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对铁路管的严，主要是因为铁路投资巨大，影响大，需要各地区之间的统筹安排，像洋山港铁路的限制就是因为考虑到建其它线路时对浙江的影响。当然洋山港的原因还跟投资主体有关。所以，在基础建设上面搞几个中央的做法会造成巨大浪费，就像每个城市一般都只有一个供水公司一样。

2，所以铁路这些年来一直讨论的改革方案不是将铁路化成多少个区域，而是将铁路线路和铁路运输进行拆分。同样改革的领域是中国的传媒。中国的电视或无线电台都是频道和内容为一家所有，而国外一般是频道和内容分离的。所以国外有很多专门作节目的小公司，不像国内各大电视台凭着对频道的垄断也同时垄断了内容。

土地问题也不是价格问题，因为非法征地并不涉及价格－－中国《土地法》已经规定了农用地转城市用地的强制性。价格仅仅是作物最近三年平均值的6－10倍，而在执行价格一般都是20倍－－到30倍。

土地作为“资源”的控制，就是从农用地转为城市用地这环节。在这个环节上怎样控制总量是中央政府的关键，现在看来，虽然有控制劝，但中央并没有行使，基本上是放开征地行为。

至于土地从农用地变为城市用地之后，那已经从自然资源进入了生产领域－－－进入之后的买卖价格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根据科斯定理，在忽略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初始分配的。

所以这里讨论不是要素的再分配问题－－－而是自然资源在进入生产领域这个环节上中央根据什么来进行控制，这个根据以及控制的方法是否能够用计划经济的理论来进行解决。

中央不控制，只不过提出一种经济核算指标（客观制约诂价），利用线性规划的方式，让下边的机构在这个限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就是求极大值与极小值，这样就可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

也就是说在这种限定条年下，企业、地方或分系统，怎么行动能可以保证与中央计划局的目标完全一致，根本不会浪费和存在失业，社会经济将达到动态均衡。

当然这面临着一个恐怖的运算量。

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产资料的经营者互相之间的跨行发展必然有跨行发展成本，而占有者和经营者为了避免由此再来的利润下降，必然会引起占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契约联合，于是在占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生产资料的联合交易价格用于进行生产资料权力交换，这就称为联合价格均衡。

跨行发展成本也就是跨行投资引起的经济实体的利润率下降的多少。

所以当占有者的跨行发展成本大于经营者的跨行发展成本时（供大于求），联合交易价格会下降，而当经营者的跨行发展成本大于占有者的跨行发展成本时（供不应求），联合交易价格会上升。联合交易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对跨行发展成本进行节约的市场经济。

当国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而一般企业是生产资料的经营者时，联合价格均衡就可以用上了。

这与联合价格不一样。计划经济下是追求交易费用为零（当然有制度费用），影子价格正是交易费用为零状态下的一种经济核算指标。

企业必须依据这个指标进行核算并生产，为了让企业盯住这个经济核算指标，那么国家就采用统购统销的方式，这样个企业才能盯住这个核算方式。而这个影子价格，与市场上的差价，称为企业的虚拟利润（可为正，也可为负），国家通过电脑系统在影子价格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使市场价与产品的价格与售出速度正反比例。在全国一体或分系统一体，把帐做平了，可以给虚拟利润较高的企业进行奖励，让管理者和该企业的职工可以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