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百年人们可能会发现中华文化的大浩劫不是发生在屈辱的百年，不是文革十年，而是在我们竭力歌颂的当下。上述两个时期摧毁了中国人古典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却没有建立起中国人的批判精神与理性意识。我们已经还将承受立未破的文化断层之煎熬。本来有能耐与活人论辩不应与死人较真的，但是还是不得不提任继愈老先生的著名谬段：“从现在起（2000年）未来的20年将会迎来中华文化的繁荣期”。任老爷子还有一个被扔鸡蛋的建议，由国家主席任考官选拨博学的“国家博士”。自古以来都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文人难过皇帝关”（何满子语），我们的国学大师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脚。文化的最大退步在于失去了民众心中的文化自觉。    在自身文化价值体系建立之前就冒失的冲进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洪流是造成当今中国一切乱象的根源。城市化是一个建立规则的过程。有效的规则系统可以牵制强势群体过度占有社会资源，更加均衡的分配社会话语权，从而使不同的群体在对话机制下平衡相处。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做保证，就有了今天资源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国家审计署剑指财政分配中不翼而飞的巨大漏洞及远超国际社会公认警戒红线的贫富差距或许仅是监管失控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各级**收买了媒体和知识分子，使得“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政治梦魇。要是杀人可以不用负法律责任，我被剁成肉泥的应该是房产商。中国的城市化造成了世界上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习惯了生活头顶一片下的国民因身份认同危机而异常惊恐，所以就会有今天的出上海之外人都是乡下人的说法，除北京之外的人都是外地人的说法。五年前我初到北京，走上一辆献血车，告诉工作人员我要捐献骨髓，工作人员问道：“你有本市户籍吗？”我当时有种要杀人的冲动。一日，在地铁里看到了如下的广告语：没有房，怎么搞定丈母娘。我就在想房产商口味也太重了，不搞媳妇了，搞起了丈母娘？文化的本质是要建立使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的规则体系，确保民众与精英阶层建立互信的契约关系。郎咸平很犀利的指出当年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是不能让其他人更贫穷。可是我们的发展只有前半句而没有做到后半句。文明要教化大众关注生命的意义，超越现世；但是畸形的工业化使得当代人关注生命意义成为了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过度竞争，谁也不愿意落后,停下来就有可能被吃掉，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中国大地一片焦土，没有侵略者，却尽是亡国奴。在改革的过程中，权贵资本主义成为浸淫社会福利的黑洞,普通民众不是在理想的激励下奋斗，而是在欲望的引诱下苟且。这个时代的中国把理想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极度拜金，权利泛滥，道德沦丧是他的标签。这的确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至少对中国而言是这样的。多元价值非中心的后现代，一种价值体系的不可能去规范其他的价值体系。将一种价值体系凌驾与其他价值体系之上是在自慰，求得一时的快感，却伤了根本。价值失范并不可怕，怕在没有方向，怕在失去改变的勇气。
    中国中产阶层的断裂和知识分子的群体失语是造成现今混沌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价值的基石，但是在中国盛行的权利中心主义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了犬儒，谁也不愿意成为撕破铁屋子的人。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不是以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区分的。红色时代，很多人热衷于在中山装上衣口袋插很多支钢笔就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西方的知识分子确切来讲是社会良知分子，他们是现行体制的批判者，大时刻在思考改进的可能。金融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在经济危机到来之时人们会窖藏优质货币，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劣质货币。在社会学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道不存，君子必将隐于市，就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被豢养，所以就再也没有斗争的野性了。我们的文化改革还设有很多禁区，而这些领域或许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许是“潘多拉之盒”。中国的中产阶层仅仅是经济上的中产，在政治上，文化上依然挣扎在“贫困线”附近。09年我在西湖湖畔偶遇一位摩根的分析师，当他大谈经济形势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你或者你们圈子里的朋友有政治诉求吗？他告诉我没有。我在想，我都有，你们竟然没有?!
