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又是一年的岁末时分。回望2010年，在新媒体闪烁迷离的光环之下，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们并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相反，他们更迅速地与新媒体融合在一起，随时发现线索，及时发布信息，两者的完美结合，不仅使得新媒体的影响力更大，也令传统媒体更具有及时性和贴近性。
只是，在一年一度记录中国媒体事件的这篇文字上，或许你看到的依然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因为我想，对中国媒体来说，坏消息往往更能折射成长的历程，艰辛，和跋涉。同样，在坏消息十年如一日的累积之下，也可以让我们在日后回望时清晰感受到这个国家成长的脉搏。尽管也不那么令人愉快，但历史的、车轮依旧在滚滚向前。

　　
　　
　　1、13家报纸联合社论
　　 这无疑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一笔。3月1日，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来自11个省份的13家媒体同步发表题为《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速户籍改革》的共同社论，敦促有关部委尽快废除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呼吁两会代表和委员善用手中权力，希望能提出户籍改革的明确时间表。参与联合社论的媒体包括《云南信息报》、《重庆时报》、《南方都市报》、《城市晚报》、《辽沈晚报》、《新安晚报》、《大河报》、《都市时报》、《华商报》、《经济观察报》、《东南快报》、《安徽上报》、《内蒙古晨报》。
　　 在中国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事上演前，这份大多来自都市类报纸参与的联合社论，表现出的责任和担当的勇气无疑值得我们钦敬。社论强调：“我们希望，我亿万国民，地无分南北，人不分城乡，都拥有同样的就业、医疗、养老、受教育、自由迁徙的权利。我们希望，一项为患数十年的弊政，能终止于我们这一代人，让下一代人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尽管，联合社论发出后遭遇了可想而知的波折，但中国媒体的2010却因此而显得更加令人难忘。
　　
　　
　　
　　2、省长与录音笔事件
　　 “你是哪个单位的？”这句耳熟能详的发问，却因为提问者的身份之高而在2010年成为一道不能被遗忘的风景。两会期间，《京华时报》女记者因就邓玉娇事件向湖北省长李鸿忠发问，而遭遇了对方的上述反问，并导致录音笔被抢夺。
　　 事后，李鸿忠在接受《新快报》独家采访时表示，自己“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而在接受《新快报》将近10分钟的采访过程中，据报道，李省长语调温和，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耐心倾听。他一再强调自己对媒体的态度是开放的。“我认为新闻舆论的监督和人大法律监督、人民政协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一样，都是必须的。”
　　
　　
　　
　　3、敏感的小丫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王小丫”不见了。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王小丫”消失于中国各大搜索引擎上。有好事者分别用谷歌、百度、搜狗等搜索上述三个字，居然都无法显示页面。搜狗的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因此，王小丫“被封杀”的传闻扑朔迷离地在各个论坛传播，有人说，这次的事到底能有多大呢？陈冠希的艳照门、瓮安事件都没有封杀这么严重啊！也有人开始猜测小丫的婚事以及寻找当时曾在风口浪尖上的新闻和小丫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当事人没有出面澄清之前，猜测总是无端的，也缺少技术含量的。我只是觉得，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封杀说”，都会让人想起阿桑奇和美国**掰手腕的过程，后者虽然也想方设法整治阿桑奇，但也没到封杀的程度吧，至少我没看到。
　　
　　
　　
　　4、成渝大报头版向作协道歉
　　 作协出手，报纸低头。
　　 3月30日至4月2日，中国作协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作协的会议内容没多少人记住，倒是“住总统套房、坐奥迪”等新闻成了事后久久还在发酵的大事件。《重庆时报》以及《华西都市报》因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作协认为“遭受无端的指责，严重损害了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的名誉”——上述两份报纸不得不在头版刊发道歉启事。
　　 事实上，其中的是非曲直，直到今天也依然存有争议。值得玩味的有二，一是《重庆时报》的道歉信开头如是写：“3月30日，本报28版刊登的《作家团：先订了总统套房 张信哲：只好住普通套房》一稿严重失实，使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受到无端指责，给中国作协造成了极大伤害，也严重影响了重庆形象和我市媒体声誉。在此，我们向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郑重道歉！”
　　 而有意思的是重庆索菲特大酒店4月2日的“兹证明”，第二段如是澄清：“会议期间未入住总统套房，未吃过几千元一桌大餐，自始之（原文如此）终都是吃的一般标准自助餐。”
　　
　　
　　
　　5、王克勤揭发“山西疫苗乱象”
　　 经过半年时间完成的调查性报道，一问世就引发巨大震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3月披露“山西疫苗乱象”报道，将自己和这份报纸的总编辑推到风口浪尖。面对有人称报道不实的质疑，王克勤和他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勇敢回应山西官方指责，并呼吁中央介入调查。而据《新京报》报道，3月25日，卫生部称疫苗异常反应不可避免，而针对近年报道的多起“接种事件”，均无证据表明与疫苗质量有关，“因此对受种者予以一定经济补偿，不是赔偿”。
