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20周年再看休克疗法:对比中国式渐进（转）

“休克疗法”（shocktherapy）又被称为“震荡疗法”，本来是一种医学术语，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引入经济领域。其主要内容包括宏观政策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是一种“一揽子过渡”的改革主张。

由于这种改革主张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将其称之为“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起初被南美部分国家用来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并取得成功，后来则被广泛应运于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改革，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休克疗法曾在玻利维亚和波兰等国取得过成功。以玻利维亚为例，作为一个南美小国，1985年玻利维亚**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

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期间，通过“休克疗法”，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开支，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休克疗法”实施不到一周，恶性通货膨胀便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物价从暴涨趋于稳定。1986-198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0-15％，1989年为16.6％。同时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债务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缓解，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2年叶利钦上台即急于推出私有化的系统改革。35岁的盖达尔被任命为**总理，根据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为此，叶利钦破格将盖达尔提拔为**总理，任命萨克斯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在二人的设计和主持下，以放开物价、大规模快速彻底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全面推出。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为了稳定宏观经济。1992年前，俄罗斯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外债达800多亿美元；其次，从高层到民众都对极权体制和几十年跳不出计划经济窠臼的渐进式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实施的结果是，不但没有遏制，反而加剧了通胀，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同时，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因为法制不健全，出现国资被严重贱卖的现象。企业领导人通过与主管官员的钱权交易，评估价值低且暗箱操作，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受让。比如，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

为此，一些人将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归罪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事实上，休克疗法首先在南美小国玻利维亚实行，结果取得了成功，然后在波兰实行，三年后获得成功，在俄罗斯失败有分析认为，玻利维亚的经济危机是因为**的财政危机引起，而财政危机是因为**在社保方面负担过重，而以抑制**财政支出通胀为主导措施的“休克疗法”可谓对症下药。

同时，在以“短缺”著称的苏、东国家，“休克疗法”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放开物价以剌激供给，最终达到供求平衡。但是，与波兰有着比较好的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不同，俄罗斯从前苏联那里遗留下来的经济99%属于国有计划经济，即使放开市场与物价，也不能有效剌激供给，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供求平衡。

当俄国和东欧国家在1990年代初开始改革时，萨克斯等人主张要改革就必须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断绝关系，而且要一刀两断。他们当时常打的比方是改革好比砍小狗的尾巴，渐进改革是一节一节地砍，而“休克疗法”是一刀砍断。但是中国的渐进改革似乎认为，小狗的尾巴有一部分是不能动的，比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要砍就一节一节砍剩下的部分。

萨克斯在研究中国、东欧和俄罗斯改革时同时指出，中俄两国改革存在绩效差异主要是由改革前两国的经济结构差异导致的，前苏联庞大的工业部门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严重障碍，因为国有工业部门的工人是被高度补贴的；而中国庞大的农业部门包含了大量未受补贴的非就业农民，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将会提高社会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数据显示，转轨之前，俄罗斯国有企业雇佣了整个劳动力队伍的90％，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最高峰的时候其雇员人数也只有7500万人，占整个劳动力队伍不到4%。

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认为，“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结论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曾在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时候，“不合时宜”地提醒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后发劣势”。经济学家沃森首次提出“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的概念，又被称作“对后来者的诅咒”。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关于“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问题，杨小凯教授还曾经和经济学家林毅夫进行过一次争论。如今，主张“后发劣势”的少数派杨小凯教授已作古，但是主张“后发优势”的林毅夫已经贵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认为，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好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

休克疗法在俄失败绝不是因为市场化和私有化。同时，中国渐进改革也未必就比休克疗法更具有优势，因为作为后进国家，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正在面临“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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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第二步的改革，就目前情况看，阻力非常大。问题现在ZF是否真实地有意愿进行第二步改革，还是认为第二步的改革并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