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应该说，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梓年这本“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开始的。到1950年，苏联哲学界开始讨论逻辑问题，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认识。所以，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会议时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就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自从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直到1950年以前，占优势的仍旧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因而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中国50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从而在1957年2月16日召集的会上首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时间是1957年3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最后到上海。4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4月10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观点比较对”，同时指明了同周谷城说的，“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的那个人，就是王方名。
　　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3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1、2、3期上，均署名“求实”。这3篇文章，对3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3篇文章相当欣赏，经他建议，王方名的几篇文章还汇集成一小册子，叫《论形式逻辑》，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理论的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大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对于帮助理解是有益的。但比喻只具有某种相似性，它毕竟不能算作精确的论证。逻辑学毕竟不是数学，严格说起来。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是不可比的，这属于另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周谷城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红典作家的话持什么态度？何止语言有层次性，科学理论也有层次性。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就会联结起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这些观点，同周谷城的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