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担忧的是，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
刘煜辉 | 文
    2011年上半年是中国央行的艰难时期。
    2011年年初，研究机构的普遍判断是，当年中国物价的形态是中间高两头低，因为2010年翘尾因素在6月、7月达到全年最高2.1%的水平，随后回落，而新涨价因素预期相对平稳，但到后来，8月物价上涨后，就再也下不去了。
    先前作出的预测判断，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收紧货币的力度要保持，并贯穿2010年全年。
    2010年1月到4月，货币当局曾经试图加强从市场回收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头寸。但是，到5月，随着欧债危机加剧以及对国内经济“二次探底”的过度担忧，整个三季度市场投放的净头寸增加1.9万亿元之巨。货币政策事实上重回“极宽”轨道。
    货币—资产—物价
    目前关于通胀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通胀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认为中国通胀是个短期现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胀是个结构性问题，天气、灾害导致农产品[17.61 4.08%]价格上涨，高储蓄下难有长期通胀发生，产能过剩等等。如果这些推断成立的话，结论必然是对于当前物价上涨，央行是爱莫能助的。
    如果认为中国通胀是个长期现象，就需要着重从货币逻辑来解释。这个逻辑是：货币—资产—物价。这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而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超宽货币时期。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涨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需要时间的累积。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
城市服务性价格上涨很好理解，地价和房地产暴涨直接驱动人工成本上涨，经济学上叫“生存线”。食品跟货币的联系稍微曲折一点，城市人工成本涨，对应的是农业人工的机会成本涨，同时，农产品流通过程属于“大服务”，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上去了。安信证券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密集型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
    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与“刘易斯拐点”逼近相关。但关于“刘易斯拐点”的判定目前理论界是有争议的：到底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拐点，还是工资的拐点，还没有形成共识。按照人口结构的变化，学者们计算的拐点时间多在2015年左右。
我们更关心工资上涨的过程。
    从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而2006年以来，中国的劳工工资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呈现全局性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中国可能提早了十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超量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经达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倒逼工资上涨。这些关系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趋势性上涨。反过来，工业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地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收货币是作用于资产
    假如我们认同中国通胀长期性的货币逻辑：货币-资产-物价，治理通胀方向其实就变得非常清晰，调控的关键在于逻辑的中间环节：资产。
    收货币并不直接作用于物价，而是针对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一旦下行，今天碰到难题可能都不再是问题，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自然消退。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高速度，还是要低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