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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BR>　　<FONT size=5>依法治国是立国之本，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通过社会的实践，法治的作用似乎不尽理想。因为法治没有阻止社会违法事件的蔓延。反而社会违法事件正不断升级。客观事实告诉我们，面对社会层出不穷的违法事件，法治犹显力不从心。许多人认为社会的犯罪率不断攀升归咎于法制的不完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法制条律涉及到的地方就不应该产生违法现象，比如法制条律里面已经有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打击刑事犯罪的条律，社会就不应该再产生贪污腐败、刑事犯罪。但事与愿违，社会贪污腐败、刑事犯罪率上升趋势犹显明显，难道这能归咎于法制的不完善吗？再者，法制完善以后，社会是否没有人违法了？如果还有人违法或者更严重，那就说明法制应用于社会管不了多大作用。如果法制完善之后没有人违法了，但法制又成了多余的东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矛盾。事实上，法制不能全面介入人的经济行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他可以考虑是否违法，也可以不考虑是否违法，在利益的吸引下，他会觉得很值得与法制周旋一下，因为他知道，法制不是神明，法制发现不了他，躲过了法眼就是胜利。<BR>　　事实说明，法制制止不了人的欲望与贪婪。人的欲望与贪婪是一种意识形态，深藏在人的内心，法制不会知道这种欲望与贪婪在何时何地会表露出来。</FONT></DIV>
<P><FONT size=5>　　法治是为人治病的良药，也是以毒攻毒的毒药，关键在于你怎么用。用对了就能医好“病”，用错了会适得其反。</FONT></P>
<P><FONT size=5>　　当前国家ZF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通常“治病用药”所采用的是“外敷”方式，比如当今利用法制治理国家的贪污腐败、刑事犯罪就一直采用“外敷”方式，国家ZF好像是纯粹的“外科医生”。比如贪污腐败、刑事犯罪实际上就是货币经济体制的漏洞而产生的“皮肤病”，理应完善货币流通体制，完善社会经济体制来垄断病源才是治本，而现采用法制方式纯粹就是看见哪里“烂”了就治哪里，正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就无补于事，被“敷”好的地方不久又会卷土重来。<BR>　　如果是一个人得病，通常用药治疗的方式是采用“口服、打针”的治疗方法，也就是“内服”，通过血液循环的功能将药物输送到全身各部位排除病毒，这样就可以除根。如果一个人肚子痛，而你却将药敷在他的肚子上能治好他的病吗？就是再笨的医生都会认为这种治疗方式荒唐，因为这样用药无法将药物融入到人体的血液循环组织之中，药物不能扩散到人体全身各部位，从而人体的病根仍然存在。因此这根本就不是药的问题，而是治疗方法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经济学家们常说还没有发现包医国企问题的“良药”。难道说真的没有包医国企问题的“良药”吗？“药”其实早就有，从建国开始就有，只是有“药”给你不会用而已。<BR>　　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不能产生问题的环境，就象健康的人体，就象没有故障的机械。有了产生问题的环境，就会酝酿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了产生问题的环境，那么一切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能被产生的问题所颠覆，被暂时抑制的问题会卷土重来，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效应。<BR>　　现行法制的应用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因为现行法制总是在等待问题产生后，等待“皮肤病”出现后然后“敷”上去才发挥作用的，但是面对深层次的“病”，法制却无能为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法制这种“药物”缺乏一个有效的传播方式，它不能普及到社会各个领域。说得直接一点，法制就是治病的“药物”，面对中国13亿人民的行为，单纯的依靠法制就无法做到在社会中各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去检测。因此，法制这种“药物”需要一个传播途径，而在社会中转播最快、最广泛的就是货币，因为货币已经传播到全社会各个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法制这种“药物”就需要整个货币流通的系统来传播，就象人体服用的药物需要血液循环组织来传播一样，顷刻间就已经将药物传播到全身每一个部位。如果国家统一了服务行业经营，就完善了货币流通的整个循环系统，然后再将法制融入其中，法制就能全面扩散，并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就制造一个人们难以选择违法犯罪的环境，一个能隔离病毒的系统，一个能删除病毒的系统。因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货币，但货币已经赋予法制特权，谁要想获取货币，只能尊遁合法途径获取。因为社会中只有“合法获取的货币”（也就是电子货币），没有了可以产生非法获取的货币（也就是现金）。<BR>　　在这种环境之中，人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货币，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通过合法手段来获取货币的环境，进而就产生了人们不管怎样去发挥，始终都是做的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有益的事，那么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构想就成立了。<BR></FONT></P></TD></TR></TABLE></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