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1970年到2008年的年度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内外部失衡的因果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1）日本的内部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呈现短期替代和长期互补效应；（2）在长期和短期，中美和日美贸易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并呈现不同的效应方向。然而，在模型中，日本的内部失衡具有外生性；（3）美国的内部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Granger原因，并伴随着短期正效应和长期负效应，可以推断，美国的内部失衡间接的导致了中国的内部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国效应。    关键词：失衡，Granger非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方差分解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美国国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债务增长过快，而中国、日本以及亚洲主要新兴国家对美国则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与全世界总出口量相比，中国和日本的出口份额均占据了很高的比例，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额达到12178亿美元，占全世界的8.9%，少于德国的9.7%，高于美国的8.5%；即使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期，全球进口需求显著下降的背景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依旧达到3563.4亿美元超过2007的3401.06亿美元的进口水平。尤其是在2009年，中国出口额12016亿美元超过德国的11213亿美元，中国出口位居全球第一位。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国家对此都予以高度重视，东亚区域作为顺差方面临着较大舆论压力，尤其是中国不断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
　　一、历史回顾与参考文献
图1和2分别是联合国提供的从1980年到2008年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和经计算得出的中日美三国国内失衡程度。可以看出美中贸易差额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初期的美方贸易顺差逐渐转变为美方贸易逆差，并且自1995年以来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状态。1982年是中美贸易差额转变的分界点，该年美国对中国进口首次超过出口，实现逆差4.09亿美元。此后美国一直在两国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到2008年美对中国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848.48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了109.81倍。21世纪以来，美对中国贸易逆差仅在2001年出现了负增长。比较同期中美两国内部失衡发现，1995年以前中国的内部失衡波动较大，美国则相对要平稳得多；但在1995年之后，随着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加剧，中美两国的内部失衡都在不断扩大，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向，即美国的国内投资远大于其国内储蓄，而中国恰好相反。而比较美国对日本在同期的贸易额可以发现，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到2008年只增长了6.3倍，在2000年美对中国贸易逆差（913.62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853.8亿美元），之后美国对中国进口量一直高于日本，并呈现逐渐扩大的态势。

　　由于单个经济体和区域的外部失衡通常都被视作“不公平”的贸易，这导致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如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声称中国的内部失衡是美国内部失衡的根源。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试图探析中日美三国经济失衡的可能性原因。

　　针对日益严重的国际经济失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原因分析，概括来看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是客观、长期和动态的。这类观点有Mann（2005）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转变论；Geithner（2006）的经济金融全球化论；国内学者贺力平等（2006）的实证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差额与汇率的关系趋弱，而时间趋势渐强，从而证实了失衡原因的内在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策选择不当。如Obstfeld and Rogoff（1996）研究表明家庭和企业行为所决定的最优的储蓄和投资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状态的根源；Obstfeld&Rogoff（2005）、Gourinchas and Rey（2007a）、Gourinchas and Rey（2007b）和Tille（2008）等认为失衡是由各国扭曲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增大造成的；国内学者张建清等（2006）通过对1980-2004年5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经常项目差额与各国的财政收支密切相关。
　　综观以上文献，虽然现有的研究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解释，但对中日美经济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特有的作用和特征却考虑不足。可以看到中日对美经济失衡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重要影响，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的最大贸易国和债权国，在美国剧额贸易逆差中日本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上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角。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本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表现引人瞩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对美经济的失衡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此，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非因果关系方法检验了中日美三国的内外部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在VEC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及时滞；而方差分解分析解释了各变量对特殊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本文包括如下几部分：首先对中日美三国内外部失衡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并介绍了关于失衡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解释了模型的具体设定和数据；第三部分描述了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第四部分揭示了对各变量进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及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分别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最后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针对中国失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
（一）模型
    在产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国内的总产出等于国内外的总需求，即：
   
    Y代表一国的总产出，AE是总需求。本文假定**消费和**收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在此建立一个由五个要素构成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C＝居民消费支出；I＝私人部门投资；S＝国内储蓄；X＝出口；M＝进口。我们可以通过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国内总产出（GDP），方程表示如下：
   
