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先谈谈第一点，也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毋庸置疑，在中国的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下，中国迄今为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转轨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其他亚洲国家、地区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作为一个超10亿量级人口规模的经济体中国能实现持续32年接近10%的增长，并使约2.5亿人摆脱贫困，脱贫人口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前所未有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实现了由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改革初期的8.78%发展到目前的超过80%，成为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经过30多年的渐进转轨和跨越发展，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的诸多指标已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如年内刚刚摘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桂冠，从而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在我看来，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创造出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外是推行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满足了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承认个人利益，给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引入各类激励（包括市场）机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当然，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还包括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地方**分权鼓励区域竞争及采用渐进改革体制平稳转型，特别是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发展让老百姓获利而促进稳定，从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进一步经济发展。
        回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动态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尽管其是以市场为导向，但是由于市场的力量是从无到有，“大**、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一样，在婴儿时期，家长的抚育、引导、帮助（甚至是干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孩子逐步长大，这种来自家长的介入就需要逐步减少，让孩子独立和自我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同样需要逐步减少，最终祛除这种来自**的家长式的干预和约束，理应让市场机制而不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和更多的作用，这理应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就像正在腾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内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负面效应，包括**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由此造成了许多理论上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一些短识者、短视者或既得利益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使本末倒置、似是而非的论调屡见不鲜。如，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过分地强调**的作用，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西方发达社会不同的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模式”，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误将“次优”当“最优”，误将过渡性制度安排当做终极性制度安排。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不断扩大**规模及其对于经济的介入，有可能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与改革开放的长期导向弄反，使之**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造成了当前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的局面。
        将视角切换到当前的中国实际经济，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保八”任务，但是其代价也是不菲的，以巨额经济刺激和**强力干预所导致的后果是当前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困境，以及深层次经济结构的更进一步的扭曲和制度障碍的加大。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短期内也不能立即下降很多，因为在社会保障机制迟迟未健全的现状下，传统的依靠大量低成本劳动投入和巨大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式低效率经济发展方式还有其必要性，否则一刀切地拉低经济增长率可能造成大量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尽管如此，从长期看，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永远保持8％以上这么高的增速，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跃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逐步放缓，应是一个渐进下调的过程。届时，如何实现达到长期平衡增长轨道下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社会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当下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满足人们更强的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增加经济效率，最终让市场有效。
        反观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一味地崇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经济理论，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宏观调控频繁，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使得市场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干预思想用多了不好，是强心针，是激素，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不是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长治久安，还是应当采取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赫维茨等从经济自由、创新、信息和激励等方面论证市场最优性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从经济自由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的最优性；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了市场而不是**最能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哈耶克从所需信息量大小的视角，论证了市场制度优于计划经济制度，而赫维茨则给出了一个分析不同制度优劣的统一框架，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机制, 并提出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要采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和**失灵问题。这些经济学家的深邃思想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中国经济需要从“道、势、术”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道”即基本原则、客观规律、正义，必须遵循，“势”即指环境、大势、气势、优势，“术”即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中国经济改革首先要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客观规律，这是大的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国内外现实发展环境，善于取势、借势、树势，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经济短期治理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需要标本兼治，短期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使长期深层根本问题恶化；忽视长期深层根本问题，可能使短期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形成新的藩篱。所以，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经济增长，不能为了短期的保增长目标，延宕了深层次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机会，应该在经济基本恢复常态的情况下，认清和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深层根本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简单论述如下：
        第一、重**轻市场，深层次改革滞后。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巨大成就，与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发展起来，**不断从本不应该管的地方退出，使得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息息相关。但是，由于在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大**、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于是一些人便将**主导而不是市场导向当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精髓，使之**在不该管的许多地方抓着不放，该管的许多事却没有去管或没有管好，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越来越多：**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很大限制。而由于**主导所致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也导致民企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屡禁不绝。
