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有两类发展模式，应该相互取长补短
（黄佶，摘自“中国更应该有一个‘五十年规划’”一文）
　　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探索型发展模式，一类是预定路线型发展模式。
　　在自由探索模式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成功了。其他人被成功者获得的利益所吸引，借助成功者的经验，跟着前进，直至走到尽头，原有的经验失效，“此路不通”，于是再探索新的发展方式。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物质极大丰富，人的地位不断提升，建立起了“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但也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阶级对立，环境污染，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等。
　　自由探索模式的问题是：每一步的前进方向取决于眼下能否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不考虑总的前进方向。因此，虽然每一步在当时都是最有利的，但最后的总的道路却可能是错误的。欧美诸国目前陷入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寅吃卯粮，最后走到了坐吃山空的境地。在减排问题上，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灾难已经发生在眼前，但各国仍然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愿为长远利益做出牺牲。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民主、集中了世界上最多人才的国家，却连最基本的京都议定书都没有签署。
　　正是因为看到自由探索模式中人类常常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很多人尝试从“事后诸葛亮”转变为“事前诸葛亮”，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某些人（例如卡尔马克思）的主张会引起其他人的共鸣，他们坚信这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唯一道路。这些主张的提出者因此也成为信仰者心目中的伟人甚至圣人。信仰者会建立起组织（例如政党），向大众进行宣传，吸引人们加入他们的事业，并培养更多的信仰者，使整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庞大，最后控制整个国家。
　　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由探索的本能，又由于沿着既定路线前进时，并非每一步都是有利可图的，为了终极目标的实现，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于是组织内部或组织统治的人群中会出现信仰不坚定者或不再信仰者。
　　于是，信仰者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教育无效则进行批评和批判，批评批判无效则施以生活上或肉体上的惩罚：降低经济待遇，强制劳动“改造”等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囚禁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最极端的也许要算“红色高棉”了）。
　　这些信仰者的本意也许并不坏，他们担心那些想自己进行自由探索的人，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走上错误的道路；而这些人获得的眼前利益（例如来自自留地的收获），会吸引队伍中的其他意志不坚定者，使他们蠢蠢欲动，试图脱离组织，最终导致整个组织人心涣散，影响了伟大事业的发展，导致无法继续沿着伟人指引的道路前进，使整个民族或人类无法到达伟人描绘的理想社会。
　　第二种发展模式的弊病是：如果伟人指引的道路本来就是错误的，那么最后的灾难可能比自由探索模式所能遇到的灾难更为严重。因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设计，是难以预先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的，或者整个革命事业本身就是一场实验。而既然是实验，就有可能失败。
　　另一方面，即使伟人指引的道路的确是正确的，但去世伟人的宏伟蓝图，常常会被在世的政治领袖所修正（也许他们的本意也是好的，因为实际情况往往会和理论假设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在实际上背离了伟人指引的道路。也就是说，这种模式仍然不能完全避免自由探索模式中个人眼界的限制所导致的近视问题。而且只有少数人（最高政治领袖）有权进行自由探索，而全体民众只有跟着执行的义务。虽然这些最高政治领袖往往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天分，但少数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失误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在第二种发展模式中，为了使整个社会庞大的人口具有统一的思想和意志，不得不采取很多缺乏趣味的甚至违背人类本性的做法。人们在面对前进过程中的微观而具体的困难和挫折时，在理想的实现看上去总是遥不可及时，尤其是在组织的领导者犯了错误时，人们对理想的热情会逐步消失，信仰会发生动摇，会怀疑指路的伟人，或反对组织的领袖，最终导致整个事业的崩溃和终止，甚至导致国家或民族的分崩离析。预定路线型发展模式的失败，标志着不再存在民众普遍承认的预定路线，于是社会往往转而采取自由探索模式。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消灭了经济上的阶级差异，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在短期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缩短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微观经济缺乏活力，个人失去自由，社会思想单一，文化贫瘠，等等；另一方面，官民差异、官僚体系内部的级别差异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被不断强化，形成了新的不平等。
　　显然，两种发展模式应该各取所长。既应该允许个人积极探索，而不是把人类社会的未来寄托在个别伟人身上，但又应该吸取前人和旁人的经验教训，远眺前方，逻辑推理，沙盘推演，提前发现问题，早做打算，以免走上弯路，或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