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中国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即供给不足问题，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证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及金融成长三方面梳理了有关文献，提出影响我国农村金融成长的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重点因素分别为：金融创新、均衡**与市场之间的力量、农村与城市金融的融合等。
　　关键词：农村金融，需求，供给成长机制

　　农村金融是农业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然而，从经济理论角度看，需求与供给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因此，学者们从需求、供给及供求均衡所引申出的农村金融成长这三个方面，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表现、产生原因及治理措施。

　　一、农村金融需求研究

　　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农村的借贷都是以农户为基本单位进行的，因此农户是有关农村金融研究的基本单位或分析细胞 (张杰，2003)，而有关农村金融需求的研究也可区分为农产行为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三部分。

　　总体上讲，对农产行为的研究主要有“理性小农”、“道义小农”和“拐杖逻辑”三个命题。T.W.Schultz(1964)与S.Popkin(1979)的“理性小农”命题认为：农户即企业，农民即企业家，激励农产的利润动机与创新行为以及创造外部市场条件十分重要，如果这些外部市场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农产就完全可以和企业家一样行动。“道义小农”命题认为：小农的最优化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而不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Chayanov，1925)；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是以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的(Polanyi，1957)；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他们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较为稳妥的策略，而不选择为较高回报去冒风险(Scott，1976)。黄宗智将中国小农经济的行为形象地概括为“拐杖逻辑”(1985、1990)，“拐杖逻辑”可用“小农收入二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这一恒等式简单表示，其中家庭农业收入相当于人的双腿，而非农收入则可被视为拐杖，拐杖在双腿不大好使的情况下才可能派上用场。“理性小农”、“道义小农”和“拐杖逻辑”这三种农户行为命题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呢?事实上，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按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与此相对应的是崇尚礼俗，克己的熟人社会(王芳，2005)。所以，要解读中国农产，黄宗智提出的“小农命题”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著名“拐杖逻辑”，就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然而，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现在的农户是否依然是传统意义的小农，仍缺乏相应的证据。

　　在农村金融需求的理论研究方面，姚耀军(2006)认为：需求主体居住分散，收入较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产有明显季节性且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农业生产的自然依赖性导致信贷的地区风险大，缺乏必要的担保及抵押品，这决定了农村信贷服务的风险较大，农产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单位，既需要生产性贷款，又需要生活性贷款。但在农户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信贷需求往往占更大比重(王芳，2005)，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信贷的互助性、友情性和高利贷性。因而农产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以下逻辑顺序：农产收入——非农收入——友情借贷——国家借贷——高息借贷(张杰，2005)。当然这里需要对农产进行细分，不同的农户其信贷可得不同，根据农产的金融需求特征，农产可划分为：贫困户、维持性农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其主要信贷需求特征表现为生活开支、小规模种养生产信贷需求以及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工商业贷款需求等。当然，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程度不同，农产的金融需求也因此不同，即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为发展需求，中等发达地区农产的主要金融需求为农业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并重，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为生活需求(周立，2004)。针对农产需求特征，由于非正规金融在信息上的优势和交易上的灵活性，就成为农产信贷需求供给的主渠道。

　　在农村金融需求的实证研究方面，温铁军等(2001)对15省24市县的村庄调查发现，民间信贷率高达95%。史清华等(2002)对山西745个农产的调查表明，农村借贷活动逐渐频繁，并由生存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生产借贷转化；传统“道义金融”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消费性借贷与生产性借贷形成相互消长的关系；金融政策应及时调整，以适应农村借贷发展需要。朱军银等(2003)对安徽6县180村217个农户调查发现，民间借贷资金占近80%；李锐等(2004)对10省30个县3000个农产调查显示，农户借款中有72.8%来自各种非正规渠道。李建美(2005)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842个农户的常规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2003年农产民间借款额占农产借款总数的71.83%，民间借款仍是农产借款中最主要的来源。张慧茹(2008)通过对农户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认为低成本、灵活和敏捷是理想的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的一般性特征；而复杂多样性、层次性和不断升级性是我国农产金融服务需求的个性化特征。汪小亚(2009)分析了我国20000个样本农产的金融需求、金融供给特点，并给出了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等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理想路径。李子奈等(2009)对我国16个省区、72个县的5100家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总结了我国贫困农区、传统农区、发达农区和现代农区金融需求的模式和金融供给的模式。

