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和虚构的力量：扎克伯格、乔布斯和哈斯特
在这篇个人专栏文章中，沃顿商学院新媒体总监肯德尔•怀特豪斯（Kendall Whitehouse）回顾并表达了自己对记述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新传记片《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观点。
在影片《社交网络》上映之前，当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被问及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时，他对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黛安•索耶（Diane Sawyer）说道：“人们会因为他们所建设的东西被人牢记，他们不在乎有人在一部影片里如何评价你。”虽然扎克伯格——以及其他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生活写照的人——可能希望如此，不过，好莱坞的传记片历史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1941年的影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威廉•兰多夫•哈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普遍认识。而哈斯特虽然在当时的大众传媒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依然无力与威尔斯对他生活的解读抗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苹果公司（Apple）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成为一部“不讨当事人喜欢”，名为《硅谷传奇》（Pirates of Silicon Valley）的电视电影的主角时，他则迅速行动起来，以缓解电影叙事产生的影响。考虑到《社交网络》一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广泛传播，扎克伯格或许应该回顾一下，其他业界巨头是怎么应对媒体对他们的描述的。
《社交网络》的口号是：“不树几个敌人，你是无法得到5亿个朋友的。”的确，在这部由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编剧、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的影片中，扎克伯格表现得神魂颠倒、脾气很坏、不忠诚，而且不成熟。
这部影片的时间跨度，是从2004年Facebook推出（当时，扎克伯格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到该网站的用户数量不久就达到100万的一段时期。（据报道，该网站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人，考虑到Facebook的历史尚不满7年，这个结果确实令人惊异。）影片中，Facebook的急速崛起，穿插着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作证的镜头，这是扎克伯格以前的很多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诉讼。
影片充斥着著名的索尔金式活泼对白，杰西•艾森伯格（Jesse Eisenberg）对Facebook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怪异行为举止以及用缩略语言说话方式活灵活现的表演，更为影片增色不少。影片的摄影，此前曾与导演芬奇在《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一片中合作过的杰夫•克罗宁韦斯（Jeff Cronenweth），为这部影片添加了“黑色电影”（film noir）的色彩。特伦特•雷诺（Trent Reznor）（九寸钉乐队（Nine Inch Nails）的灵魂人物）和阿迪库斯•罗斯（Atticus Ross）的配乐，同样为该片令人称奇的格调贡献良多。
旧媒体vs. 新媒体
编剧索尔金坚持说，这部影片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扎克伯格的不同视角，只是为他创作了一幅肖像，至于说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则要由观众来判断。“在谁说的是事实，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以及谁好谁坏等问题上，这部影片并没有设定自己的立场。”索尔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清晨秀》（Early Morning）节目中宣称。
威尔斯针对《公民凯恩》一片也曾发表过同样的声明。这部影片公映那年，他写到，《公民凯恩》展示了“五个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倾向性，所以，凯恩的真实性，就像任何人的真实性一样，只能靠人们对他所有看法的总和来判断……判断权归观众。”
尽管威尔斯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不过，人们还是很难从中发现查尔斯•福斯特•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更具魅力的品质。而索尔金和芬奇塑造的扎克伯格同样很难让人们心存感动。《公民凯恩》和《社交网络》两部影片都是顺着这样一种经典悲剧的脉络制作的——一个人赢得了世界，但却丧失了灵魂。
当然，严格说来，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并不是威廉•兰多夫•哈斯特的传记片。除了哈斯特以外，这部影片还记述了其他业界大亨的生活细节，比如，芝加哥的公用事业巨头萨缪尔•因萨尔（Samuel Insull）。甚至在这部影片公映之前，威尔斯就写了一篇题为《公民凯恩表现的并不是（漫谈专栏作家）卢埃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的老板》（Citizen Kane Is Not about [gossip columnist] Louella Parsons' Boss）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说服评论家，《公民凯恩》并不是哈斯特的传记片。
尽管如此，哈斯特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依然是由威尔斯虚构的角色塑造的。威尔斯和编剧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Mankiewicz）在影片中重述了凯恩的话语，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的重述，那就是哈斯特对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所说的话，哈斯特派他到古巴记录美西战争（Spanish American War）。雷明顿发来电报称：“一切都很平静。这里没有什么麻烦。不会发生战争。我想返回。”哈斯特回复说：“请留下。你提供照片，我来提供战争。”他说过这样的话吗？在发表于《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一篇文章中，约瑟夫•坎贝尔（W. Joseph Campbell）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了这个故事的唯一来源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的动机所在，那就是凸显《纽约杂志》（New York Journal）老板的傲慢自大。
当然，哈斯特本人对利用部分真实事件的蛛丝马迹来编织神话并不陌生。正是哈斯特的《纽约杂志》，再加上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使“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指用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来渲染新闻事件，尤其是关于****、暴力、犯罪等方面的事件，从而达到扩大报刊销量目的的新闻报道。——译者注）——重轰动效应甚于重事实，重发行量甚于重真相的报道方式——大行其道。这是一个转折点，自此，媒体再也没有回头，从哈斯特的《纽约杂志》到《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再到《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TMZ（美国著名在线娱乐新闻网站——译者注），都在沿着这样一条直线走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民凯恩》是“编织神话”的两大巨头之间的争斗，一方代表着旧媒体——也就是印刷新闻，另一方则是新媒体——好莱坞。
当然，好莱坞现在已经成了旧媒体。互联网和类似于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则代表着新一代的大众传播工具。然而，从很大程度上而言，好莱坞练就的不朽叙述能力却并没有受到这些新贵的挑战。正如《公民凯恩》界定了哈斯特的形象一样，好莱坞对扎克伯格的夸张描写，同样可能勾画出了这个年轻企业家的公众形象。
“拿回护身符”
有鉴于此，扎克伯格怎么才能消除这部影片对他的描述呢？
甚至在影片公映之前，就有用户给扎克伯格提建议了。来自科技博客网站All Things Digital的卡拉•斯维希尔（Kara Swisher）提出了几种扎克伯格可以用来减轻这部影片的影响，并“拿回护身符”的方式。她的一个“处方”就是展示反驳影片论断的确凿证据。她写道：“公开那些年的所有原始文件，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文件，把它们传到Facebook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文克莱沃斯（Winklevoss）的官司和其他人的官司现在都已尘埃落定，所以，看起来已经没有必要再隐瞒当初显而易见的艰难了。如果扎克伯格和Facebook都信奉透明，那么，就应该利用这部影片上映的机会将证据和盘推出，之后，彻底结束。”
当然，这么做也有前提，那就是事实有利于扎克伯格一边。Facebook的代理人就这部影片发表的几项声明暗示，影片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是虚构的，扎克伯格的实际生活比银幕上展示的要单调得多。该片的编剧索尔金则反驳说，“这部影片并不是虚构的。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有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