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起来！！

不知道说啥好，神马的政策都是浮云！

政策 .......变味了

“粮民”语录

●兄弟你知道不知道，蜂蜜才是真正的绿色糖业啊。如果有花粉被农药污染了，蜜蜂出得去就回不来了，被毒死在外面了。蜜蜂不会有什么工厂生产糖的污染，你说是不是天然绿色糖业啊？可现在国家很少关心养蜂的政策，其实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很大失误。养蜂需要流动，需要跨越东西南北，才能产出更多蜂蜜来，可我们最怕流动，怕的不是辛苦，而是那一道道的关卡，一个个的收费站。

——四川威远一个养蜂人

●你说我能有办法跳出这个穷窝窝吗？我也出去打过几年工，每年下来还是个两手空空。现在给村里放羊，吃饭在家里，倒还能落下几个钱。可这只能够种庄稼买肥料的，哪有钱娶个媳妇？我们这山坳里的，三十几岁就已经等于给结婚“判死刑”了。农村寡妇、离婚的比女孩子还条件高，因为她们受过苦了，不会再嫁到这样的穷地方来。

——青海祝家台魏老三

●前几年一窝蜂地搞这个示范那个示范，你们去看看哪个示范不是劳民伤财？有多少个示范能直接让我们农民受用？毁了好多好地，现在成了烂摊子。

——河南一个农民

●我八十多岁了，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想着国家能给我们农村这些老人，有一个退休养老什么的，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年纪还要苦撑。

——安徽绩溪县瀛洲乡瀛洲村

一位老人

●我儿女不缺，就缺养活我的。你说他们不孝顺？不是，他们要是孝顺了我们，那他们的儿子、女儿们就要成了社会上的负担了。我们有口饭吃就能活，他们可不行啊，上学要钱，穿衣要钱，走路要钱，就是睡个觉也要钱（上高中住校）。现在儿女们的负担太重了。

——甘肃天水麦积区一位坐在路边剥玉米皮的老奶奶

没“性福”，谈什么幸福？
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三十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另一个40岁的光棍娶了比他大10岁的低智妇女，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外出打工去了。
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
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还债、种地、照看孩子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
“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

吃饱了才有皮影和秦腔
蔚然发现新闻报道说的和农村的现实不一样。比如，报道都说农村合作医疗好，但合作医疗也会“坑农”：农民头疼脑热原来花两三块就治好了，现在动辄两三百元，就算最多报销60%，自己还要掏50块，也是冤。而且“非住院不给报销”，但即便是住了院，报销时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超出规定，结果合作医疗肥了部分医院。
**的政策一天一天好了，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往往给“贪污”了。一些干部不让农民知道国家的政策，不让农民知道它的“好处”。
“村干部是个‘硬坎’。”蔚然在书中写道。在蔚然看来，不少的村干部素质差，是“花钱上去”，不是真正按村民自治法选举上去的，贪污、强势，外姓村民不想投却不敢不投他的票。
在内蒙古，蔚然遇到一个大学生村官受到乡干部的威胁：“再给我捅娄子，我找人把你‘做’了！”
和地、县、乡镇干部经常打交道，蔚然归纳了地方和基层官员做官的三种心态：一个是为“前途”，一个是为“钱途”，第三种是为亲朋好友。
每个村都有“驻村干部”，拿着国家的薪酬，有些“驻村干部”却“连个屁都不敢放”。“驻”几年之后，有的找关系提上去当个“副镇长”什么的走人；升迁无望的，混个公务员，种自己的地，打打麻将。
蔚然发现，国家的扶贫政策是“撒胡椒面”，由上而下，扶贫方式已经不能真正进入农村。他在重庆了解当地“扶贫牛”政策，当地以种植柑橘为主，却给了一家一头牛，村干部上面给什么要什么，当地农民没养过牛，每家不得不花费一个劳动力专门跟着牛，啥事也做不成，就有农民故意把牛推下山崖摔死了，牛肉吃了，牛皮卖了。而按**的想象，牛生牛犊，牛犊再下小牛，如此循环，致富美梦不难成真，但**忘记了制约条件。
蔚然还感到焦虑的是“土地之死”，化肥过度使用致使土壤板结，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中投放了占世界34%的化肥。农业总产量是拼命靠化肥在维持。
蔚然最近写了个呼吁设立研究和保护草原的“副部级”草原研究院，来管理和协调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的牧区草原。官员为了考核的经济指标，增加“牛羊存栏头数”，往往强迫老百姓过度放牧，加上鼠患，每年都把草原“翻个底朝天”。这种“政绩观”加速着草原的恶化。
在11个省份的农村走访中蔚然看到，伴随着农村的贫穷和破败，城市化无序的发展，乡村文化被快速毁灭了。乡村的文化特色用城市文化是无法代替的，不光是物质“脱贫”，还有一个精神层面，“吃饱了才有皮影、秦腔”。
西方国家的乡村也在衰败中，但衰败的速度很慢。蔚然想让中国的官员懂得，不要因为“单一经济利益”，驱赶得中国乡村过快消失。

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
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
“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
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就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四口人勉强糊口。老人早就干不动重体力活了，只能依靠捡破烂，给儿子减轻些负担。
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三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七十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三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三位老人的“医疗保险”。
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
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
“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一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