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就是主体性，独立性让步于依从性，和群体性。认同一种由相互依存造成的抽象的协同，但是对于独立性，对于事物单独的个性，自己本身，即物本身的特殊性的轻视是明显的。这说明中国文化是把“依从性”作为第一性而置于任何思维的最主要位置。即如何事物的现状就是由于其环境的，外在的，旁系的，非本质因素决定的。

        这在文化上主导“和而不同”，其和的主导性就掩盖了“不同”的差异性。这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作为兼有的包容思想出现的，但是在后来就是以“和为贵”取消了“不同”的存在。对于事物的特殊性，个性，差异的混淆，和合同，造成分别的边际不清，分别的边界不清，造成对于差异的文化自觉的消除。故中国文化是具有调解矛盾的最大特点，但是也有混淆是非的缺点。在分别的概念上的边缘混淆，导致相近就是相同，相异就是相交，相互矛盾就是相互作用，等文化混同。这样，智慧的比重就会在混同中降低。故混同具有综合的力量，但是具有是非不分的结果。如“吃亏是福”，就是把损失在观念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转化为利益。这种思想虽然对于社会的安定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对于智慧的提升没有益处。糊涂就是对概念的混淆，所以进入混淆的概念----追求混同性，就必然放弃了对于区别的把握。这样，中国文化就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和同，让步于独立性。

       就这一特点，看待中医，中医在辨证施治时的思想是，比如肝脏有病，必求肾脏，以肾脏之水，生肝脏，从而曲线救肝脏。这样，肝脏就不是独立的观念存在，而是依从性存在。这种思考方法也来源于中国文化把依从性作为第一性，把独立性作为第二性的思想。西医的思想则是，直接治疗肝脏，不从肾脏曲线救肝脏，西方文化认为，肝脏是独立的病脏，西方文化认为“独立性”是事物的第一性，依从性是事物的第二性。所以，西方文化的追求差异性的思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思想把不同的事物间的差别性，作为第一要素。这才有现代知识的严格分类。数学，化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大气物理学，人文地理学。。。。等等学科，所以，科学的源头是----发现----差异！在知识的本质上，各个知识是以各自的独立性存在的，而不是以全部的“道”的合同状态存在的。所以独立性是任何事物的本质，比如，头发掉了，就不是生命的衰落，而是头发自身的生命衰落。这样就是治疗秃顶，而不用扩大到全身。中医的观点则是治疗全身。比如一个人犯罪，就是他自己的行为出轨，而在古代中国就有“满门抄斩”，一个人人的成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现实源于文化思想，把依从性作为第一性。这样的思想会把好事，和坏事都扩大化，向依从性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要把什么进行到底，就是把问题扩大化，并且没有限制。这种思想在褒贬时都会扩大化，好的不得了，坏的不得了。这就把事物本身作为导火索，以此点燃炸弹。

       由于依从性是没有限制的思维想象，所以思维的限制不能得到保障，则思维本身就是泛滥的洪水。所以极端的思想就会没有任何限制。要么极左，要么极右。由于把依从性作为第一性，而依从性又没有尽头，这样的思想就极其容易极端化。十年动乱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极端地捧和极端的踩，也是常常可以看到的。由于把什么的依从性作为第一性，则什么本身反而被忽视，所以容易想象，扩大其本身的意义。这在历史上是常常看到的，但是一般不明白什么原因。

       中国文化思想在事物本身的关注度不高，而把依从性作为重大的义项，这个视点就是错误的。比如看待教育，不从教育本身去看，而把社会环境，家庭背景，遗传因素，等待外在因素当做教育的本质。海德格尔说“回到事物本身”，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从独立性看待什么，而不是从依从性看待问题的意思。我们把视点放在什么的依从性上，比如找对象，不看对象本身，而去看其家庭，门第，社会关系，有多少钱。。。。。这样的思想都是文化思想的缺陷的反映。百姓日用而不知。

       所以哲学地看待中国文化的缺陷，就能够校正视点，回到正见。把握思维的方向和重心。不要把视点放在依从性，把独立性作为第一性，把差异性作为第一性，我们才能泼出脏水，留下婴儿。而不是把婴儿随脏水都泼出去。因为，脏水是脏水，婴儿是婴儿。脏水是水之脏，不是婴儿之脏。这样，我们的人生就有正确的理念做指导。

       独立性是第一性，依从性是第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