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相对于劳动份额的下降，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即资本所得在逐步上升，由于2003年之后的统计数据受经济普查的影响，这里没有列出（见图2）。

图2　劳动份额相对资本的比重
从省际比较来看，我国省际劳动份额的差距较大，表1为我国劳动份额比重最高和最低的10个省市区的情况。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是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经济危机下，我国长期对外依赖的经济模式亟须改进，亟须提升内需，此时对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研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劳动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延伸，新的收入分配理论的诞生总是伴随着相应的价值理论标准的改进，不同时期的主流价值理论的变迁，同时也带动了相应收入分配理论的产生。宏观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指的是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租金等方面进行分配，无论劳动份额的上升、下降或是不变，都是涉及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
    亚当•斯密关于劳动价值的决定理论有几种说法，一是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二是交换中购买的劳动（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决定价值；三是工资、利润、地租决定价值。[1]李嘉图将收入分配理论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就是阐明分配规律。对于工人的收入所得，斯密和李嘉图，特别是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收入分配理论，其中主要包括“生存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2]
    马克思[3]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按劳分配理论，工资是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补偿，其意义相当于其他生产资料磨损的折旧费用。斯密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斯密关于“生产中消耗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曾把分配理论视为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传统，发展了已经成为经济学教科书基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从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转向由基尼系数描述的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重点研究这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平等或不平等现象，而是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问题，因此将不对例如库兹涅茨曲线一类的针对个体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进行介绍。
    马克思理论诞生于李嘉图的剩余理论，而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则来源于李嘉图模型——边际理论，它是由对于地租的解释产生的。希克斯(Hicks)认为，国民收入是唯一的产品，劳动和资本是两个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要素。在卡尔多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收入分配由投资—收入比重决定。[4]在希克斯的“替代弹性”之后，新古典学派关于分配的理论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可以被应用于任何要素。卡莱茨基(Kalecki)建立了一个产出中的利润率只能由需求弹性决定的简化分配理论。在短期内，劳动和资本是有限而非完全替代的要素，所以短期内的生产成本曲线是倒L型的。[5]基本上可以说，新古典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建立在市场结构和竞争力量强弱上的。
    对于劳动和资本在企业内部的分配，还有一些理论提供了部分解释。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制度经济学者在企业层面探讨如何界定企业剩余价值索取权的权利和边界，企业剩余如何在资本和高端劳动力之间合理分配。另外，一些劳动经济学家通过时间序列的研究分析了社会阶级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一些学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劳资分配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对劳动收入比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资直接的关系相对稳定，工人不再为了某种针对“资本家剥削”的政治上的因素进行斗争。
    一些学者发现，工会提高工人工资有很多较为有利的证据，詹森(Johnson)[6]等人证明，有工会组织和无工会组织的工人工资存在显著差别。对于工人的罢工，有一系列研究表明，工人确实能从罢工中获得收益。例如，华莱士(Wallace)在研究劳动力市场时发现，控制了包括工会在内的其他收入的结构性影响因素之后，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收入要高于没有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收入，[7]另外一些实证研究也为罢工运动等一系列劳资冲突提高了劳动份额提供了有力证据。
    除了以上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劳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关于收入分配其他影响因素等综合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例如索洛(Solow)等人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劳动份额有所上升，而农业部门的情况却正好相反。[8]阿特金森(Atkinson)认为，劳动份额依赖于利息率，利率提升则意味着获得投资的成本上升，这时也要求收益率上升。[9]
    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以库兹涅茨曲线为代表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研究，而不是初次分配的研究。对于初次分配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展开的。周为民和卢中原提出了“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再分配侧重公平”的政策建议，认为在保证最必要的公平程度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经济效率。[10]与之相对应，刘国光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这个提法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但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第三种观点以贺铿为代表，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收入分配原则，混淆了生产者行为和ZF行为。贺铿认为，“收入”和“收入分配”是两个不同意义的概念。前者属于生产者行为，后者属于ZF行为。讨论收入分配原则，应将生产者行为和ZF行为区分开来，不可混为一谈。[11]戴园晨和黎汉明在对宏观上以及各行业劳动工资的制定方式分析之后，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膨胀正在发展，生产成本中工资含量在上升，使得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从而得出了“工资侵蚀利润”的结论。[12]董辅礽等在对国有企业净产值基本流向的微观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发现资本所得的减少并非是由于工资侵蚀了利润所致，而是由于利息份额的上升。[13]李稻葵总结了全球劳动份额演变的一般规律，并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加以论证。[14]
    在本文中，笔者将我国劳动份额的现状置于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从探讨全球经济体劳动份额变动的一般规律出发，分析我国劳动份额的演变与其他经济体的共性以及自身特性，进而对我国目前劳动份额的下降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三、全球经济体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
    在对我国劳动份额的现状和相关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笔者将把我国的劳动份额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劳动份额相对比，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在对全球范围内的数据统计进行系统性描述之前，笔者首先选择日本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作为样本经济体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进行案例研究。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过10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日本的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并持续达18年之久，直到1973年。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提升阶段，劳动份额从1955年的70.40%降低到1970年的63.75%，而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化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自营比重的下降。而在1973年之后，劳动份额呈一定的周期波动上升趋势，波动幅度相对降低。
    从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结构特色来分析，1950-1960年是中国台湾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大力发展电力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而20世纪60-70年代则是颁布《奖励投资条例》，鼓励生产事业投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即快速工业化时期，中国台湾的劳动份额由67%降至63%，工业总产值在60年代初期超过农业产值，从1966年起中国台湾的工业化程度超越战前水平。1966年是工业化阶段，而1968年则是劳动力剩余的终结年，1968年之前农业从业人口总数和劳动力每年皆呈现递增的趋势，1968年之后，则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从中国台湾的情况看，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工业化阶段中，劳动份额波动下降，特别是在“劳动力剩余终结年”前后，劳动份额达到最低点，而在1968年之后，劳动份额逐步提升（见图3）。
     (略）
    图3　1951-2004年中国台湾劳动份额变化情况
    说明：CEIC，数据由笔者计算，自营比重的三分之二记入劳动份额。
    在对典型样本经济体的时间序列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利用UN Statistic data数据库中所提供的国民收入的收入法核算的数据，对全球121个经济体的劳动份额数据进行数据描述和统计分析。表2为数据库121个国家中，人均GDP最高、最低和中间的各8个国家，其中人均GDP以2000年固定美元为单位，以1994年人均GDP为排列标准。表2中所列劳动份额为经调整后的劳动份额。
          (略）

