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回归”还是“革命”？

——WISE首届实验经济学与金融学研讨会有感

12月15和16日，连续聆听了多场由WISE首次举办的实验经济学与金融学研讨会，近距离的接触到大师，他们的风采，他们的睿智，他们在研究经济学上独特与而富有创见的想法，使我备受震撼，受益匪浅。此外，我还负责采访Peter Bossaerts教授，更是有幸“一饱耳福”，聆听大师的教导，感悟大师的风范。我将结合自己“初出茅庐”陋见，谈谈本学期高微（Advanced Microeconomics Ⅰ）是如何帮助我更加深刻的理解经济学。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早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如色诺芬（Xenophon），Aristotle，Plato等人均有相关论述。当时，经济学研究和分析个体决策（主要是农庄主种植决策）过程，分析有关人的思维与行为。可以说是最早的决策理论研究。后来， Adam Smith则进一步将与个体决策有关的行为上升为社群行为，在个体层面表现为决策系统，在群体层面表现为资源配置与交易，即劳动分工与专业化。至此，经济学奠定了在研究个体决策与配置资源中的主流地位。可以说，经济学最早是作为研究人的学科。可是，随着后来的发展，经济学逐渐沦为以一整套抽象假设为前提、强调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的“黑板经济学”（诺奖得主R.Coase语：“现在的经济学纯粹是建立在空虚的假设基础上，缺乏现实导向，脱离客观事实，这是典型的“黑板经济学”。）例如，我们可以简单用笔在纸上画一个经典的供给需要的“剪刀叉”图形。这个是大家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随处可见的图形，它表明经济双方在供给需求调配下的均衡状况。可是，这个图形究竟在说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均衡时什么样子的吗？怎么达到这个点的？现实中，我们真的观察到这个均衡点了吗，像一个甜点的大小，还是一杯水？或许，当我们正在积极的建设“经济学的帝国大厦”时，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其最根本的奠基是否真的很牢固。而现在，由V. Smith和Kahneman等人发起的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开始尝试采用实验的方法，对这些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好比我们需要种植庄稼，如果懂得多点关于植物学和土壤的知识，我们便能收获更多的果实。而对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实验经济学真是我们说迫切需要的知识，它从更加根本也更加革命性的层面回答了个体决策的生物学基础和神经机理。

想想看，标准的教科书会告诉我们，如果价格回落，需求会上升，而供给会下降，从而市场均衡崩溃。可是，更多的现实情况是，随着价格动态变化，供给与需求也会跟着随之改变，因此均衡点遵循着一个系列的均衡路线，并最终趋于均衡。比如，在15日下午的一场讲演中，Bossaerts就结合自己以前做过的实验解释道，市场均衡往往很复杂，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有些结果甚至和经典理论大相径庭。

我们现在的经济研究还依然停留在将人们的大脑简单的抽象成一个神秘的“黑盒子”，在几个简单而高度抽象的偏好假设下，经济学家便自以为了解了有关个体决策的全部知识。可是，现实中个体的决策常常表现出“出人意料”的结果：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人们对公平看重，不愿得到“聊胜于无”的1美元，这明显的违背“多好于少”的选择偏好的关键假设；在股票市场上大量存在的“羊群盲从”效应行为；人们决策中存在大量的“悖论”与偏见等问题；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对个体的大脑及其决策过程是多么的无知。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告诉我们一些没有任何依据的假设而已，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也不能给我们任何的解答。我们只有突破传统的边界，深入到决策个体的大脑，得到更多的决策机制的生物学与神经系统的基础，经济学家才真正的理解“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而言，究竟是一次“本性回归”呢，还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事物的发展自有一套人类无法预测的“随机过程”。但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实验经济学对整个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势必更加深远，更加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