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历史学派与发展经济学

记者：有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评价重商主义的？

何新：马克思对重商主义论述似并不多。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

（1）价值起源和剩余价值形成（价值分析）。

（2）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形成及其运行规律。

（3）关于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很少关注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问题（例如不甚关注当时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争。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论争。而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关注工人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早年（1846）曾经评论过李斯特的经济学。他批评李斯特为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

马克思接受了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误解。因此他也认为重商主义把交换差额看作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形成，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是幼稚的。

但是实际上，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表现，这在17世纪乃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概念，而不是错误的概念。这个观点对中世纪的财富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此之前，中古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是对货币（特别是纸币）的不信任，他们（特别是王公和地主们）把实物看作真正的经济财富，以囤积实物（动产及不动产）作为财富和实力的标志。

重商主义认识到货币是真正的财富，这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化的上升。即由具体的实物上升到抽象的价值标记--货币。

熊彼特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比马克思要深入得多。熊彼特是这样介绍重商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兴起的。他指出：

"随着十八世纪的消逝，经济学便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古典状态"。他们之间还是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讨论与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新兴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具有头等--而持久--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最有效的国际权威（罗马教皇体系）的崩溃。中世纪的世界是一文化统一体，至少在原则上宣称忠于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

教皇丧失了权威，罗马帝国开始瓦解。中世纪的国际主义寿终正寝了，民族国家开始维护自身的独立，与那种超国家的权威相对抗。"

"现代国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就力图摆脱超国家的控制；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坚持而且不得不坚持拥有绝对主权；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也要扶植本国的教会（法国的高卢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侵略成性。

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新的主权国家是好战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拥有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它们很快就被新世界所包围，诱使它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侵略或所谓"防务"就成了政策的重点。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具有自己的经济力量无法实现的政治野心，于是便努力开发和利用本国的资源，试图以此增强实力。

自十六世纪起，在大多数这类国家，君主都变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君主成功地使各阶级服从于自己的权威，不仅资产阶级和农民要服从，贵族和僧侣也得服从，只不过贵族和僧侣的服从带有这样一个条件，即他们继续享有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

毫无疑问，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是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公共收入，供宫廷和军队消费，但这种福利必须适应当时既定的政治形态和既定的社会制度。

正是在真正最关心制造商、农民和工人的福利的地方，所有这些便意味着管理一切，而这又意味着官僚政治的兴起。官僚政治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商业阶级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此便产生了"计划经济"，主要是为战争而开展计划工作。

熊彼特在反驳从自由主义立场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时讲过一个很公正的看法。他说：

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对重商主义政策作"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不妥当的。这种批判本身虽然并无不对之处，但却有碍于人们了解历史。昂温博士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据，试图使人们相信，英国实行"垄断"政策和从事海盗活动，并没有给整个国家带来好处（不过，如果断言掠夺财宝由于毁坏了信誉这一最重要的东西而没有给国家带来好处，那就太过分了），就这一点而言，他所犯的错误仅仅在于忽视了"垄断限制"和"垄断收益"的长期性。

但是，他的论点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论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论点即使更加有根据，也仍然不能使人信服。

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行为模式，必须根据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事实和人的观点来考察。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当时人们行为的不合理性就不那么明显了，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也是如此。

在战争连绵不断、损害他人本身便是一种目的的情况下，单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显然是不适当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在讨论历史情况时，我们必须时时把隐藏在各种行为方式后面的原则和执行这些原则的效率区别开来。这一点很重要。"

熊彼特又指出：

"举例来说，A、斯密不仅反对他自己的时代和他以前的时代的国家管理所带来的腐败和所犯的错误，而且还反对国家管理本身。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或反对扩大官僚控制，不仅是由于人们认为执行社会主义原则或控制原则的效率低下，而且还由于人们反对这些原则本身。这两种反对论点虽然都有其地位，但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所谓公共"垄断"政策和私人商业惯例，指的是这样一些措施和行为方式，它们试图通过以下方法使某一个人或集团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销路"，从而赚得利润：

（1）不让外国人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如果国土尚未成为经济单位的话，常常还要排斥邻近城市或地区的生产者和商人；

（2）除了得到特许的个人或集团外，尽量防止其他人进入某一行业，例如不准零售商从事批发业务；

（3）限制得到特许的个人和集团的产量，把这种产量分配给各个市场，并对其进行调节。

人们也许认为，假如资本主义一下子发展成熟而降临到世界上，假如资本主义不受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的阻碍而自由发展，人们也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些极为缺乏商品而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竞争性企业会象雨后春笋那样涌现出来。

然而，这种看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道理。贫穷是万恶之源，如果赖以产生需求的财富不仅需要加以引诱而且还需要加以创造，那么办企业的风险通常就会大大增加。

在工商业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向前推进的战略常常要辅之以防守战术，可是所有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顽固地拒绝这样看问题。

在长期发展不可避免地很缓慢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小心谨慎地捍卫每一发展阶段，以获得超越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手段和时间。

因而很自然地，同长期发展过程相比，那些每时每刻处于支配地位的、旨在实行保护性限制的做法和政策，会给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历史学家留下深刻得多的印象。

然而，即使是完全按照理性办事的政府，即使其动机仅仅是促进工业的发展，它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得不授予企业以垄断特权，因为有时没有垄断特权，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则将不得不对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垄断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

其次，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降临到世界上的，世界也不是一片空白。资本主义是从以前存在的社会形态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第三，各民族国家建立垄断组织或维持垄断局面，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
这种看法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思想界，具有非常切近的意义。

6、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记者：我注意到，在你的引文中出现了"国有垄断"和"计划经济"这两个词。这常常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

何新：你说得对。实际上国有制这个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所专有的，它是西方经济史上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即重商主义提出来的。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是国有制的理论奠基者。保护贸易，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贸易，为了保证本民族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筑起关税壁垒，不让外国货进来，同时用国家的力量来管理工业，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垄断资源，统一外贸。这套思想是重商主义的。这套思想，也就是必须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因为民族工业是民族经济、民族利益的来源。重商主义提出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雏形。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从表层意识形态看，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的并非重商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来看，很多东西是和重商主义特征相吻合的。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保护主义政策，包括闭关和排外的政策，实际上具有极其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我知道，我这个说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奇谈怪论。但我这样讲是有历史根据的。

在近代经济学中，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思想。李斯特认为重商主义实质是"民族工业主义"，《国民经济学大纲》第285页。即主张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早期经济思想。他们认为必须保护本国市场，必须运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开拓世界市场。

正是为了保证本国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他们主张高筑关税壁垒，用国家政治力量来保护国内市场，保护资源，保护对外贸易。这套思想都是为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服务的政策思想。

重商主义政策的立足点是保护主义，它们提出四点理由：

（1）保护幼稚工业，

（2）保护就业，

（3）自给自足，

（4）国家安全与国防。

保护主义，即对国际贸易进行的特定的限制，保护谁？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保护为国内生产者占有市场量，也就保护了本国的生产能力，就业机会。
记者：你怎样看这个奇怪的现象？

何新：20世纪的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种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前工业文明的民族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的制订者，并不是先研究了重商主义文献才形成他们的政策的。

相反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重商主义。但是人们根据当时发展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内容，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有许多可以印合之处。这种巧合，实际反映了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不可超越的规律性。

记者：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

何新：民族社会主义，即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提法。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在远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了独立的政治局扩大会，建立了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从此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就是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与普遍的全人类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30年代，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社会主义走上了民族化的方向。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了所有制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是不是将导致改变所有制?

