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不容乐观——边缘化·硬套模型·队伍缩小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如何？我认为，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几乎被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例如过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都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除政治经济学基地班外，其他经济学专业都不学了，全部改为学习西方经济学；过去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课程首先是《资本论》，学习时间一年(144学时)，现在压缩至半学期(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则由过去的72学时增至现在的200学时。二是学生的学位论文，过去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而现在这样的学位论文不到十分之一，几乎都是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硬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日益缩小，老一代已基本上离退休，中年一代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很少，可能不到十分之一，青年一代可能百分之一都没有了。后继乏人，这是最大的危机。

　　原因在于认识——过时论与无用论·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中国经济学

　　造成以上问题既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认识不清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动摇，主要说法是所谓的“过时论”、“无用论”，实质上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给个人带来名利，因此这首先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的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难道“过时了”吗？《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难道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吗？如果我们能用新的发展观看问题，“过时论”与“无用论”都可迎刃而解。

　　第二，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分歧，绝不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而是在经济体制层面上。至于二战以后出现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它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态度，与上述两派都是一致的，对经济体制的态度有的可能偏向前者，有的可能偏向后者，也有的可能持中立态度。但是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应当具体分析，如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情况更复杂，仅从苏东蜕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来看，还有不少人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还存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些错误观点。当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这些国家新一代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转向西方经济学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摆在我国经济学界面前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也必须发展，不发展就不可能坚持，就会回到教条主义，而不坚持的发展，必然流入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问题在于：坚持什么？如何坚持？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是《资本论》，因此“坚持”主要就是坚持《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流通论、m分配论中的基本原理；“发展”也主要是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这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了20多年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现在看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一直认为，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头换面不可取，因而提出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并主编了《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

　　第五，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例如关于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的争论，都是围绕着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多数人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在党的十四大文献中被确定下来。进入新世纪后，又出现了一场“挺郎”与“批郎”之争。这场争论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挑起来的，他提出大陆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国企改革的MBO方式(即由国企管理者购买的方式)，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罪魁祸首，其理论依据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争论已延续了近一年，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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