   
    将方程（2.2）和（2.3）代入均衡方程（2.1）整理得到方程（2.4）：
   
    方程（2.4）是两缺口模型的基本方程式，I-S是投资与储蓄差额，被称为储蓄缺口或内部失衡；M-X是进口与出口的差额，被称为外汇缺口或外部失衡。内部失衡程度在本文中可以定义为：
   
    k＝1，2和3分别代表中日美三国。与此同时一国的外部失衡程度定义为：
   
    i＝1和2分别代表中美和日美。由此本研究可以建立如下基本的计量经济模型：
   
    方程（2.7）可以转化为方程（2.8）的向量矩阵形式：
   
    βi（i＝1，2，3，4，5）为待估计的参数， μt代表非均衡误差，t为时间标识。
　　（二）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08年以1990年价格指数为基期的年度数据，用于计算美国对中国和日本外部失衡程度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的Commodity Trade数据库，计算中日美三国内部失衡程度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的National Accounts数据库。所有的数据以各国的本位币为其价值衡量单位。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增广的Dick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法考察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表1报告了对水平序列和差分序列检验的结果：在5%水平下，所有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均为I（1）（一阶单整）过程。如果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法（O1S）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一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的意义在于检验它们的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是否是伪回归，即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对滞后期数和模型形式敏感，因此笔者分别建立了最大滞后阶数为4的无约束向量自回归（UVAR）模型，并根据AIC和SC最小信息准则确定其最优滞后阶数P，再将P-1作为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数。对无约束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两阶段最优滞后期数都为p=3，相应地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的滞后区间为1-2。

    表2汇总了对5种可能形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两种检验方法都表明，无论具体模型形式如何，在1%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1种协整关系。但最优模型形式尚待确定，具体而言就是对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的5种模型形式都分别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VECM），再对它们的AIC和SC统计量进行比较。对应不同协整形式误差修正模型的AIC和SC统计量在表2中给出。

　　根据最小信息准则，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的最优形式都为“线性趋势和有截距的序列和协整方程”。误差修正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从略。
　　四、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的结果仅表示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长期均衡并不意味着分析的结束，因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并且变量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还应考虑短期波动，要做误差修正检验。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非平稳序列，有必要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分别进行短期和长期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一）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
    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对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自变量滞后项进行Wald弱外生性检验实现，若x2统计量小于5%下的临界值，拒绝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的原假设，接受相应的自变量是因变量短期Granger原因的备择假设。表3报告了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以及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差分滞后项系数和脉冲响应函数曲线确定的短期效应正负方向。

　　表3提供了在5%水平下的短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总结如下：
    1.IS2和NRX2均为IS1的单向Granger原因，并且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日本经济的内部失衡和日美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由短期因果检验发现，日本内部失衡与中国内部失衡存在短期替代关系。由于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是互相对应互为因果的关系，同时由于美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美国对日本商品需求的进一步加大会导致日美贸易逆差的加剧，进而引起日本内部失衡的加剧，同时在美国对外总需求不变的假设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会减少，中美贸易失衡减小，由此中国内部失衡缓解。
　　2.NRX1是IS1的短期Granger原因，NRX1对IS1具有短期正向效应  
    中美贸易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的加剧会造成中国内部失衡的恶化。姜巍（2006）认为中国的内部失衡引起了中国的外部失衡。林毅夫（2007）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潮涌现象”常态化的观点给出了我国外部失衡内生性的新解释。余永定（2007）则认为我国的外部失衡是由出口导向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造成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失衡是导致短期中国内部失衡的根源。另外IS3是NRX1的单向短期Granger原因，并具有正向效应。即美国内部失衡的加剧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的加剧。美国的贸易失衡源于储蓄不足和财政赤字的扩大，因此美国外部失衡是其内部储蓄和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即使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减小，美国仍旧会为其内部失衡缺口寻找新的转嫁方。同时由于中国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导致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的内部结构被动的适应外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如果中国想要调整其内部失衡，不仅要扩大内需，还要给予经常性账户以更大的关注。
　　3.表3的检验结果虽然没有显示在NRX1和NRX2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但由其效应方向显示中关和日美贸易失衡存在短期替代关系，即日美贸易失衡的加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关贸易失衡的压力，进而缓解中国的内部失衡  
    另外，一个显著地现象是日本的内部失衡并没有受到中美，日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日本经济存在严重的封闭性所致。
　（二）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
    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和检验方法：一是各个变量所构成的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是否对因变量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检验方法是用t统计量考察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ECM）系数是否显著与t统计量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去比较；二是具体的某一自变量是否通过误差修正项影响因变量，检验方法是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强外生性检验，即对误差修正项与自变量的滞后项进行Wald联合显著检验。若强外生性Wald检验的F统计量大于5%临界值，则拒绝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的原假设，接受相应自变量是因变量的长期Granger原因的备择假设。

　　表4提供了与不同因变量相对应的协整方程，结果显示在日本的长期内部失衡和日美贸易失衡与中国内部失衡之间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中美贸易失衡与中国的内部失衡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但要注意协整方程只是给出了相关关系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因果关系。只有通过进一步检验才能够判断，如美国内部失衡引起中国内部失衡还是与其相反的因果关系。