　　二、农村金融供给研究

　　从供给视角看，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不足。学者们从金融供给不足的内容、原因、治理措施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Hugh. T. Patrick，1966)提出了两种有关金融供给的模式：一是“需求追随”模式，二是“供给领先”模式，他还认为，这两种模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问题；该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制度供给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此外，还有学者总结了我国金融供给抑制的形式：有的认为是供给型金融抑制，有的认为是需求型金融抑制，还有人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而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创新、农村金融人才等方面的供给不足，以及农村金融生态畸形(高晓燕，2007)。王遥(2008)认为正规金融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巨大资金缺口部分从借贷灵活的民间金融得到了弥补；因此，应通过确定各金融组织机构的业务定位，创新农村资金供给路径，改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体制和运作机制使民间金融“浮出水面”等方式，繁荣农村金融市场。杜彪(2008)则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替代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可以相互融合，而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非正式制度与传统。李世新等认为(2009)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等四类信贷供给主体难以协调发展。谭露等(2009)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的缺失，从而也给出了引入金融中介、扩大乡镇银行试点范围、成立社区性金融组织、建立农业保险机构等政策建议。彭宇文(2009)认为影响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因素是农村金融制度、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包括抵押、农业信贷的高风险性、非生产性借贷等在内的农村金融市场问题；基于此，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出路在于农村金融环境的优化及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农村金融供给的实证研究方面，何广文(2001)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于农村金融需求，其需求表现出多层次性的特征，不同的需求应该有不同的金融组织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来满足，他提出要构建需求导向型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以均衡农村金融商品的供求。汪三贵、朴之水(2001)分析了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信贷供给以及影响因素，他们的结论是大部分农产能够获得正规信贷，但贷款的额度有限，许多农产不愿以任何利率借款，说明缺乏信贷需求，增加贫困地区农产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并不能促进非农活动的发展，这也是小额信贷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郭沛(2004)运用数理模型估算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并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王国红等(2008)以湖北农村非正规金融为例，对其履约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因此，应放松管制，引导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连接。鞠荣华等(2009)通过对全国348个样本农产及一些金融机构的调查表明：农村资金通过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流出农村，农产和农村企业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资金需求，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只能满足这些资金需求的一小部分，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民间资金供给满足。李诗源(2010)通过对青海283个样本农户的调查分析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农村金融的可得性低、融资难。

　　三、农村金融成长研究

　　有关农村金融成长的研究主要包括农村金融成长衡量指标的改进及由供需均衡所引申出的政策建议两方面。

　　金融成长的衡量方面，戈德史密斯(Gold Smith，1969)提出用金融相关率(PIR)来测量。其完整的表达式为(M2+L+S)／GDP，其中M2为资本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张杰，1997)。麦金农(Mckinnor，1973)利用M2／GDP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金融增长的实效。而针对麦金农指标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并进行改进。如Levine & Zervos(1998)认为，M2与GDP之比这个货币化指标既不能度量负债的来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他们认为，银行信贷是度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Arestis. Demetriades & Luintel(2001)在此基础上针对欠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设计了L／GDP指标。国内学者王毅(2002)，李广众、陈平(2002)也分别对麦金农指标提出质疑。姚耀军(2004)则设计了反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即RL／RGDP，其中，肚为农村贷款余额是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通过实证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但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无影响。

　　在供需均衡所引申的政策建议方面，有关学者主要集中研究农户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对应关系，农产金融供求不均衡的表现及其作用机制，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测算了农产借贷行为的福利损失情况。

　　在农村金融供求均衡的理论研究方面，何广文(2001)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区域布局和金融商品供求失衡的表现。韩正清(2005)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失衡表现，认为均衡我国农村金融供求、促进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良性发展的对策为：以农村金融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整合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增强金融服务供给，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和良性循环机制、把从农村吸收的存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后理顺地方**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减少**干预造成的农村金融无效供给。刘明志(2008)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存在供求双重不足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匹配。宋平、罗剑朝(2009)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求量不足只是表面现象，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基本的治理措施为构建多层次供求均衡的农村金融体系。李瑞红(2009)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根源在于经济与体制两方面，而相应的治理措施也应从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微观金融组织治理结构的完善等方面入手。吴义根(2010)在对我国农村金融供需特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入手，构建一个多元立体式的农村金融体系，而该多元体系的起点则在于将农村信用社改建为农村的社区银行。

　　在农村金融供求均衡的实证研究方面，周立(2005)以广东东莞、惠州和梅州三地调查数据为依据，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村金融需求难以通过目前的金融供给得到满足，各金融机构的作用机制也不一样。姚海明等(2007)通过对相关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巨大、具有多层次性，而正规金融供给萎缩，农村资金流失严重；造成这一基本问题的原因在于现存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存在弊端。李锐、朱喜(2007)采用3000个农产的微观数据，计量分析了农产金融抑制的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的大小；徐瑞娥(2009)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的特点，从而总结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将财政与金融视角结合起来，进一步给出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盛均全、徐明科(2009)总结了美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一般特征，并给出了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服务范围、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法律体系等政策建议。佘传奇等(2009)在简要描述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供需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供需失衡的原因，并从税收优惠、农业保险、投入等财政视角，以及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正规金融等金融视角给出了解决我国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政策建议。

　　四、结论与启示

　　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及其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户行为是农村金融研究的基础，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的农产，其金融需求特征也不一致；尽管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的多元化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供给不足依然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而从微观到宏观的金融改革思路还需不断提炼；当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均衡，有关衡量金融成长的指标是否适合还需更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而农村金融成长是一个涉及城市与农村、**与市场、产品与机制等在内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的设计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方面入手：

　　首先，我国农村金融成长的微观基础在于金融创新，而这些创新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治理机制的创新等。

　　其次，我国农村金融成长中观层面的重点在于均衡**与市场之间的力量；当然，**与市场作用力量的均衡应从区分财政与金融的作用领域、利率决定机制的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完善、区域差异化政策等方面入手。

　　再次，我国农村金融成长的最终出路在于融合城市与农村金融；由于历史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致使金融结构也呈现城乡二元化。因此应从城乡互动机制的建设、金融体系的完善、信用系统的建设、制度环境的完善等方面入手，建立协同发展、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统一的金融体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微观、中观、宏观重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通过各方面子项目的互动来最终实现宏观目标，从而推动我国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发展。

　　基于对上述有关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应以农户的金融需求为基础，在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同时，逐渐引入成熟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有关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从而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不断发展。

作者：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何风隽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仇娟东 来源：《西南金融》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