    西方世界科学领域有重大的发现会称为“触摸圣餐杯”这说明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上帝处于核心地位。著名学者汪丁丁在讲授神经经济学学时还不得不加上一句“假设上帝掌握所有信息”。西方世界的很多非宗教人士早已不把上帝看做神了，但上帝依然是道德标准。中国古代文化中佛教的神和道教的仙都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封建帝王也仅仅是天之子。在中西文化中有一点通性很重要，当遇到人不能裁定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通过发誓的方式求助于神。双方都认可在现世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超自然力的异度空间。所有这些神秘力量对于塑造众生“止恶修善”文化人格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到了当下，神仙只不过是庙里供我们娱乐模特。我们热衷于搞清楚王母和玉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夫妻还是母子），要是忽略了观音男身女相的人妖身份（没有对观音大士不敬的意思，罪过），或许还能成就一段佳话。以前在作恶之前回想着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无所顾忌了，干什么事也就不会有丧尽天良一说了。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吾民法律意识提高，道德水准下降的悖论了。
    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一直有着高耸不可及的位置，很大程度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变革时期，给了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七贤的竹林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一样，自己可以想象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下的时代剥夺了大多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生命“被定义”。当年阮籍恸哭“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今天大家都不想哭，都想笑，所以芙蓉和凤姐（有可能还是凤妹）就跑出来“凉肉”了。这些“审丑”符号的出现都是对这个匮乏意义时代的讽刺。
    人伦关系的物质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最不可容忍的是这个时代了肢解了东方文化的根基—以血缘为基础家庭关系。父母送儿女上刑场一般的辅导班不仅仅是为了儿女的好前程，更是在于邻里之间无聊的炫耀。母亲送女儿学习舞蹈不仅仅是为了女儿的气质培养，更是为了女人有个好身材，为了增加女儿未来傍大款的资本。知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一直固执的认为知己之美一定是苍凉的，在燕赵古风下的易水，在长河落日的大漠。爱情是我最不愿意提及的（当然我对自己的爱情还是很满意的），爱情的伟大是要你和一个陌生的或是熟知的人建立超越血缘的情感。或许是没了妓院大家憋得难受的缘故，为了脐下三分那几两肉把365天都变成了发情期。

民众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我要很悲观的告诉各位，未来的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局面将会更加艰难。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时期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这一时期如果不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将会陷入动荡。从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2000年起就已经初露端倪了。中国历代都不乏绿林好汉，但是当代“仇富”分子只是在劫富却没有济贫。中国人不是对富人无区别的仇视，08年袁隆平院士买车事件中国民显示出了的高度认同与理解。能成为人民公敌或许只有煤老板和地产商了。“精英阶层移民风潮”强势和弱势群体都感到了不安。年轻人的赤贫化和社会资源及社会地位的凝固化将更加普遍。我们没有进入共产主义，却提前进入了无产主义。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所言，社会不会动荡但是会溃败，动荡好比是别人捅了你一刀，溃败好比是每个细胞功能失调。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就是明证。微观的溃败比宏观的动荡更加难以治理。自杀率和犯罪率的持续上升就是对漠视生命意义的反抗。
    中国的希望在于知识分子的解放，在于打击权贵资本主义，在于建立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对话机制。事情不全都是糟糕的。《南方周末》战胜陈绍基，网民火速搬到周久耕，总理三个月时间就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未来将会迎来网络民主的勃兴期。但是中国的网网络充满了暴力与操纵，网络水军不死，网络民主不存。但是大家都知道当马勒戈壁成为各种流行输入法中的常态词语时，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一丝隐忧。
    因为不是人人有资格卖国，所以人人都可以喊爱国。这年头喊爱国就像就像扛着旧红旗一样，颜色不再鲜艳，边角不再招展，但我还是要要喊“我爱你，中国！”爱你是我的信仰，爱你是我生命的重要意义，但不是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