何新：我现在不想绝对地回答会或不会。我只想说，公有制的实质是国有制。国有制要不要变，这个问题的实质又涉及到中国民族工业、国民经济的生存前途问题。

现在中国的市场中有三种经济力量：一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制工业，二是分散的非国有的民族工业(私营和集体)，三是外来的跨国经济组织。情况已经相当复杂，在资源、市场、人才方面，三种力量和利益也会有矛盾。
国有经济是中国全体人民奋斗50年，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一份大家业。以逐步私有化的形式化掉、拆掉、散掉或任其垮掉，或将其中的肥肉让私人、外国人兼并掉，这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行为。

从东欧改革的教训看，其国有经济的解体，常常意味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崩溃。所以对这个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进行慎重的考虑。

记者：看来，重商主义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它却常被看作一种幼稚的经济理论，被现代人忽视和遗忘呢？

何新：重商主义是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受到近乎故意的曲解和攻击。因为它的论点与斯密的理论是和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这样的理论：经济自由放任，解除一切国家控制，认为国家根本不干预的经济，就是对一切商品生产者最有利的经济。

"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史》，2-25，商务版。

在抽象的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主张在自由的市场上，排除一切人为障碍，放手让商品生产者进行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参与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体育场上也是一样，如果比赛，应当是同重量级的人与同重量级的人进行竞争。否则竞赛结果就是不公平的。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资本与小资本，高技术与低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等等。如果把这些条件不平等的国家放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优势、利益就很自然地将倾斜到发达国家一方。

我深信，有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拼命通过一切渠道向不发达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问题和奥秘就在这里。

与这个理论相辅相成的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国富论》一开篇就大读分工专业化对促进生产力的好处。目的就为的是论证国际分工。这个国际分工理论，就是你农业国最好向我们提供农产品，他生产能源就专门给我提供能源，我工业国利用我的比较优势给你提供工业品。这个理论非常有利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已经占据优势的国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几个人一起做生意，我的工业技术条件最好，你们筑起贸易壁垒，都实行保护政策，这当然影响我的产品销售，不利我的工业发展。所以我说不行，要自由贸易。实际上最大的效益必然落在工业国手里了。因为我的工业品比你的农产品，比他的初级产品具有高得多的附加值。最大的利润将落在我这里。长期维持这种自然形成的国际分工，必然导致非工业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化。

从表面看起来，比每个国家都自己去搞工业，自己来搞农业效益要高。由于工业制成品成原材料，初级产品存在交换剪差在现代条件下，是高科技产品与一般工业品的剪刀差。所以WTO的一个条件是要求中国对进口高科技品实施零关税。）WTO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税问题。是一个关税同盟的问题。

记者：在当代，重商主义对中国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在加入WTO的问题上？

何新：入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而入。

是为让外国产品及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西方的目的）而入，还是为中国产品能无阻碍或少障碍地进入外国市场而入？

站在中国国家、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人的立场，入关只能是为了帮助中国进入世界市场而入，为此而在适当条件下开放中国市场。而不是为了引进外资，引进外部商品，让其与中国工业品自由竞争，甚至是为了反对国有垄断，为了让中国成为西方资本殖业地而入关。

明乎此则就会明白，入关的条件并不在于具体的条规让步上，而在于必须保护国家入关后的经济主权。当国家在经济上受到某些国外进口业的重大威胁时，中国国家是否仍有权行使主权、管理权包括垄断权？例如对某种产品征收惩罚性或报复性关税，保护国内生产者和就业者，减弱外国产品的竞争？对此的约束及报复有多大？中国能否承受？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WTO是否会成为一根锁链，束缚中国自我卫护国民经济及民族产业的能力（这是西方的第二目的）？最近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争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近在眼前的实例。日本《读卖新闻》6月19日有如下报道：

"为了对抗日本政府采取的对农产品的一般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中国表示将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等3种商品征收特别关税，这将对日中间的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政策有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反对。"

7、两种类型的国际分工

记者：您认为斯密的经济理论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有意识地使经济利益倾向于世界市场中的发达国家的理论?

何新：对!斯密的代表作是《国富论》。《国富论》的第一章讨论"分工制度"带来经济效率。斯密论证这一点的目的，是为他的国际分工理论服务的。
国际分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劳力、资源矿产、原材料与工业品交换，上下游产品的交换，这种分工叫垂直分工。这种交换总的来说是不利于上游产品的。另一种是工业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同质位产品的交换，这种分工叫水平分工。布哈林较早指出了这一点。

这种交换有激烈的竞争性。《国富论》第一章讲的是水平分工，而他所主张建立的国际分工却是垂直分工。

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你农业国最好专门向市场提供农产品，能源国最好专门提供能源，工业国则专门发展科学技术，为市场提供工业品。他说这样实行国际分工，将导致世界资源和人力技术的最佳配置。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天然资源发挥优势。其效率，要比农业国生产工业品，石油国自己搞农业，效率高得多。

记者：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专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没有这种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不是难以运转了吗?

何新：我们可以考虑18-19世纪英国在世界上推行工业殖民主义的政策。英国当时的政策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印度、南美这些农业国、原料国为英国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而英国则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鸦片战争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一来，技术的优势，工业的优势也就永远垄断在英国人手里了。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就永远不会遇到工业技术的竞争者。所以亚当·斯密的理论曾被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称作英国的国家战略。严复将斯密的书名译作《国富论》，但他忘记了这只是英国的"国富论"，而对第三世界，如果照章接受，却是"国穷论"。

现在在我国的省和省之间，一些地区和另一些地区之间，有一部分经济问题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市场，省和省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像专业分工的关系。一些省出粮食、出煤、出铜、出原材料，但是缺少高级加工技术，缺少工业品进行交换，结果就愈交换愈穷。黑龙江过去也有这个问题。

记者：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何新：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发展两个市场的问题：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我认为，在这两个市场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对策也应该不同。

斯密理论的合理意义，可以应用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工结构中。中国国内市场中，可以依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建立地域性的垂直分工体系。但是利益的差异，必须由国家通过税收、金融和财政给予宏观调节。初级产品区域的利益，应当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保护和照顾。

最近有人提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如果都是水平的，就会产生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搞区域经济，不要搞成分裂的板块经济，而应当是既包括垂直分工，又包括水平(加工业)互补的经济。而面对外部，中国应当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国共同市场)，对国际市场应当成为具有强势竞争力、又具有内部自我保护机制的一个经济铁拳头。

为了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应当逐步提升出口的技术质位，使自己后来居上，不能甘居下游，甘于成为发达国、发达地区(台湾)的附庸经济、外围经济。

8、李斯特认为斯密"国际分工论"是阴谋

记者：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和市场自由主义理论近年在国内影响极大。可以说，许多主张市场主义改革的经济学者，实际都是斯密学派。而像你对斯密这样不客气的批评，还是很新鲜的。

何新：在19世纪初叶，当时处于工业落后地位的德国，产生了批判斯密自由主义的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

这个学派公开宣称：

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人类普遍利益的个人经济学(这是针对斯密理论的)，而是首先关注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作为单位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经济学。李斯特《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07页。这个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

李斯特(1789-1846)与亚当·斯密几乎处于同时代。他为了德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利益而强烈反对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我认为他这样做非常有道理。

李斯特指出，如果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办，落后的德国当时就不应当发展民族工业，而只应当发挥自然禀赋为英国提供森林(木材)、煤炭和粗加工品。李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密的这种主张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英国的一种世界政策或"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德国一类国家永远处在工业落后的初级产品供给国地位上。

李斯特说："斯密的理论认为，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至于本国工业由于外贸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他指出，英国长期对法国实施纺织出口补贴制度，"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内以及低价格获得生活所需的纺织品，但法国的纺织业却因此一败涂地。几百万纺织业者沦入失业乞讨生涯。"《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9页。

而我想指出，最近美国与法国、与欧共体正为农产品贸易和补贴问题打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美国出口农产品得到国家补贴，价格比欧共体自己的农产品便宜得多，为什么法国农民不干呢?对这个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但是李斯特的理论，对此却有很好的解答。

李斯特指出，斯密的贸易理论可以说蕴涵着让工业发达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而摧毁、征服不发达国的一种计谋(战略)，可以看作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洛伊木马"。我最近看到关于匈牙利民族工业在新古典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被廉价西方进口货大规模摧毁的一些新闻报道。这不禁使我回想起了李斯特的以上看法。

李斯特的著作中还强烈地指出了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培育和壮大本国的产业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而不应当是破坏本国的生产力。

