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北京的蛋形小屋是抑制物价的之一，假如我们允许和鼓励这样的或类似的小屋的建立，那么大量的小屋就会出现，供给就会增加，房子的价格也就会下降。

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不允许农民出售在自家的田间、地头——当时叫自留地——种植出来的农产品，有的地方甚至让民兵把守路口，严禁农民出售自留地里出产的农产品。我们还把出售这类农产品的市场叫黑市。结果我们的供应贫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如今我们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但旧时代的思维仍然存在：我们不是想方设法增加供给，反而是抑制供给，结果造成供应不足，物价上涨。

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不允许农民出售自留地的产品，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不允许建立蛋形小屋是为了城市的什么美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观念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观念就是正确的了吗？

我看仍然是错误的。城市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组成的，有些人收入高，有些人收入低，我们不可以为了所谓的美化、为了照顾高收入阶层而伤害了低收入阶层。

比如我们在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中大量使用高档的公共汽车，票价也随之提高，这对高收入阶层到没什么，也会有好的形象，似乎舒适的乘坐环境，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过低收入阶层的需要呢？他们需要的是那些收费低廉的公共汽车，以降低交通的成本。

站在历史的高度，透过社会的现象，我们就会认识到，其实蛋形小屋是社会借蛋形小屋的创造者之手暗示人类该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可不要忽视了这一暗示，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人为的堵住了增加供给，降低物价的出路。

当然，真的要彻底的解决物价问题还在于天下一家。因为在非天下一家的社会里，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当人们自己是房主时，都希望租金上涨，以便赚取更多的钱，所以难免推动物价的上涨。而在天下一家的社会里，由于大家都是一家人，人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谁都有房子（社会的房子就是自己家的房子），没有买卖，没有物价 ，所以根本不会存在物价的问题，也不会存在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