    从表2数据看，世界各国的劳动所得收入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劳动份额比重同经济水平发展程度相对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运行轨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的经济体，劳动份额比重比较高，而中间水平的经济体劳动份额比重相对比较低。我国当前的劳动份额在50%以下，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低的水平。
    通过图4观察可以发现，人均GDP与劳动份额比重之间存在着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同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
          (略）

    图4　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份额之间的U型规律
    资料来源：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
    这种正U型关系与我们对样本经济体的案例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致，人均GDP与劳动份额比重之间存在着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关系，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同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先下降后上升。我国当前的劳动份额相对其他国家来讲比较低，同时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下降，这种演变规律与其他国家是一致的。
    四、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摩擦工资”理论
    在前面的统计描述和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份额在一个经济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劳动份额会经历一个较大幅度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特别是对中国台湾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劳动份额的最低点出现在劳动力剩余的终结年1968年前后，这表明劳动份额的大幅度变化是与劳动力自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直接相关，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劳动份额会出现较大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规律。
    对此，笔者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为背景，提出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理论解释，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摩擦工资”，带来了劳动份额的U型变化。其中“摩擦工资”指的是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企业能够压低工人工资，进而使工业部门的劳动所得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这种由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劳动份额的变动，是笔者所定义的“摩擦工资”。
    随着劳动不断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摩擦工资”的存在，使得工业部门的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出，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由于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劳动力，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状态，而当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工业部门出现类似“民工荒”的时候，工资水平才会逐步上升。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整体经济水平不断上升，这个转移过程中的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体现出一种U型演变规律。
    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与劳动份额之间呈现U型关系，在经济较为落后的经济体，劳动份额较高，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份额降低，而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劳动份额又逐步升高，实证结果与笔者的分析保持一致，证明了在工业化过程中，“摩擦工资”是导致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计算U型的最低点，发现该点出现在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约6000美元（2000年固定美元）。
    计量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劳动份额和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程度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中国遵从了其他经济体的普遍发展规律。中国目前仍处于U型发展的左半边，劳动份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逐步下降，而未来几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当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之后，我国的劳动份额也会在到达拐点之后逐步回升，换句话说，我国目前的劳动份额下降受到一定程度的宏观层面U型发展规律的影响。
    从中国的省际数据可以看到（见图5），目前我国的省际劳动份额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是单调下降的关系，人均GDP较低的省份，劳动份额的比重相对较高。这与“摩擦工资”的理论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我国当前的劳动份额同经济发展程度负相关，体现在U型的左半边；二是虽然我国部分省份的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000美元（2000年固定美元），但是由于我国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人力资本具有流动性，因此从整体上看，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达到更高水平，我们的劳动份额还是处在一个下降通道中，各省劳动份额受到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工资滞后以及开放程度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同全球经济体的一般规律保持一致的。
          (略）

    图5　我国省际劳动份额
    五、本文结论及相应政策讨论
    本文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下降为研究对象，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和综述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全球经济体的整体发展规律来看，各个经济体的劳动份额有较大差距，从对单个经济体的案例研究以及对全球经济体的统计描述中发现，虽然劳动份额伴随着经济周期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波动，但从整体趋势上看，这些经济体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劳动份额逐步下降，特别是在剩余劳动力终结的前后，劳动份额达到底部，而在之后逐步回升，整体呈U型走势。
    第二，在经过“摩擦工资”理论分析后，我们发现，在长期内，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在经济发展中会先下降后上升，同经济发展指标以及产业升级指标存在着一定的U型关系，在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为6000美元左右（2000年固定美元）时会达到最低点。而我国目前的劳动份额的发展趋势是和这一规律相符的，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发展的左半边，劳动份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逐步下降。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劳动份额下降受到U型发展规律的影响。
    第三，从劳动份额的省际比较分析来看，目前我国的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程度在省际的表现为负相关，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劳动份额相对较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份额基本上是一个反向关系，这一趋势与跨国比较的U型规律的左半边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目前劳动份额下降较大的省份主要体现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较快，同时较高的开放程度以及经济的增速较快，导致劳动份额相对较低。
    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内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道，因为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12月公布的对各国GDP的PPP重新统计，笔者推算中国经济2007底的PPP计价的人均GDP大约为4800美元，未来几年内完全有可能达到人均6000美元的水平。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国部分大城市例如上海等地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但由于各城市之间劳动力是流动的，所以即使个别城市人均收入超过了笔者所计算出的拐点，但由于城市并不是独立的经济体，所以其劳动份额不会单独出现上升趋势。
    既然中国经济初次分配的演变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面对目前劳动份额比重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应该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完善劳动经济制度，健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劳动体系。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内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能会进入上升通道，中央ZF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措施会助推这一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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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贺铿.收入分配行为与社会公平原则[J].经济纵横，2006,(2).
    [12]戴园晨，黎汉明.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J].经济研究，1988,(6).
    [13]董辅礽，唐宗焜，杜海燕.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