我个人认为，当我国即将参加关贸总协定时，我们特别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李斯特的理论和告诫。

说到底，在加入这个组织后，中国的市场将对外国产业扩大开放程序，而世界市场也将向中国开放。这其间必然有得有失。得失如何?得多少失多少?细心谋算谋算没有坏处。

但是，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太天真，切不要相信那种骗人的新古典理论，真的认为只要听任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国家不作任何干预，世界市场就会让中国人获得最大的利益。

中国人必须权衡得失，必须精打细算，必须运用高明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和战术，既谋求世界市场对我开放的最大利益，又保护住维系中国民族经济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

9、熊彼特论斯密崇拜及其自由主义理论

记者：亚当·斯密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他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和开放市场，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控制主义、市场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他要求在世界市场中扫清贸易壁垒。在近年中国的改革中，有人提出"回到亚当·斯密"，倡导"看不见的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何新：我认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早期经济政策中具有逍重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所以才有人举起斯密的旗帜来反对它。

张五常一类术士于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学界制造了一个斯密崇拜的小浪潮。但是，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经济学史的无知。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指出，亚当·斯密实际是一个相当缺乏才华的平庸人物。斯密在理论上非常缺乏创新和原创的能力。他只是前人理论的"综合者"而不是任何新观点的原创者。

熊彼特指出，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斯密首创的，而是重农主义和魁奈提出的。"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魁奈那里。"包括所谓"经济人"的理论：

"《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这些人心里想到的，当然主要是斯密所鼓吹的各项政策，如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政策等等。即使斯密所鼓吹的政策与本书的论题有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出与上面不同的结论。"

"《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的伟大是在于，当时正是需要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例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斯密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考验了读者的忍耐力，但他却没有考验读者的推理能力。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因为他未能做的事情。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

"大约五十年中，直到约翰·穆勒的《原理》（1848年）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1817年）对斯密是一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记者：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原理实际上都是来源于重农主义？

何新：对，特别是法国最著名的重农主义者魁奈医生，实际是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创者。熊彼特指出：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明确提出这种原理的人，那么我想魁奈的行为法则应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法则就是：以最小的牺牲，或者像他继续说明的，以最小的劳动、痛苦，以求得最大的满足。这一法则或原理的重要性，如果从理论形式--或者也可以称为经济学的纯粹逻辑--的角度来考虑，主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是最大化的问题。魁奈用以提出这一原理的享乐主义的外衣，其重要性在于，从时间上来说，它使他在功利主义社会哲学史中占居显著地位；毫无疑问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他还是另一学说的创始人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就是后来所谓完全竞争的最大化学说（请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531页）。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让每一个人自由追求他一生的私利，那么全社会所有成员合在一起，其欲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学说被大部分非社会主义的知名理论家无条件地、或略经修改地加以传播，必须指出，这种学说的基础一开始就多么脆弱。严格地讲，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某些假定也可以举出对它有利的证据。有一点我希望引起读者注意：那就是魁奈从来没有打算证明它。在他看来，它似乎不需要加以明确证明。他显然这样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力求实现最大的满足，则所有的人都自由而然地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这门科学中最优秀的头脑之一，竟能满足于这样一个显然没有前提的推理方式，这一点很发人深省：在经济科学中思想缺乏严密性和条理性，其危害性比政治上的偏见还要大。

重农学派的口号--"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这不过相当于后来亚当·斯密所说我们之所以有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自利之心。A、斯密小心谨慎，没有在这一点上过多地做文章。特别是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可是魁奈断言了竞争社会中各种利益之间的普遍协调--或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断言阶级利益的普遍和谐，因而使他成为十九世纪调和主义（萨伊、凯里、巴师夏）的前驱。"

魁奈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先驱。熊彼特说：

"他的人口理论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比马尔萨斯先走了一步。"

记者：你前面曾谈到斯密的理论涵有矛盾的因素，并且成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先驱。

何新：熊彼特指出：

斯密明确支持了一种后来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学中特别是在英国很流行的理论倾向，并帮助它取得了胜利。这种理论把利润看作是资本家阶级的基本收入，因而认为利润（实质上）是由于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实物（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在内）而得到的收益，认为贷款利息只不过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即便是企业家，或实业家也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quot;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一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第六章）。这种观点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意味，亚当·斯密持有剥削利润理论，虽然可以说他对这种理论作了提示。因为他也强调了风险因素，并谈到雇主垫付了"全部物质材料和工资"。

斯密从其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虽然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这里也许最好指出道理何在，因为斯密蹩脚而前后矛盾的论述以及十九世纪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不必要地模糊了这种区分的含义。根据斯密的说法，生产性劳动者可以再生产出雇用他们的资本所具有的价值外加利润；而非生产性劳动者或是出卖劳务，或是所生产的东西不产生利润。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用这种意义来解释，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也不无道理。

10、中国加入WTO是在钻圈套吗？

记者：中国已即将加入WTO，你如何看待此事？

何新：对于立即加入WTO，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适时选择。但是，我也不认为进入它就是一场必然的灾难。最近见到国外一个评论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商业、投资和思想越来越自由的流通敞开大门。不管是好是坏，它将重新塑亚洲的经济，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将重塑亚洲社会。对于领导这个人口超过世界1/5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如果突然开放最后被证明给经济带来的伤害实在太大，那么它还是一场重大的政治赌博。

对这些领导人来说，所得到的报偿是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影响的扩大。
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位重要顾问克劳德·斯马亚说：'从重要性方面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它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设施同样重要。下一步就该是中国进入这世界（贸易）制度确定者的俱乐部。'"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29日。

这位论者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一场下了巨注的赌博。但是，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已在世贸中，WTO对它们没有成为灾难。中国为什么不能设法趋利避害呢？重要的是，当中国领导人决意加入WTO之际，中国显然已经考虑过了这个组织对中国经济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然而，凡事预则立。任何形势与局面只要不推到极端，都会有出路。关键在于应对的选择和技巧。

我最近还见到有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中美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正式加入WTO组织前进了一大步。以国际协议的形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设立明确的标准和时间表，这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酌情式、随意式改革，效果会迥然不同。

有人说，即使中国不加入WTO，中国照样改革。但这是没有认识到"事前规则"与"酌情处理"的差别了。当我们泛泛地提问"中国搞自由贸易好不好？"时，大家都很容易正确回答："好！"这叫"事前规则"。

但是，如果我们就逐个具体问题提问："中国开放农产品好不好？开放电信好不好？开放汽车工业好不好？"那样，答案就往往会五花八门，辩论就会无穷无尽、不胜其烦。这是"酌情处理"了。

中国加入WTO，其一大好处，就是避免了大量无休止的酌情争论。这在对自由贸易观念浅薄混乱的中国，意义非同寻常。

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统统大失它们往日折腾改革开放的效力。中国的改革，将会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国人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作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因为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又是一种让步？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如果别人对我们施加贸易制裁，那么改善我们的生活的最佳途径是口头上扬言报复，但行动上则进一步开放，绝不报复！

如果邻居失去理智地要捣毁通向我们的道路，我们于是也参与捣毁道路的话，就只会令大家的处境更加糟糕。理智而务实的做法是，不仅不施加报复，还要更积极地敞开贸易之路。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中国加入WTO的确会对落后产业造成冲击，产生失业，而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但是，仅仅为了补贴一群人，为什么非要撑起一间厂、撑起一个行业呢？让亏损的企业及时关停并转，国家的负担就肯定会减轻，而工人可能拿到的生活费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尽快改造我们受保护的落后产业，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改善！让老百姓享受几毛钱的国际长途、让老百姓享受高质量的轿车、让中国农民放下锄头走进城市，这难道是让步？恰恰相反，在双边贸易争执中，政治家口头上的"让步"，就是老百姓切身的"实惠"，就是中国的进步，愈让步，就愈进步！

这篇文章很有趣。这个论者鼓吹一种送脸战术，即若强者打你的左脸，则把右脸再送上去，让他打到累，或慈悲心发现。

这篇文章很可能出自张五常一类经济术士的手笔。不过，他倒是会讲真话，美国拉我们进入WTO的目的，是试图引诱我们进一个笼子。但是我想，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当让则让，当争必争；这就是对策。中国人也并不是那种自愿被人吊起来的笨伯。