        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有关，比如**与民争利、行政干预增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持续恶化、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驱动偏弱、机会不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腐败和违法乱纪增多、利益集团影响变大，其他如社会诚信危机，教育投入严重滞后，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剧增，社会结构不稳状态呈扩大化趋势，人们的幸福感在下降，等等。
        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改革已然越过普惠的帕累托改进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难免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由于高度介入经济而形成的自身庞大的利益存在。这使得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共识在减小，很多人沉湎于过去改革的成功，停滞于过去发展的经验，殊不知过去在**主导下的成功并不必然确保未来的成功，过去在**主导下的发展经验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桎梏。在此背景下，要确保改革深入推进，更需要**行政体制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
        第二、重国富轻民富，市场作用欠发挥。**与民争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的税收增长居高不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保持10%以内，而同期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则接近20%，近些年二者之间的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大发达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二是**的发展型属性过强。**依然在许多本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地方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市场利益主体，挤压了居民的市场激励收益机会。如，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转手以商业化手段拍卖，形成极为普遍和巨额的地方土地财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营企业靠垄断利润过得很滋润，而一旦发生亏损却由全民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人为压低，使得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及决定收入分配三个基本作用被严重扭曲；等等。
        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倾斜，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导致我国国内消费总上不去、只能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0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仅有48%，不但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超过80%），而且也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2008年巴西是80.9%，俄罗斯是63.7%，印度是67.1%）。即使是追溯到主要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阶段看，中国的消费率也是偏低的（如图表2）。二是使得与制度性利益冲突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官民矛盾，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并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
图表二：低于世界水平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图表三：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在3000美元和10000美元时点的最终消费率变化
国家        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        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
        年份        最终消费率        年份        最终消费率
美国        1962        78.6        1978        78.7
日本        1973        61.9        1984        69.1
德国        1971        74.8        1979        80.2
法国        1971        73.7        1979        76.5
英国        1973        79.8        1986        82.7
数据来源：赵萍，《从全球视角看我国消费率走势》，《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17期

        中国早期改革“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和民众福祉就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破解当前中国国富民穷的难题，根本出路在于降低税赋、还富于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有论者将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归结为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转变。但如果不将富民的内在逻辑弄清楚，国民收入分配的鸿沟可能难以有效弥合，将损及一个有效制度安排所应满足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参与性条件与激励相容条件，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产权的视角切入，富民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必先赋私权，欲保私权必先限公权”，关键还是要归结到合理界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上来。
        第三、重发展轻服务，**定位不准确。这一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相互耦合。如前所述，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的倾向，**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模式：一方面是**越位，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角色，挤压了居民从市场中获得激励收益的空间，另一方面**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保障。
        近年来，我国在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虽有所增加，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仍非常小。比如，2009年国家财政支出为76299.93亿元，其中教育支出10437.54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06.6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3994.19亿元，环境保护支出1934.04亿元，四项支出总额仅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0%左右，而同期美国的相关支出比例超过50%。实践也表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等，都与这种**主导模式和**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有关。
        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愈演愈烈，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由1978年的2.57倍（尽管到1983年曾降至1.82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而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0.47，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富的内涵有二：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对合理。
图表四：不容乐观的城乡收入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显然，没有上述那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罗尔斯曾经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温家宝总理2010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也曾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关键是**的定位必须作出重大转变。
        基于以上对于中国经济“三重三轻”长期深层根本问题的分析，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要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改革方向，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内生动力，以切实有效地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而要有一个有效的**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

因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向公共利益服务型**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发展型**向服务型**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市场机制失灵，对此，**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它是指**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以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
