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用案例说话，茅教授也是如此，但价格理论在任何案例上的有效，并不能证明价格理论普遍有效。波帕说，即使是无穷多的单称陈述，也不能构成一个全称陈述。用价格理论分析案例，其结论仅仅对案例有效，任何基于案例的推论都是危险的，必须谨慎。茅教授用四个案例得出结论说，价格很重要，但他没有说价格的重要是必要的重要，还是充分的重要。他说计划经济行不通，是因为没有价格，在这里，他说的是价格的必要性。同时他又认为价格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仅有价格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干预。案例白说了。

　　茅教授忽略了，在中国，几乎已经没有人否认价格的重要，问题在于，**的干预是否也重要。茅教授对市场的辩护似乎还停留在20年前，还在证明市场和价格是必要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他说：“不要认为有了**管，问题就解决了”。与此对应的，他还在为“私”的合法地位辩护，说“私”是好东西，“斗私”是不应该的。这种辩护与他的德国地铁的案例似乎冲突了，中国的“斗私”已经过去20多年，现在的问题，是“私”的恶性膨胀的问题，“世风日下”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地铁不检票，会有多少人不买票呢，根据博弈论对“共有财产”的研究，不买票的人会多到足以使“共有财产”被耗尽，也就是地铁破产。博弈论的分析基础是“经济理性”，也就是“私”，茅教授说，德国地铁的交易成本比较低。说明“私”在这个案例里是增加交易成本的，“私”并不总是好东西。我并不认为这个案例的结论可以推广开去，得出“私”一定不是好东西的结论。我只想提醒一句：对任何案例成立的结论，如果要推广开去，必须十分谨慎

　　所以，从地铁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符合科斯定理的结论：任何案例都应该具体分析，没有任何的普遍原则可以制导具体案例的制度分析。但茅教授在演讲中并不是这样应用制度经济学的，他认为，任何案例都可以有一个根本的方向，那就是自由主义。和很多制度经济学崇拜者一样，茅教授也以为制度经济学可以简单得出自由主义的结论。不错，制度经济学确实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们无非是要设立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将一切人类的文化成果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交易成本，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这与科斯以前的制度经济学是不相容的；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与科斯定理又是不相容的。科斯定理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状态与效率无关，唯一的前提是产权清晰，所以，要证明公有制的效率低下，就必须证明公有制的产权不清晰。这样的证明是困难的，因为造成不清晰的条件都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公有制的产权不清晰并不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科斯说，产权的清晰或者变更是需要交易成本的，他认为，在没有比较变更产权前后的交易成本之前，妄谈权利的变更是荒唐的。而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看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似乎是不需要交易成本的，在科斯认为需要谨慎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简单地下结论。这显然不符合科斯定理的原意。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比较交易成本，对每个不同的案例，都有不同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对于制度之间的比较。制度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结论，它也不可能对任何制度现象，得出带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结论，因为交易成本就是需要比较的。只有在中国，才有人借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在没有比较交易成本之前，断言公有体制必须让位与私有体制。这种断言是违背科斯定理的。

　　茅于轼教授演讲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不涉及国有资产的产权问题，只讨论市场必要的，“私”是必要的，而市场和“私”的概念在中国早已不是必要的问题，而是是否充分的问题。茅于轼受张五常影响，认为价格理论是充分的，以为只需要会用价格理论解释几个经济现象就通晓经济学了，与我对他的尊敬实在不符。他说除了**对价格的扭曲，价格都可以回到均衡位置，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为在没有**干预的时候，通货膨胀就已经存在了。斯蒂格里茨说，不能解释失业现象的经济理论，不是好的经济理论，价格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茅于轼将价格的必要性，理解为充分性，所以才有这样的结论：“真正懂经济学要义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或信奉自由主义的”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茅于轼教授最后说：“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经济。”又是一个几乎等于没有说的结论，经济学中没有人怀疑市场的效率，只有人怀疑市场是否需要干预。茅于轼既说价格可以自行达到均衡，又说需要**的干预，使读者不太明白他的立场。

　　张五常说制度经济学类似进化论，只有解释的功能，但他同时又要指导中国的改革。显然制度经济学并不甘心只做解释；但它在学理上又不完备，只能用“解释”来为自己的不完备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