11、不同的利益体系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

记者：有人说，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律就是要存在优汰劣，残酷就是命运，挑战就是机遇，这是符合进化论的。

何新：这话我知道很流行，但这是假道理。

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但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却不能完全服从这个道理。如果听从这个道理，落后的不发达国就早已注定该灭亡，就早已注定该被发达国统治和征服，就早已注定该当强者的奴隶、奴才、殖民地。

我看虽然中国是落后国，但我们就是不能接受这个道理。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虽然是落后者也有生存权，落后者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至于谈到进论论，19世纪那种弱肉强食的进化论在20世纪科学中已经过时--否则我们就不必保护动物、保护鸟类、保护植物、保护环境了。这些物种中的落后者，不是活该被人类这个强者淘汰、灭绝吗?何况究竟谁优谁劣?难道强者必定优?弱者必定劣吗?强无恒强，弱非恒弱。《圣经》说过：上帝总是选择弱者，这是宇宙的辩证法。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导向作用。新自由主义政策之所以被美国所大力倡导，我认为是由于：

1、反增长，自然增长，依赖私人投资，使发展中国家资金分散，不能集中国力发展垄断的竞争性产业，

2、反政府导向，可以抑制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因为只有政府积极导向才能发展重工和国防部门，

3、全球经济自由化（李斯特论点），有利资本雄厚的西方商品的自由输出，

4、反价格控制政策，因为价格政策是无形税收、间接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高税率，有助发展中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价格放开后，消费者得到好处，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于是转嫁到企业头上，会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下降。

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在中国并没能全部得逞，中国没有陷入停滞，是由于涌现大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用源源不断的低工资的农民，填补了国有企业所让出的市场空间。

5、资金市场自由放任和国际化，有利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宰全球金融空间。

6、所有制改革，主要目标是打击中国的国有经济的骨干企业，包括重工和国防工业。

7、数学陷阱。新自由主义卖弄使用特定的数学语言，使局外人难以理解经济理论的社会及政策的涵义。

8、反垄断导向，目标是打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体制。

实际上，如果真正反垄断，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让中国帮助它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所谓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垄断，而且是最赤裸裸的知识技术垄断。（例如微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保护垄断。

从根本上说，如果彻底没有垄断就没有私有权，也就没有高额利润。新技术发明，之所以可以带来高利润，就是由于发明者在模仿者未出现前，可以垄断该技术及相关市场，从而占有高额利润。

记者：对李斯特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人们一向似乎宣传得很少。

何新：是的，这反映了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党性：不同的利益体系需要宣传不同的经济学派。许多鼓吹贩卖新古典理论的学者，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帮世界经济中的强者为搞垮、淘汰作为弱者的他们自己的祖国!我一想到这点，有时就不禁感到悲哀而无话可说。

美国在19世纪作为落后国对抗英国的时候，大学讲坛普遍讲授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李斯特主义，政治家也用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来抵制斯密的市场绝对自由主义。但到了美国成为出口工业大国，要求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理论就被隐匿起来了。

20世纪以来，英美一派的经济学史著作，可以说是故意地掩盖、遗忘、忽略汉密尔顿--李斯特学派的理论。只是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至今仍然受到尊重。有人认为，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工业化之父、开国元勋；而李斯特是德国、日本的工业化理论之父。

对这个问题，我想起李斯特自己的一段名言，他说：

"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P．307)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益严峻，贸易战愈打愈复杂，愈打规模愈大，在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序和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现实下，我认为我国经济学家特别有必要重新估价李斯特理论对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现实意义。

12、近代工业化的两种模式

记者：在中国10年改革中反复被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改革？既然承认其必须改革，为什么还必须坚持之？而所谓坚持，要坚持的究竟是什么？

何新：无可讳言，东欧形势的突变，正是其先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发展结果。但是这种变化，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同样的变化，是否早晚将如某些国内外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次第发生？

这些问题，困恼着当今的许多人们，摧毁着许多人的信念。人们都在问：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否出自一种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优越性？未来世界的发展，究竟是社会主义必然将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还是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这些问题是如此重大。它不仅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而且关系到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

仅仅依靠从旧的教科书中搬出"优越性"的条条，回答不了当今的实际问题。
记者：人们要问：既然如此优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却存在那样多的问题？为什么东欧国家要放弃社会主义？

何新：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者，试图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而构想的一种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制度。这种观点甚为流行，其实似是而非。

我们注意到，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以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态，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垄断和保护主义政策，在落后国家中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历史选择。

记者： 如何理解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

何新：邓小平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讲的"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讲的"马克思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实质都是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民族特色。

民族社会主义，即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提法。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在远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了独立的政治局扩大会，建立了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从此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就是民族化的道路。

那些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空想性的人，所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20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是非空想的，并且的确在现实中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功（尽管最近它在东欧遭到失败）。

要深刻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起源，需要简略追溯近代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看，一些主要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工业化的类型，有两种模式。它们是：

1．英、法模式

其特征是：率先发展轻工业。以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掠夺，开辟世界市场，进行"原始"资金积累。继之发展机械制造工业，开发新能源（煤炭、电力、石油），奠定支撑全部产业的重工业基础，实现工业革命。

进而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利用殖民地廉价劳力和原料及市场，掠夺超额利润，达到经济起飞，并保持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

这种模式有四大特征：

（l）依赖殖民地 （2）市场经济 （3）自由贸易 （4）工业发展

顺序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

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经济的依赖，是由于英、法两国本土狭小和市场不足这种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英国早期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于海外贸易和掠夺，由此形成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

2．美国模式

美国工业化起步晚于英法，起初缺乏实力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因此，美国工业化早期，不得不采取内向发展路线，实施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方针（所谓"孤立主义"政策）。由于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丰富，这一方针获得了成功。

美国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早期主要依靠南部和西部剥夺率极高的、使用黑人奴隶的农业经济。

其最先工业化的13个州，集中在东北部（情况与中国先进工业区密集于东部相似）。美国以此为基地，带动西部和南部的开发，于19世纪末通过能源革命（大规模应用石油和电力）和技术革命，完成了本土工业化。

在国际战略上，美国早期施行"门罗主义"，注重控制周边的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而到二次大战中，美国有目的地挑动英法德意的大战，隔岸观火，谋求在双方两败俱伤之后取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代之，发动了对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全面角逐。

所以早期即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经济的特点，具有内向型（注重国内市场）的特征。而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成为世界霸权的世界霸权中央轴心，成为具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

以上英、法和美国两种工业化模式，即通常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适应这种经济制度，而产生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两大特征。

这条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较早，因此常被看作"经典性"或唯一的道路。其实，早在19世纪，对于欧亚落后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于是历史中出现了又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德国、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

13、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起飞的秘密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英、美、法三国，工业化运动首先是由私人企业，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经济而发动的。

何新：但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起的工业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却强烈地借助了国家干预和政治力量。

德国、日本从疆土看都是小国。在其面临工业化任务时期，作为后进弱国，它们既无力与强国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又不能像美国那样主要依赖本国市场。

于是，它们都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强调经济高效率、注重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的经济方针。

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注意到，德、日两国在19世纪初尚为列强所宰割。而在19世纪末分别成为欧亚地区不容忽视的强国，并能够染指争夺世界霸权。其奥秘，就在其实施的上述两大政策方针中。

有必要着重指出：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英、法、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乃是形态不同的两种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当代，德、日两国经济仍鲜明地保留这一特点。其经济在近20年中的迅速腾飞，实际也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根据列宁的经典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经济体制。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系通过国家财政政策，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也通过直接由国家兴办占有大额股权的国有化、半国有化企业--特别密集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如铁路、通讯等领域。还通过保护贸易政策，以及由国家给予经济支持的一系列发展科技、文化、教育的政策。

