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系统协整分析对农村金融中介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中介规模的提升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中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VAR系统协整分析

　　一、引言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位居世界之最(李实等，2004)。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是转变现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需选择。我国现在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应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城乡经济差距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农村在实物资本获取能力上的不足，而金融中介在资本的积聚和配置上无疑具有核心作用。现有文献中，在探讨金融发展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首次提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谈儒勇(1999)认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李广众和陈平(2002)则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则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将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一致归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性差异。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章奇、刘明兴(2003)等利用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的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姚耀军(2005)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张立军和湛泳(2006)分析金融发展通过三条途径，即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以及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乔海曙和陈力(2009)从金融集聚理论的角度，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并运用Kendall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的思想和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论证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总体看来，现有对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当中涉及农村领域的较少(张立军，2006；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仅考虑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上的数量差异，没有考虑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一生活水平的差异。本文尝试弥补这一不足，采用VAR模型协整分析方法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来考察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现状审视；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方法与模型、指标选择的依据以及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对相关指标进行多变量VAR系统协整分析，并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第五部分总结实证分析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审视

　　(一)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0.62元，增长35.53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0.76元，增长46倍。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幅上升。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总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较之改革以前还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城乡居民收入都是在不断增加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也都在提高，但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到1983年缩小到1.7：1，此后一直呈波动扩张状态，1994年达到2.86：1，1997年一度回落到2.47：1后，再度出现扩大之势，到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2008年为3.31：1。1998-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年间增加2598.62元，仅相当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加10355.66元的25.1%，农民收入10年间总增量甚至不及城镇居民10年间前5年增加3047.1元的水平。另一方面，1978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7.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7.5%，2008年农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43.7%和37.9%。恩格尔系数是反向指标，系数越大，表示食品消费比重在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越大，代表的生活质量则越低。

　　三、分析框架与数量描述

　　(一)分析框架

　　本文选择用VAR协整系统重点分析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

　　一个p阶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yi=Ø1yt-l+…+Øpyt-p+εt
t=1，2，…，T
　　(1)

　　其中，ylt,y2t……ykt都是非平稳的I(1)变量；Ф1……Фp为参数矩阵,εt为k维扰动向量，T为样本个数。若VAR模型中的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在VAR模型基础上经过协整变换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表述为：

　　式中的每一个方程都是一个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r定理，本文模型中存r个协整组合，除PJ变量为I(2)，其余k-r个协整组合均为I(1)关系。在这种情况下，Π可以分解成为两个k×γ阶矩阵α和β的乘积：Π=αβ’。则(2)式变换为：

　　β称为协整向量矩阵，r为协整向量的个数。α为调整系数矩阵，其中的每个元素表示相应每个误差修正项对差分的被解释变量的调整速度。Johansen协整检验的基本原理就是将对yt的协整检验变成对矩阵Π的分析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就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以往研究说明，当变量存在单位根时，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分布可能由于不利参数影响而不标准，Sims与Watson(1990)的研究证明，对于包含单位根过程变量的VAR系统，在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条件下，其因果检验的分布是标准的。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描述

　　1.被解释变量：体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不仅仅考虑居民收入数量上的差距，还将居民生活质量上的差距作为考察对象。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Y)。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该指标越大，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度(E)。用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来表示。由于恩格尔系数为反向指标，则按照上述办法进行转换。用(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来表示生活质量差异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越大。

　　2.解释变量

金融中介规模指标(GM)：张杰(1995)指出，FIR的完整表达式为(M2+L+S)／GNP，其中M2为广义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以上述为基础，本文以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GDP的比值作为反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农村GDP。

　　金融中介效率指标(XL)：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是指金融作为中介机构实现的简单的资金融通，即是在资金富余者与资金匮乏者之间进行调剂。因此，本文选择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中介配置效率的情况。其中，农村贷款余额为农业贷款与乡镇贷款之和，农村存款余额为农业存款与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之和。在农村金融服务中，贷款比存款更能体现出金融配置资源功能的服务意愿，贷存比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中介的发展深度。

　　3.控制变量

　　农民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国家农业政策、财政投入力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入国家财政投入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国家财政投入(CZ)：用国家财政支农总量与农村GDP的比值来反映。

对于上述指标本文将利用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四、农村金融中介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和具有时间趋势的。因此，本文首先对上述变量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ADF(Augment Dicker-Fuller)检验法是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本文根据李子奈和叶阿中(2000)所提供的检验步骤进行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结果如表2所示。

注：1.*、**、***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假设。2.检验类型是否保留截距和趋势项是根据一般模型中得到的截距项的t统计值是否显著而确定的，其中的c表示含截距项，t表示含趋势项，p为滞后阶数。

　　(二)协整检验

　　各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都是序列I(1)。因此满足构造VAR模型的必要条件。本文将采用基于VAR的Jonhansen检验方法来判断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而Jon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其原理是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检验之前，首先根据无约束水平VAR模型确定协整阶数。本文根据AIC准则可以确定该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表3给出了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量，控制变量组成的VAR系统协整检验。表4、表5给出了相应的协整方程。

　　表4中协整方程(1)反映了农村金融中介规模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存在长期的负向均衡关系；协整方程(2)反映了农村金融中介规模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存在长期的负向均衡关系，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而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存在长期的负向均衡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差异度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配置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尚不能判断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分别对Y、E和GM、XL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农村金融中介规模、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的Granger因果成因，因为在95%的置信水平下，相伴概率分别只有0.0012，0.074，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不是农村金融中介规模、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Granger因果成因。也就是说，农村金融中介规模、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之间存在单项的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的规模与效率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Granger因果关系。

　　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的Granger因果成因，因为在95%的置信水平下，相伴概率只有0.0486，但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不是农村金融中介规模的Granger因果成因，即金融中介规模与城乡恩格尔系数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之间没有任何Granger因果关系。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部分基于多变量VAR系统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中介效率指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规模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当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总量提升1%，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增长0.715%，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减少0.631%。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提升1%，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减少0.064%，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增加0.5%。中介规模指标带来的影响大于中介效率指标。

　　(二)农村金融规模指标提升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提高，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会加大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且对后者的影响远大于对前者的影响。

　　(三)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

　　(四)国家财政支农降低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但对人均收入差距没有改善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支农力度提高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异度会提高6.583%，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会降低5.584%。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支农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会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

　　农村金融中介发展的情况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农村金融中介规模的上升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当前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结构失衡、功能缺失的问题。与农村经济体制不同，农村经济体制进行的是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变革，而农村金融体制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革。由此造成农村金融体制外生于农村经济，不能很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差距的目标而服务。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1.减少**对农村金融的市场管制，让市场更多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满足广大农村经济主体资金需求。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

　　2.构建资金“回流”机制。制定农村投融资优惠政策，在财政、信贷、税收、利率、土地征用、利益分配等方面给予优惠，吸引资金回流农村。

　　3.发展农业产业化，吸引非农资金向农村优化配置，以金融资源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新的农村经济增长极。

　　4.加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建设。坚持农村金融机构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明确职责，稳定和拓展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

　　5.扶持和引导发育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营造宽松积极的金融竞争环境，力争让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满足农村金融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

作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薛薇 谢家智 来源：《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