　　表5是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强外生性Wald检验结果，据以考察单个变量对于其它变量的长期效应。由于这种长期效应存在于各变量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基础之上，因此对其正负性的判断应依据脉冲响应函数。由表5可以发现：表5总结了在5%水平下的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检验结果与短期检验结果类似，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1.IS2和NRX2都是IS1的单向Granger原因，并对IS1产生正向效应  
    然而其效应方向与短期因果检验截然相反。日本内部失衡和日美贸易失衡均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即日本内部失衡和日美贸易失衡的加剧会导致中国内部失衡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的兴起，国际分工协作更加紧密，但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不平衡，并由此造成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由所谓的中心地带向中间地带、外围和边缘地带逐步扩散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一体化程度不同的阶梯状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着力于研究和开发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力图控制主导技术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不断谋求和抢占高新技术和经济链条的源头和上游，占领利润最大、价值最高的部分，而把经济链条的下游分配给其它国家。跨国公司极力利用纵向专业化的优势，将每一个零部件尽可能放在成本最低、多样化和创新水平最高的地方由专业化厂商进行生产，从而是最终的成本下降，同时又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这是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特征，由此产生了外包和离岸这两种跨国生产现象。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国在纵向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中只能被动的接受不平等的贸易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的依赖性。因此日本内部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呈现出的这种单向互补关系恰是当前国际间产业内纵向分工的表现，美国对日本商品的需求降低，就会导致整条产业链上对中国商品需求量的减少。由于内外部失衡互为表里，在长期，日美贸易的外部失衡也会对中国内部失衡产生正向效应。
　　2.NRX1是IS1的Granger原因，并对IS1产生负向效应  
    中美贸易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这与短期因果检验结果相一致，但在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方向上与短期相反。尽管在短期，中美贸易失衡的加剧会促使中国内部失衡加剧，但在长期，它将缓解中国的内部失衡。这可能是因为除了美国，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均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重要参与国家，全球经济的普遍性大为增加，中国也面对着众多的来自其它国家的贸易失衡，因此中国要解决内部失衡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中美的贸易平衡。而中国要想降低中美贸易逆差，就要以扩大中国内部失衡为代价。

　　五、VEC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
（一）脉冲响应函数
    在VEC模型框架下，分析各变量的脉冲响应状况，描绘特定变量对各种冲击的反应轨迹。图3分别列出了IS2、NRX1和NRX2对IS1冲击的路径图：
    1.图5.1显示，IS1有一种自发实现机制，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会导致其自身发生明显的反向波动，但这种影响衰减较快，2年后快速回升，随后的5年间缓慢下降并稳定在新的均衡水平。而这也是内部失衡的惯性使然。
　　2.IS1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IS1在前2年具有明显的反向效应，但从第3年开始对IS1释放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持续增大，第10年达到峰值后稳定在新的均衡水平，虽有所减弱，但仍明显存在；这一结果与模型检验结果相一致，短期内日本内部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具有替代效应，长期互补效应。
　　3.NBX1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前2年对IS1没有明显的影响，但随后产生一个显著的负向冲击，第6年达到最低点后，这种影响开始缓慢衰减，少量回升之后保持一个稳定的均衡水平，但其负向冲击效应仍然很明显。中美贸易失衡短期内对中国的内部失衡影响不是十分显著，但在长期由于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剧，对中国内部失衡造成了十分显著的冲击。
　　4.NRX2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第1年里对IS1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在随后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正向冲击，该冲击在第5年以后开始缓慢衰减并稳定在二个新的均衡状态。可能是由于国际分工出现变化，日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由短期的微弱到逐渐增强，但由于其传导机制的间接性，影响有限。
　　（二）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为评价特定变量对各种冲击的反应方向和程度提供了有用的工具，而方差分解使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分析特定变量的变化中各种冲击的相对重要性，表6给出了关于IS1的方差分解结果。