（早在19世纪初，德国经济理论就具有反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倾向，代表理论如F·李斯特的学说，强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和保护本国市场。）
这种制度首先由德国所发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由于注意到德国经济在19世纪中期的快速成功，而有意识地予以借鉴和模仿。

回顾德、日两国分别于19世纪中、后期突然崛起的历程，我们既注意到他们的后发，又注意到他们的强劲锐气和快速起飞。这与其工业部门模仿军事组织而格外注重效率，同时直接借助国家力量引导和干预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两种特征，从一开始就被英、法等施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指责为"违反民主"原则。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指责背后，实际掩盖着英、法对德、日两国国家经济力量快速崛起的畏惧，有本身的利害动机，并非真正出之于道义感情或价值观念。

德、日，特别是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正如列宁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多次指出的，对于后来苏联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举一个例子：近年常被称为"铁饭碗"，而被看做社会主义劳动制度一大弊端，然而，被一些人极力诟病"员工终身雇佣制度"，实际既不是苏联的发明，也不是中国的发明。相反，"这是日本工业的独特创造，并保持至今。从1900到1920年，这一制度出了名。日本企业也很重视非现金的福利，如住房、商店和医疗等。"

14．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来源

记者：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你怎么看？

何新：在德国、日本的快速工业化之后，20世纪世界历史中又出现了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此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是：

在农业中，实现集体化、计划化。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模仿大规模工业制度的农场经济体系。但苏联的农业在实践上始终是不成功的。

在工业中，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实现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经济行动依靠行政指令和意识形态动员，作为推动力。

回顾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历史，我们注意到：苏联最初采取了具有空想色彩、否定商品制度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继之采取恢复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政策，直到30年代中期形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说明这一工业化模式，具有复杂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关于被许多人称作"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这种体制的由来，我想特别指出以下一点：形成这一模式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乃是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W．Hoffmann）所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理论。

根据霍夫曼理论，工业部门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1）消费资料产业（consumption goods industries），即后来所谓轻工业。

（2）资本资料产业（capital goods industries），即后来所谓重工业（包括化工业）。

霍夫曼认为，工业化水平愈高，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愈趋于重大。也就是说，根据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可以判断一国工业化程度的高低。

由此，不仅形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苏联工业化政策，还发展出后来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影响重大的关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概念。

我们注意到，这两点，对于50年代的中国经济计划指导思想，也曾具有深刻影响。

还应当指出，霍夫曼的工业化理论，并非凭空形成的空中楼阁，而正是对近代德国工业化进程历史经验的一种重要理论概括和总结。

记者：德国的工业化与英美的工业化道路有特殊的不同吗？

何新：是的。近代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

一条道路是发展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以轻工业带头带动重工业发展，亦即英、法、美三国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道路。由于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发展轻工业实现，所以必然提倡高消费运动。

另一条道路是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路线。

后一条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19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另一种，就是本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式。
在19世纪初，经济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20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亦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参看本文附录）。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我们恐怕就不能说非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15．关于社会主义为其经济成就付出的代价

记者：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说：
"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实现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基本转变的飞跃前进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情况部分是真实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大国。它的大量人口的确从农村流到了城市。一个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而苏联经济也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即使苏联官方的数字有所夸大，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各种政治冤案说：

"苏联国民（在斯大林时期）积怨甚深，无法解决的旧仇过多，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国民被无辜地大量杀害，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成就的无形代价。"于是他质问道：

从与世界其他国家所作的历史比较来看，苏联人民为上述经济进步付出的这种代价是否太高了？

何新：我无意为斯大林时期的某些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作辩护。但既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这?quot;历史比较"的问题，那么我就想指出以下的世界历史资料：

从近代世界历史看，由于工业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深刻变迁的大规模社会革命，由于人们在创造历史中，不能不面对着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而任何历史人物与国家政策常常难以避免各种盲目性、探索性和实验性，因此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和前期，都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揆之世界各国，几乎毫无例外！

且不要说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和穷人们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帝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也不必评说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仍存在的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这都发生于一个宪法中明确颁布了人权原则的国家）。

至于布热津斯基书中还提到的所谓"对人性的无视"和"政治镇压"，我们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创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浪漫英雄史诗中，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例如常常被颂扬为民主、人权典范的法国大革命，在一部美国学者撰写而颇负盛名的《世界文明史》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恐怖统治时期的两万个被害者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是这一数字的20倍以上。"

由此可见，由于为建立一个新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巨大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种所谓"无形代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而如果全面比较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所曾付出的种种历史代价，那么苏联与中国在更加低的经济起点上，为达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就时间和数量看，就都并不能算过高。

16．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记者：在苏联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从人口、疆土和地理上都无比重要的东方大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此，一些人今天提出了疑问：这一道路的选择，究竟是否明智和正确？

何新：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这也许根本不是一条天堂之路，但却确实是一条强国之路。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当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度、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经济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实际上，若就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标准看，也就是说，以钢铁、能源、机械等资本资料产量（即霍夫曼的标准）以及国家总体实力为衡量标尺，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可评价为相当成功。

苏联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强国行列。中国亦于1949革命后，经三四十年间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中国式工业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国家于取得政治独立后广泛效仿。

所以，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1949年选择的发展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附 录

附录：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

陈文鸿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比较各国统计数字可以证明一点，也是一般人所忽略或故意忽略的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并不比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低。

表A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

单位：％

1917年低于3
1922年约为1
1937年低于10
1950年约为20
1976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高于40
经互会成员国约为33
苏联约为20

（资料来源：苏联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年）

从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看，单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作比较，很难说哪一种社会制度比较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1953至1980年，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1％，同期西方主要国家及苏联、东欧各国国民收入（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平均增长率见下页图表。

表B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比较

单位：％

年代世界平均社会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
1951～19766．69．84．77．65．4
1971～19765．38．02．76．63．4

表C 世界各主要国家年均增长率单位：％

资本主义国家（1953～1980年）社会主义国家（1951～1978年）
日本 8．3罗马尼亚10．9
西德5．3东德7．0
法国 4．7保加利亚6．7
美国3．5苏联7．8
英国2．6波兰7．4
印度3．7罗马尼亚10．9
捷克5．8
（资料来源：同表A，第292页）

上述比较可能不十分准确，例如西方各国的较低增长率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发展水平。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本身力量，特别是苏联在二次大战前是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孤立，不像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长期依靠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换来提高本身的资本积累。

一些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高经济增长率是依靠国内的高积累率而来的，因此是不正常的。可是，不应忘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从较低的水平开始的。像中国及部分东欧国家，差不多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基础上来发展。高积累实际是原始积累，或如苏联经济学家Praeobrazhensky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而苏联和东欧各国，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对人民生活来说，并不像英国在工业化初期那样带来广泛的贫困和对劳动者的剥削。

相对于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和由此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颇为突出的。

至于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消费水平不及资本主义国家，若以发展水平相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情况并不十分恶劣。主要差别是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社会主义国家为高。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7期）

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sika02/08.htm

5、金融突击和掠取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

记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呵。

何新：就是这句话。

二板市场一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再一打开，不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迅速集中到拥有大资金的股市巨豪手中，而且中国的金融血脉从此将源源流向跨国性的国际大庄家手中。

所以说，现代的金融帝国主义，已不需要八国联军，一不抢房子，二不抢地，只要金融自由化把金融证券市场的大门打开，只要让国际金融大庄家的资本自由进出，一切照国际规则办，国际大庄家就可以进来圈大钱。这就叫资本的进化。

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起因就在这里。直到后来俄罗斯国家银行的血快流干了，连当年力主推进自由化改革的总统叶利钦也受不了，于是不得不重新限制资金自由进出，关起大门。金融危机促发政治危机，昔日的改革人叶利钦只好黯然告别政治舞台。80年代日本贸易对美国年年有巨额顺差，导致美国资金向日本逆流，日本企业在传统工业领域几乎打垮了美国所有的产业竞争对手。但是从90年代起，美英金融资本跟日本人不再斗产业，而玩汇率，玩股票，玩金融衍生工具。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得小日本经济十年不振。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都是摆在眼前的教训。可奇怪的是，我们中国人却好象至今还是视而不见。