        因此，**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而不是经济建设甚至牟利，这才是**的本质。这样，在考量**绩效的时候，单单依靠GDP指标是不全面的，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要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第二，从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建立有限**，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这应该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一个**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有效。按照老子的观点，也就是：要“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为治天下”（即“行的正，用的活和管的少”）。
        实践表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管理模式所遗留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正是造成当前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迫切需要把本不该由**管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把本该由**管的事情坚决管好，切实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加快转变全能**管理模式，建立有限**和有效**管理模式，由微观管理为主转为宏观管理为主，由直接管理为主转为监督管理为主，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更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总之，实现**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目的在于合理界定**、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具体而言，只有正确处理好“**与市场、国富与民富、效率与公平、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发展与稳定、发展与教育、发展与生态”这十大基本辩证关系，加强深层次改革和长效制度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合理健全规则的无为而治，以及推动科学发展、最终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以上是我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观察和思考。接下来，我想简单谈谈CES的历史使命。自成立25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CES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是相合拍的，为市场化改革往纵深推进，从理论启蒙、学理解析和对策建议等不同层面，做出过开拓性的贡献。尽管没有赶上1978年第一次思想交锋，但是在第二次思想交锋、第三次思想交锋这样一些关键的时候，CES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比如，中国经历第二次思想交锋余波荡漾的1992年，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CES就前瞻性地感觉到了国家政策可能会发生大的变化，我作为时任CES会长便与时任副会长易纲教授共同策划了国内第一套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并于1993年出版，该套丛书首次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准确地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详细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运作规律，在座的很多人曾经作为撰稿人和审稿人参与其间，丛书获得了1994年度国家图书奖等4个大奖。随后，由海闻会长主编出版了一套关于现代商学的普及丛书。
        又比如，中国还处于第三次思想交锋之中的2006年，CES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三方合作在上海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和谐发展：效率、公平与法治”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一些争论，也从学理上进行了激浊扬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致性，即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应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动力，通过深化改革，切实克服影响社会和谐的机制弊端，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为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当前，由于中国模式迷思的广泛存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又进入一次大的思想交锋。作为经济学家特别是CES一员的经济学家，我们应该敢于为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谏言。现在在场的，享有“吴市场”和“吴法治”之誉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方面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这里也祝贺由他创导的整体改革理论，今年10月刚刚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由此，这里我想谈谈我们CES及其会员应尽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与大家共勉！
        首先，我们应该有一种使命感。使命感，是CES发展的原始动力。我们每个会员基本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才得以负笈海外，实现人生轨迹的改变和跃迁，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之心，有一种希望中国尽快振兴的强烈使命感。我们CES会员特别是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前期留学美国的一批人，对推进中国经济改革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和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对中国现实国情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接受过国外大学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扎实训练，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有着切身经历和体会。也正是基于此原因，我们才创立了CES这个学术组织，就是希望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发挥CES的智库作用和影响力，为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导向前行提供思想理论支撑。实际上，我们在国内高校进行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也是一种参与和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
        其次，我们应该有一种独立性。独立性，也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境界及学术观点的公立性，是CES发展的立身之本。我们每个会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独立性。保持独立性并非易事，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个人私利掺杂到公共事务的意见评判中去，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在涉及改革议程和公共议题方面，我们应该超越个人的特殊情境，排除个人私利的干扰，追求和持守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目标、价值和立场。具体到中国的改革情境，这种目标、价值和立场应该指向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路向，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现代强国。
        再次，我们应该有一种责任心。责任心，是CES发展的内在保障。由于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需要充分注意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夸大其作用，不分对象、时间地点滥用，如果盲目运用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不要当媒体经济学家，追求媒体的光环，哗众取宠。我们经济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而应该采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首先对想要解决问题的有关情景（经济环境，形势，和现状）作充分了解和刻画，弄清问题所在和成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得出科学的内在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科学的预测和推断。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应用，需要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环境的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客观现实环境，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应用现代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原理和理论结果，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透彻地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行、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中国之痛的鸦片战争170年来，这一精神无时无刻不激励着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崛起的伟大梦想而上下求索，如何才能让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如何才能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我们走了许多的弯路，经历了四次最主要的变革：从洋务运动阶段到民主革命阶段，再到继而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阶段，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改变了积贫积弱、闭关自守的局面，实现繁荣富强、开放兼容的跨越。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崛起，更没有我们留美经济学会，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今天。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我们CES责无旁贷，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贡献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好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