　　 耐人寻味的是，山西疫苗事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出了大众的视线：3月28日下午，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这一同样发生在山西的矿难，因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救援而迅速转移了公众的关注度。
　　 6月，签发“疫苗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被调离本职工作。
　　
　　
　　
　　6、舆论监督之路依然凶险
　　 除了王克勤引爆的山西疫苗问题报道外，这一年的舆论监督遭遇的挫折依旧比比皆是。其中，《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问题遭遇浙江警方通缉尤其引人关注。事件随着各大媒体的密集跟进，警方最后撤销了通缉令，仇子明本人也重新活跃在诸如上海大火等新闻报道第一线现场。而该事件还带来一个副产品，就是在微博上引发媒体人内部关于行业自律的反思。
　　 类似的舆论监督案例还有：8月6日，在报道吉林洪灾时，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被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派出所和市委宣传部跟踪、扭送、扣押。8月28日，在报道伊春空难事故期间，连续发生四起记者被扣留事件，《华商晨报》记者王瞬天、《法制晚报》记者王南、《第一财经周刊》一名男记者和《法制晚报》另一名女记者相继成为警方扣留。其中伊春事件后，有媒体人聚集在伊春市惠群酒店附近，打出了“警察不能随便抓记者”的口号抗议。
　　 东北之所以发展得如此慢，看看警方对记者的态度，或许就可得出答案了。
　　
　　
　　
　　7、南方报业收购《新闻周刊》遭拒
　　 中国的传媒集团首次向西方杂志抛出橄榄枝就被一口回绝。
　　 这是国内一家媒体在报道南方报业尝试收购美国《新闻周刊》计划宣告失败后的引言。2010年5月，后者宣布出售。而最终接掌《新闻周刊》的美国哈曼国际工业集团，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可能只是象征性支付1美元现金。由此可见，《新闻周刊》拒绝南方报业，价格并不是问题。
　　 而尽管收购失败，但南方报业的向熹表示，这次收购“是有理想的中国传媒人、有理想的中国传媒机构的一次自发的举动”，“拥有全球传播的平台，是大家一直以来的追求”。对于失败原因，向的解释是，“卖方不真正了解中国有理想的媒体人、媒体、机构的愿望”。
　　
　　
　　
　　8、古鸽南迁与“爱朝廷”之辩
　　 同样是来自都市报、晚报的行列，却依然在尝试着发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2010年中国都市报人，让我们记住的不只是“联合社论”，还有贯穿在日常报道中的点点滴滴。
　　 3月27日，《重庆晚报》刊发网络文章，题为《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称“古鸽”是一种原生于北美洲的“搜索隐禽”，但因不适应气候变化，于是“2010年3月23日”南迁往中国南部的“一个港口”，“从此在中国内地绝迹”。在谷歌撤离中国的背景下，文章的敏感和意有所指都不言而喻。
　　 同样，4月11日，《南方都市报》在历史评论版发表《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一文，引述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评论发表后，就有网络点评认为“言论出格”“南都等着被修理”。随后有消息称，、负责编辑遭停职处理。
　　
　　
　　
　　9、《独唱团》一出生就死亡
　　 有的媒体倡言“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而对于韩寒的《独唱团》来说，“风华正茂”之后却是死亡。
　　 12月26日，《独唱团》主编马一木宣布，《独唱团》第二期中止，团队解散。他说：“岁月长，衣衫薄，同学们，就此别过，我爱你们。”两天后，韩寒发表博文《后会有期》，证实《独唱团》的确已经无限期的停止。“本来想用精力有限等原因搪塞过去，但总觉得为了避免各种猜测，应该向大家有个交代，事实是由于我能力有限，《独唱团》的第二期乃至未来各期在均无法出版，所以特此宣布独唱团之团队解散。”
　　 一本杂志，出了第一期后，不知道下一期将在何时面世，这就是《独唱团》。与他首期即迅速畅销卖出150万册相比，很多人都曾对这份似书似报的杂志前景充满担忧。如今尘埃落定，或许也不必垂头丧气，因为、“后会”终将“有期”，也因为，它至少曾经“风华正茂”。
　　
　　
　　
　　10、大火中的上海媒体
　　 这是《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却可以形象地看出11·15大火过后，上海媒体的表现之可圈可点。《东方早报》《新闻晨报》《青年报》《新民周刊》、东方卫视 ，一连串的媒体，在大火报道中，都给予了相当多的篇幅和容量，全方位立体式呈现火灾及火灾背后的种种。尤其是11月17日，《东方早报》和《新闻晨报》分别大篇幅刊发部分遇难者名单和尚未联系到的人员名单，这份来自民间的名单，先于官方发布（官方貌似至今也未发布）。
　　 对生命的尊重和负责态度，上海媒体在大火过后的报道表现中赢得了多方的肯定。尤其是在中国当下，各地媒体对本地突发灾难性报道避之不及的时候，上海媒体的表现就更显难能可贵。
　　
　　
　　 其实，这一年需要记住的媒体大事还有很多，比如《南方都市报》香港试发行，比如《人民日报》2010年在舆论监督上的给力表现，比如新疆记者孙虹杰不明不白的故去，比如《中国新闻周刊》因微博上的“金庸逝世”假新闻而引发管理层地震副主编辞职，比如在面对富士康“十二连跳”时媒体人对如何报道的反思，比如《时代周报》因将赵连海评为“年度民间人士”后遭整顿，比如《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因故取消（有网友评价：只准感动中国，不准年度致敬），《SOHO小报》停刊后复出，等等。
　　 突然发现，2010年居然有如此多的“比如”，如果每一个都详细写出，应该可以堪称“二十大事件”，甚至更多了吧。而这其中，少见欣喜，更多的也都是“坏消息”。坏消息的增多，又是在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说，和谐社会就是允许更多不和谐的东西存在。那么对媒体来说，和谐的环境是不是也要承受更多不和谐事件的存在为代价呢？只是，这种不和谐，真的让人心寒。
　　 需要说明的是，本年度的中国媒体十大事件，没有将新媒体表现收入其中，至于微博在2010年的突然发力也就没有过多涉及。
　　
　　 （晓德 2010年12月28日15:39分 于北京 xiaodesu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