现在是美资、日资、英资又在香港做市，把网络概念股炒高。这和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炒红筹股、房地产概念股情况相似，不作炒作题材变了一下。

自金融危机发生后，香港现在实体经济并未恢复景气。目前股市的景气是虚假的泡沫。实体产业的股票没有长，

只有这些概念股在疯长。为什么炒家专做概念股，而不做实业股票?因为实业"盘子"大，

庄家做不动。而这些新概念股"盘子"较小，便于炒作。所以，香港今年有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我预测，9-11月最晚不超过明年春节。情况就见分晓。

［编按：这一章的内容主要采录自2000年3月初接受《华声报》记者采访的谈话。何新发表这些看法时，香港科技股还正在被高炒。原文连载发表在香港《广角镜》2000年第4/第5期。4月底，香港恒升指数惨跌，由18000点跌去4000点，一年以来，已跌到目前的10000点左右，何新的预言已被完全证实。］

这种资金转移将有利于美英日诸国释放和转移本国市场上的股市泡沫。这背后确实是一种国际资本金融策略的运用，我们也可将之称为"阴谋"。

类似的这种不稳定因素还有。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国内也有这种鼓吹。如果配合着金融体制的改革，让大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的话，中国也必会爆发金融危机。

股市在本质上是大户用来"圈钱"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谁的资本大，谁就有本事在股市上圈大钱。

金融风险，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西方金融资本势力(包括对冲基金等)。没有外部插手，一国内部的金融动荡，始终只是内部资本的再分配，对国家构不成大风险。(这几年中国国内金融体系不断发生溃烂，但始终未爆发金融危机，原因在此。)但一旦有外部金融资本从中运用，性质就将完全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完全是来自英美金融资本有意识设计运作欲搞垮东亚，特别是香港经济的战略。如果我们在战略上不能识破这一点的话，那么，西方喂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吞下什么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就糊里糊涂地掉进陷阱里去。

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引人触目的新现实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新经济"、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

在国际金融中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才有资格谈什么"知识经济"。没有巨额金融资本作后盾，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发展什么"知识经济"。中国几亿农民，两亿工人，数千万下岗人员，可以靠"知识经济"养活吗?

6、中国发展需要寻找正确的理念

记者：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层面讨论中国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比如中国人口及资源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还有国有企业问题。您是否也有担心?或者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何新：对国内经济问题我一直在作研究。但是现在，我有些话还是不想说。
不想说破，不想说透。我认为，国有企业垮掉不是机制问题，根本是由于指导政策失误。如果指导概念有问题，那么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会变成不利因素。如果指导理念正确，再不利的条件也能走出来。条件不利，会比20世纪初那形势更不利吗?那个时候，什么八国联国，什么西方列强，什么日本侵华，什么军阀混战，洪水猛兽，天灾人祸。但那明有毛泽东，他有正确务实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念，而且有一批杰出的精英。结果，不利因素终于被一个正确的路线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

现在我担心的是，指导我们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理念有大问题。我许多年来一直在批评这一套经济理念，但是我很孤立，我只能是自说自话。没办法!
如果我们有一套正确的理念的话，那么一切不利因素都是次要的。人们老讲中国物质上的一些不利因素，但那些物质不利因素不会比日本严重吧!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人口是中国的六八之一，人家那么狭小的国家，那么贫乏的资源，能够养活那么多人，中国为什么做不到?是理念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什么国有企业除了破产没有出路啊，都是胡说八道!

7、安国务求治本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国家面临的首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何新：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27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已达到惊人的纪录。这些情况，都表明国家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政府无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200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廉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所以当前的社会犯罪问题哪些严重。听说两会代表对高法高检的报告不满意。抱怨治安不好，执法力度不够。其实问题在社会，光抱怨两院有什么用?仅靠严刑苛法有什么用?杀头能治国吗?不治本，贼愈杀愈多(曾国藩语)。为什么老子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20年前，拥有似乎滔滔不绝的"石油美元"的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曾发起一个号称"白色革命"的经济的社会现代化运动：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造了非常现代化的豪华都市，购买美国最新式武器，建立了一支非常现代化的武装部队--中国地区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但是，他的政权却无力克服经济中的失调和严重危机。无力制止社会中贫富两极的急剧分化，无力克服招致广泛不满的政治腐败现象。国王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让人民信服他的政权拥有道义准则。国王只迷信权力。

"结果，1979年，国王的政府被一位守无寸铁、长期流亡国外的伊斯兰老教士以一浪又一浪、不怕流血但本身却非暴力的人民运动所推翻。"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

法国有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共产党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8、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

记者：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您本人有何对策吗?

何新：简单说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问题。

我国过去的投资方式，通过财政和银行，国家有计划地把资金分配给企业。这种体制下，好多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效益不高。但是就业的机会相当地有保证。

但最近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兴起。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

因为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那些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

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钓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愈来愈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象钓鱼一样钓走了。

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愈萎缩。这就是目前国内经济的现实。

近几年来，社会上用于社会实业投资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少，国家财政的钱也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大量地增发国债。

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出在投资结构和投资体制的这种变化上。

记者：除了投资体制的问题，您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哪些?

何新：还有税制体制的不良。我们的这个税制改革，我认为是失败了。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具有复杂税制的系统。现实中的情况是，任何一家企业，如果真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各种名目的杂税加在一起，总计是将近30%甚至40%的高税率。再加上10%贷款年息。哪个企业受得了？而复杂的计税方式，又恰恰为逃税漏税提供了大量的孔洞。

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全部收入的接近一半要用来纳税付息。现在哪个企业每投资100块钱，可以挣回这么多钱?

目前最好的情况，实业投资的利润回报率约10%，也就是投100元能挣到10块钱(这是极好的，极少的情况)。而按这个复杂的税率纳税，每收入100元，税要交30-40元，再加上银行的利率。企业不赔钱关门才怪。近年为什么那么多人搞假发票？总根子，我认为还是在于税制的不良。

据我调查和观察，我敢说全中国99%的私企都在逃税。不逃税它没法生存啊!但国企逃税比较难。为什么?国企逃税，钱落不到领导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来他就得坐牢。他敢吗?

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现在看来，推荐我们照美式的西方式的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

还有一个大怪事，就是百业皆有税，只有炒股发大财的则几乎无税。怪不怪?那些股市大庄家，一潮卷过，几百万、几千万地捞钱，可几乎不用纳税(印花税微乎其微)。连所得税都不交。否则，这几年股市哪会冒出来这么多腰资巨亿的豪富?本来中国的税收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

再谈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本来中国有一个廉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干的那个体系。但它一直受到学了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的攻击，说我们这个体系不好。为什么企业要管养老?管医疗?管伤病保险?管幼儿托儿?太不现代。太不合于"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砸三铁"，要打破重新搞。结果企业被搞垮了。

记者：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何新：有困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考虑到中国所具有的综合国力已接近世界的中等发达国家，在若干实物生产方面已成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大国。中国已有条件也有必要及早考虑规划和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具有三种不同类型。

一种是依靠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福利体制"，即欧洲模式。一种是依靠社会保险基金及资金市场的英美模式。一种是依靠企业内部资金支持的"终身雇佣"制，即日本模式。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情，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综合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制的经验，应当通过立法保障和分段实施有步骤地规划和推进。建议全国人大建立专委会对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调研，综合评估其利弊，从而从法制上设计一个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和法律确保其建立和实施。在现实中，可以采取分阶段推进，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失业严重、具有不稳定苗头的特殊困难地区先行实施。

还有教育问题。现在搞的这种所谓使教育面向市场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很不合理。全民教育在发达国家是被纳入于社会保障系统中的。公立学校的财政是由国家支持的。

人类是平等的，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现在受教育的学费那么高，国家不管，却要把教育推给市场，名之曰"市场经济"，真是荒谬至极。
孔子讲有教无类。现在是受教育以金钱分类。一方面公务员就业要高学历，想得到好职业就都要有高学历。另一方面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更上不起大学。这一代没有机会，下一代还没有机会！什么"富人/贵族学校"之类，这不是新的种姓制度，要世世代代抛弃那些穷人吗？我看电视剧《其实不想走》流下眼泪。我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这一套。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套也不敢公然搞，也是受抑制的。

