，皆源于一颗赤子之心。同样，今年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言献策，心里怀着同样热切的心愿：让农民富起来。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我国贫困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农村，而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农村工作，其基础地位几乎年年强调。但是，重点往往又是难点、弱点，重中之重或者也就意味着难上加难。
　　经历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地区经济条件还相对滞后，部分群体仍然相对贫困。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未来竞争中，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甚至几代人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无论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信息拥有量，还是其实际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作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中国农民，实际生活中落到如此地步，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他们的现代化，没有他们的小康生活，中国社会的小康和现代化之梦，只能是空中楼阁水中月。
　　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这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这是农民小康的另一个希望，即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观念的市民化。去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达到9400万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5597元，其中带回家3472元。这样一算，全国农民的打工年收入就达5278亿元，寄、带回家3274亿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再看他们学到的技术、提高的能力和掌握的信息，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财富。“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的保障。甚而被歧视、被排斥。从某些媒体炮制的“民工跳楼秀”语词，到暂住证引发群死群伤事件屡屡发生，我们看到了有些人对民工工资被大量拖欠的熟视无睹，对农民工权益的无视。
　　乡下“村官”抽税、摊派，城里老板要“榨”，农民兄弟往往无奈以对，无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有苦难言，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土地里刨食，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甚至还有文盲。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渐失了话语权。但每一位农民心中都有着自已的一个“生活账本”，任何一点生活上的改善都会让他们高兴一年甚至更长，即使是一种希望，他们也不会放弃一丝机会。（人民网记者 曾金胜）

　　中国税费改革可以停了

　　农民的代言人李昌平在《我向百姓说实话》中写道，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是做好三件事：
　　其中第一条写道：回报农民－－取消农民负担，且国家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
　　他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可以停下来，不必搞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找农民要得太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怎么改的问题，而是农村税费制度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取消农民负担。
　　第一、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发达国际如法国，每年向农民人均补贴40000以上，不发达国家如印度，不找农民要负担，还要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如果我们的农民每年要交几千亿，怎么参与国际竞争呢？世界上仅有越南和中国找农民要税费。
　　第二、中国农业GDP仅占比重的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还要承担广大农村公共品摊派已经是不可持续了，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
　　第三、按照温铁军的观点，农民的土地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哪种经济学认为社保资料应该纳税。
　　第四、找农民收100元税费，却要支出94元成本，找农民收税已经背离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第五、按照国际惯例，人均GDP超过800美元就应该进入“以公补农”的阶段了。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了。
　　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还要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的投入。
　　此外，取消农民负担还是农村自治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评论：

　　李昌平的言论无疑是找出取消农村税费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李昌平的缺陷与不足就是片面的处理了这件事，他不能做到在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状态的情况下免除农村的税费制度。国家财政在目前的状态下根本还难以应对社会风险，而切断农业这个税源无疑是削弱国家财政支出的能力，减少国家财政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必然会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李昌平缺少的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完全只考虑三农问题而不考虑国家财政状态的片面做法只会将三农问题引入颠覆状态，加深矛盾的恶化。
　　当前国家政策已经开始初步实施免除农民农业税的减免计划，并在5年之内取消农业税，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件好事，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中间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免除农民的农业税无疑是切断国家的一部分税源，我想大家都知道“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道理。国家政府必然会在市场中扩大征税面积或调高商业税来弥补收入不足，届时，市场商业人士必然会抬高物价来抵消增值税，从而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国家免除农民的农业税就成了市场的免费午餐，国家政府对三农问题的优惠政策就是白忙乎了。

　　化解方式：

　　三农老话题，是国家政府十分关注并感异常沉重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三农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中国的未来繁荣就永远是空中楼阁水中月，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全面取消税费制度，推行电子货币和无现金政策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国家财政收支问题，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全面的推行电子货币和无现金政策就是隔离社会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全面取消税费制度，就已经从根本上解除了农民负担问题，农民根本就没有负担。同时国家财政在百万亿巨大的潜在收入面前，自然能满足农村基本教育与医疗卫生保障的投入，并且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农村建设、自然环保的投入。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半失业劳动力全部利用起来推动农村基本建设、水利工程、防洪设施、交通设施、返草还林、改善生态环境、农村住房建设得等等，在雄厚的财政潜在支出的作用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可以高速、平稳的前进，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永远不会产生资金周转困难问题，而出现的将是劳动力紧缺和各种资源的紧缺，但这足以证明综合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在这种状态下，农民会感觉到做不完的工，挣不完的钱，只要农民肯付出辛勤的劳动，就不怕不致富、不怕不发财。同时国家统一服务行业，则代表国家财政拥有无穷无尽的利润来持久的供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金，如此循环反复不断，三农问题就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