　　结果显示：
    1.中国内部失衡自身冲击在方差来源中前3年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其贡献度开始缓慢下降，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长期平均贡献度为19.56%。这反映了中国的内部失衡除自身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到外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2.日本内部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起初没有影响，但第2期有一个11.8%的贡献度，第3期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政策的变动造成的偶然影响。但从第4年开始，其贡献度逐年上升，且增速很快，长期平均贡献度为44.13%。这可能是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显著增加和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导致了中日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度显著提升，经济的联动性更加紧密。
　　3.与日本类似，美国内部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突然加大，随后又逐渐下降，长期平均贡献度为22.35%。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这反映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不仅对美国存在贸易失衡问题，还与更多的国家存在此类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内外经济失衡，不仅要着力于调整与美国的贸易往来，还要更多的关注其他国家。
　　4.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贡献度缓慢上升，基本保持在12%，低于美国内部失衡22.35%的贡献度。这也和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美国的内部失衡才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根源，而非单纯的进出口贸易问题，只有美国解决好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失衡，才能使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缩小；日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很小，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长期平均贡献度为2.51%。
    六、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选取中日美三国从1970年到2008年的经济数据，尝试利用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上述三国内外部失衡在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机制和程度，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一）结论
    由表7我们可以总结得出如下几个重要结论：
    1.IS2，NRX2是IS1的单向Granger原因。具体而言，中日两国内部失衡存在单向短期替代效应，长期互补效应，长短期存在不同效应的影响因素可能是由于中日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存在一定的差距。短期内，在美国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商品需求的进一步加大会导致日美贸易逆差的加剧，进而引起日本内部失衡的加剧，同时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中美贸易失衡减小，由此中国内部失衡缓解；但在长期，由于全球生产一体化的加剧，产业间纵向专业化的分工格局使得中国贸易对外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重。这种纵向专业化的国际分工短期来说对中国外贸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但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总是接受前一轮被淘汰的技术，在技术发展上始终处在相对劣势的地位，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大。且由于内外失衡是相互对应的，因此日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也会表现出短期负向效应，长期正向效应。

　　2.IS3是NRX1的单向Granger原因，并且在短期和长期都呈现出正向效应；NRX1是IS1的单向Granger原因，短期正向效应长期负向效应。
　　对于美国的外部失衡在此可以从两个视角出发来解释：首先基于经济学角度可以认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即“更大的资本及金融市场一体化”造成的结果，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反映国内居民储蓄减少，吸收外来资金超过其收入，同时也是外国投资者追求未来回报率的“市场”选择。当前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表明全球资本市场更易容纳更大规模的储蓄跨境转移，容忍各国在储蓄倾向上的较大差异及有力可图的投资机会，因此美国的外部失衡可以说是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自然结果。另外站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美国出现如此大的贸易失衡，但同时吸收了巨额的国际资本，这反映了当前全球金融和贸易体制的不公正一面。美国以其美元的独特地位，以其低廉的成本过度消费其它国家的出口与储蓄，美国从这种经济秩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上述局面必然引起美国的外部失衡加剧，美国的内部失衡也要相应扩大。
　　而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由短期正效应到长期负效应，这主要是因为早期中国贸易出口对美国的依赖性较大，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均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全球经济的普遍性大为增加，中国也面对着与其它众多国家的贸易失衡。
　　3.日本的内部失衡则不受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性。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其外部失衡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其国内失衡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其自身经济政策所致。
　　4.由方差分解分析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随着时间的变化，日本内部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强，而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国际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联系程度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面对的对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而其失衡的的分配也变得更加分散；另外，产业间纵向专业化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当前占据了主要位置，而中国处于这个经济链条尾端，大多是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之后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国，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外的贸易失衡。
　　（二）政策建议
    针对外部失衡的对策，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从整体、动态的角度辩证看待和谨慎采取相关政策。Sachs（1992）指出，如果经常项目逆差是由国内新的投资机会所导致，则没有必要对此过分担忧，也不需要进行政策干预。经常账户的一时逆差、一时顺差是一国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只要能实现跨时均衡就不会引发汇率调整和经济扭曲。Cooper（1994）和Lane（2001）等人认为，动态来看，美国近年来的贸易逆差得到了其对外净资产市值及其收益率提高的支撑，是可持续的。而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失衡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中国，针对长短期分析的结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针对日本内部失衡和日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长期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中日两国各自的禀赋要素存在差异所引起，即产业间纵向专业化分工所致。从长远来看，为了避免中国的对外贸易过分依赖于外部经济，也为了中国能够在国际纵向专业化的分工中占据核心地位，中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用高科技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尽快将已有的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必须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培养一些高端领域的研发队伍，逐步使产业的发展具有竞争优势，这也有助于我国向水平化的国际分工迈进。
　　2.针对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为了降低中美贸易差额，必须以牺牲中国的内部失衡为代价。如何寻找一个既能降低中美贸易差额又能缓解中国内部失衡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中国要加强同美国以外国家的经贸往来，如中国与东盟和欧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对于缓解中美贸易差额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也将降低中国经济对美国内部需求的依赖性；另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培养长期的消费倾向，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化失调，尤其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很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外部需求的影响因素变得多且复杂，因此，中国应该给予如何扩大内需以更大的关注。
　　3.而针对美国内部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这显示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美国，而非中国。因此美国认为中国是其贸易失衡的根源是没有根据的。但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贸易失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着两种争论，贸易失衡和贸易均衡哪一个更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如果中国想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必须要看清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利益分配结构，究竟谁受益、谁受损。
　　作者简介：庞德良（1965-），男，吉林柳河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日本经济与东北亚区域经济。

作者：庞德良 张恒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