我们每年销毁大量假冒消费品，这是严重的资源浪费。有点象过去美国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向海里倾泻牛奶。现在美国人已不这样作，他们用过剩物资去授助贫穷国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学美国人？有选择地储存和选取一些，以实物形式调拨向西部落后地区提供给那些穷苦人口。这总比动员群众捐献旧物好。针对当前存在的生产过剩状况，国家也可以采取低价收购某些过剩产品，用以配给和救济高度困难地区的失业者的办法。这都是施惠于民的德政。

记者：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工程。

何新：对。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领导中国的十几年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自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以来又一个盛世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学术思想自由，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四方来仪，万国归心。这很可能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百年世纪的开端。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在体制的转轨中，近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由于失业和无业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的稳忧。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有必要提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的战略高度上去筹措和认识。

实际上，江泽民同志近年已多次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性。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社会工程。它与西部开发工程、绿色环保工程可以并列为同等重要和具有伟大开拓性意义的三大工程。实际上，建立这一保障体系乃是关系国家社会持久稳定，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根本大计。

我前面谈过，真正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体现在国家财税收入的同步增长上，国家应当使这种增长的适当份额，每年有所递增地被用于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上。

如果现在调整发展战略的话，也许还来得及。最近有人编了一本书，把我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搞在一起，称作是什么"智囊"。其实我不配。那些人不会喜欢我，认为我不懂他们那一套经济理论。我也真不懂。我是个笨人。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产"如何能够救中国?

我在经济学上只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我不研究《资本论》，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产过剩理论。按萨缪尔森的观点，生产过剩早已是过时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早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问题，西方已经解决。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现在全球经济仍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着!
那一套诱导别国搞"休克"的经济学，我就是听不懂?然而如张五常一类传布的伪经济学，却被一些人尊作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圣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成为指导改革的"智囊"。以这种让人亡国破家的学问为政策领路，国家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9、较理想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

记者：我在采访中，有学者对我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巨大阻
碍，比经济改革更重要，您怎么看?

何新：治国者若照这个方子办，明天中国就该立刻天下大乱。有一个怪事。你说台湾腐败不腐败?黑金政治，臭名昭著。可是为什么在台湾就没有学者煽这一套呢?还有南美、南亚，比中国政治腐败得多，怎么就没有人煽动这一套呢?

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破坏了规则)。而分配的失衡，源于当前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离析和失调。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基础和制度上。但有人总想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引到政治层面上，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把腐败问题作为第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

发动农民起义，杀光贪官污吏。那才过瘾。但是，这是幼稚，还是要自杀?

记者：那么您认为当前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何新：我已经说过了。中国目前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扩大就业。

杀贪官不难，解决就业难!就业问题是国家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的第一位指标，这个指标的含义超过其它的一切指标。当前国家应该的扫除一切不利于扩大就业的障碍，应该千方百计打开扩大就业之门。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体会，发展不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的百分比，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率一定会提高。从1980-1995的15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反映在社会就业上，是社会就业率的快速普遍的提高。而目前则是百业不振，到处在裁减人员，人心惶惶，怎么能让人相信经济在增长?如果就业率高了，失业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其它问题都可以放后一步解决，长一点解决，短一点解决都不成问题。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可以说是随时坐在火山口上的。我们不能预测，哪一天星星之火会形成燎原之势。因为好多人现在没饭吃。

据我了解，有的地方下岗工人每年只给他发200到300元工资，怎么活呀?有人说有许多就业机会，有活没人干。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那种"自愿失业论"的毒品。应该让说这话的人下岗，让他去试一试失业的滋味！中国并不都是上海、北京，很多地方真的是根本没有就业机会。

记者：如果反过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回到旧有计划体制下，让大家都有饭吃，都不失业，这自然解决了您所说的对当前中国来讲第一位的就业问题，但您不认为就是一种倒退吗?

何新：第一，可以肯定，我们不可能回到由国家统配一切的旧的中央计划体制。但是，第二，计划调配资源包括安排劳动力，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失为一种经济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国家在形势紧急时一样会搞计划安排。举个例子，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失业非常多，就是采取计划安排的办法。研究一下战后1945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日本和德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当时它们也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对此是可以借鉴的。实际30年代大萧条中，凯恩斯的政府搞工程办法，也是一种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调节的办法。理想的经济体制绝不是无政府参与的自由市场体制。我始终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是用国家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类似于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有人说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不能相容。他说发生重复建设的原因是政府干预经济。他的逻辑是：政府审批项目，会导致腐败，腐败即重复建设。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按这个逻辑，法院、公安、海关也都该关门。因为这些管理部门也都有腐败。

一切审批制度都可能存在腐败，那么，是否国家应该取消一切领域中的的审批制度呢?这个逻辑讲得通吗?行得通吗?!

记者：那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我们应首先注意或改善的是什么呢?

何新：首先投资问题上要注意抑制股市的畸形发展。经如有人问我今年股市会不会好。我说，股市在两种情况下会好。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好，企业不断产生利润的情况下，资金充裕，流入股市。股市会好。还有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人们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式，热钱入市，股市也会畸形的好。因为作别的投资，钱一投进去就没了，那么只有在股市能赚到大钱，所以大家都把钱弄到股市里去。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个情况。今年股市也许还会好，因为其他行业百业不兴嘛。

但是国家要注意。如果在经济整体情况不好时，股市畸形地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股市就像抽鸦片一样，会把一个人的身体越抽越干。比如我现在身体整体情况都不好，我肚子很饿，但我找不到食品，那么让我服用鸦片，打吗啡，我会感觉肚子不饿，被麻醉了。但是，我身体的内耗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会死掉的。我认为在整体经济不良情况下股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鸦片。现在在美国，在香港，在中国，畸形的股市都是鸦片。

记者：为什么在美国也是鸦片?

何新：这个问题讲起来话就太长。美国近年的繁荣，得益于别国的倒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地区约7000亿美元进入美国。在欧洲统一货币过程中，7-8万亿美金为规避欧洲金融风险也流入美国。苏联东欧垮台后，数万亿美金由前苏联、东欧流入美国。

这么巨大的净资本流入，美国经济能不繁荣吗?美国吃别人，花别人，害别人，整别人，当然经济好。但是请想一想，格林斯潘那老头子怕什么?为什么每次美国股市一爆升他就出来加息，泼冷水?他怕什么?为什么怕?实际上，美国的繁荣也是一团虚火。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情况近年持续不好。

美国国家的负债额已达到惊人数字，仅年利息即高达2000亿美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风光一时的对中基金老虎基金会近日亏损倒闭，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深陷于衰退和危机中。实业投资不景气，巨额资金闲置而流入股市，特别是美国金融市场。现在更有危机日深之势，搞不好要发生战争的。什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纯粹是梦话!

记者：那您是反对国家在经济中通过股市这种方式作资本了?

何新：我不反对，问题在于指导的理念。股票市场是调节投资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高级的和进步的形式，在中国今日的国情下，放任股市自由发展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家应该用哪种手段调整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本来是应经过认真研究，审慎地作出评估后，再来设计和进行。但我们现在是，一味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表面上全盘照搬，实际上学的是皮毛。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我们把过去行之有效的调节手段全抛弃了，只因为有经济学家说股市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而我反对的就是这种理论。股票可以是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配置资源，要根据一个国家目前的总体经济形势去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估。

记者：您既然反对把股市当成调节投资的唯一手段，那您认为，我们应把股市和什么别的手段去并列运用呢?

何新：这几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在政策中已不断加强了以财政手段配制资源的作用，方向是对的，但调节力度还可以加大。在这后面还应加上一个理性的计划的原则，就是陈云常讲的"量力而行"，"有计划、按比例"。

10、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记者：的确，你呼吁过制定关系国际民生重大经济决策不可不慎重。您怎么看去年6月份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您对开发西部的消息感到突然吗?

何新：不。西部开发早在80年代就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的内容。这个问题去年初高层已有人跟我谈过。我认为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有远见的，但是在考虑开发西部时，不要作纯消费性的开发，要保护生态资源。另外，所进行的投资要考虑到它的回报，除基本设施之外，要开拓那里的市场。

特别重要的是，当着眼于西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到西部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我们要把开发西部和复兴丝绸之路，开拓整个中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战略结构在一起。如果采用这们一种眼光去开发，那么西部开发就会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其实日本人近年已经在悄悄地做了。日本最近有一篇文章，讲日本应该进军中西亚地区，包括内蒙古，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加重对那里的投资和经济影响力，以此作为牵制俄后方的一种战略手段。你看他们多狡猾!我认为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开发西部的战略是非常有眼光的。是有深远意义的。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到这更深一层的战略含义。

记者：今年一月份，四次由中国政府亲自主持或支持的关于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召开，这表明中国在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也在东部和中部启动了网络经济发展，我不知您是否考虑过，因为工业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资源产生掠夺并付出代价，那我们在西部开发上是不是可以直接向网络经济发展呢?

何新：我认为我们在网络经济上早晚有一天会发现又在上美国人一当。在网络上，美国的整体战略早已设计出来了。那是精心设计的一套谋略。我们地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吃大亏，所以还看不透。

英国和美国鬼子太坏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对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战略设想的。这种战略设想他们已经设计好、实施了二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针一直没有变。20世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挫败了他们的全球战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挫败了英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为争夺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在这两次冲突中，发达国家受损伤，而殖民地国有趁机独立，参与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这是让英美很头痛的事情。从1945年到1985年，头痛了40年。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国，然后把其它国家有的变成外围的依附型工业国家，有的变成农业国家，有的把它作为只保存原始资源的国家弃置掉。就像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样，把他们隔绝起来，扔在蛮茺地带，让他们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环境里。永远不要发展和进步，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区达到最高的发展，那些落后边缘区域则作为富人们打打猎，散散心的生态旅游地。

总之，英美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是有一个蓝图的，这个蓝图是很早就设计好了的，但是这个蓝图在20世纪被民族革命运动给打断了。

承受着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的失败，英美现在想把这个蓝科重新实施起来。于是发生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的一个口号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价值冲突大过主权冲突。英美提出了"新干涉主义"，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西方有战略家，例如指导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理论是生存空间的理论。中国人对这些东西研究的太少，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里的含义实际是经济含义，是争夺世界经济资源和市场的含义。希特勒并不是疯子。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研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50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兴起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没落，世界市场空间是有限的。这就是美国某些战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国的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斗争是异常复杂严峻的。

11、网络殖民与网络安全

记者：您说，整个20世纪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的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的技术的供给国，然把把其它国家变在外围工业化的国家。可您前面说到，中国工业产品对世界市场的占领，是西方国家最害怕的事，您不认为这有矛盾?

何新：并不矛盾!我的意思是，西方有西方的全球化目标，中国也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方略。不要盲目跟着西方走，不要那么幼稚，总是那么轻率地跟着美国人、英国人的诱导跑。这是避免上当的办法。我们已经上过不少当了!

记者：总之，您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并不看好，是这样吗?

何新：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工具，非常有意思。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新技术概念，非常有潜力。但是，它是技术工具，不是经济。把它说成是什么"知识经济"，这就是骗人。美英夸示这种工具，目的可能是利用它搞渗透，它还具有其它含义，有意识形态含义，还有金融的含义。他们发现有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又东于追时髦，于是利用它来推行他们的全球殖民化目标，我们还是头脑冷静一点好。

12、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当今世界，中国工业的出路何在?

何新：我1987年以后就一直在想，前苏联西伯利亚所存在的资源，可能是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以外蕴藏资源最丰富的，有煤、森林、铁、铜等，能发展工业的这些东西都有，但交通不便；而中国呢，巨大的人口，廉价的劳力储存，中国其实全部的问题，全部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如果以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人口只有两亿，人均产值马上就翻5倍；再加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资金、技术，这三个如能够组合在一起，马上就会形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工业区。所谓东南亚那一块就没戏了，因为东南亚先天不足，没有资源，而且没有劳动力的储存。台湾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台湾现在经济很不平静，他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岛内劳力短缺，二是岛内所有的资源都是跟日本一样靠外来。

记者：台湾是小岛，日本也是小孤岛。

何新：所以，当时我就设想这三个地区如果能够联合在一起，找到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那将是天作之合。形成这个想法是在1987年底，后来到1988年初，我把它写出来，这个想法形成一本书，就是《东方的复兴》，也就是21世纪的发展战略。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苏互补的问题。我说苏联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轻工业品，我国最大的问题是重工业拖后腿，钢材、基础设施，包括机车、铁路、电力不足，这两个不正好是互补吗?我当时又想到国与国之间没有硬通货，可以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交换。当然，以上设想产生于1987年，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都已经具有了很大的不同。

记者：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经济的小三角，就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东北部，形成东北亚经济济圈。

何新：是的，东北亚经济圈理论其实就是三点互补理论。但这个构想日本人马上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喊的多，推进的少，特别是日本不积极推进啊，他发现，最大的好处将落在中国人的身上。

记者：是的，他们担心一旦有资金技术，中国就将甩掉他们。学会了技术就不要靠他们了。

何新：对，中国占据着地缘中心的地理优势。日本人为什么使劲要北方四岛，这是战略性的，那不仅是他的北部边界，也是通向西伯利亚的桥头堡。现在可以说日本真正的眼光是集中在西伯利亚身上，他们本来想跟俄罗斯做交易，但叶利钦拒绝了他们。

我们要把中国现在发生的这个过程，同1840年以来发生的过程，连续性地看，中国的历史，一个阶段继续着一个阶段，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完成。这个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呢?邓小平讲，他说，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要到21世纪中叶。再过30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国家，相当具有实力的、相当强大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谋建东北亚经济圈，中日韩西伯利亚经济共同体。一是谋建中亚经济圈，以现在上海六国组织的政治合作基础深化发展为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东南亚经济圈。

这三个经济圈意味着构建一个新兴的中心世界。这个新兴世界将使北美和西欧成为边缘地带。这个新世界的兴起也就意味着东方的复兴。

那么再到下个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将具有今天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地位，所以要把现阶段放在一个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过程在中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革。世界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东南方，只是一个资金、技术的传递带，他们的使命是向纵深传递，要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区，联起来。而这个工业区的大市场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内大陆，现在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中西部，这一地区到现在为止，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沉睡资源、巨大的土地面积、巨大的潜在工业能力。

工业的运行不仅仅是一个纯经济运动，它往往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的运动，它打破了原来的秩序，重新组合，人和人的关系、社会的结构、资源和配置全部将被工业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我们的这个长篇访谈就要结束了，能不能用几句话对您的主要经济思想作一个总结？

何新：你真会给我出难题。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应该看作邓小平、江泽民对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近于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他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

在共产党执政下可不可以搞资本主义？应不应该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

我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列宁20年代所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转轨。

在经历这一转变的20世纪20年代，列宁路线当时曾遭遇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左派指责列宁的"新经济"是由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倒退。而列宁当时即已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前进和发展，是在俄国当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为提升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只能作出的必然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唯一选择。

列宁认为，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上，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手段，而实现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的。

但是在列宁去世后，列宁的上述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被斯大林曲解和弃置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苏联建立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统制经济，终结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当时所构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十分近似于德国于第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这种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比19世纪古典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也优于资本主义的"斯密模式"（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实际上，现代英美经济体制，也早已不是古典小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早已转化为由国家大垄断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

我认为，国家现在有必要全面考察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模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们之间在投资、运行和分配体制上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斯密模式的诸多不同点。在这一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设计和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

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记者：这种混合经济能够使中国在全球化形势下参与全球竞争吗？

何新：我认为，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在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

国家力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护者。（这就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根源。）

各国在这一全球性竞争中的得失成败，不仅会决定具体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事实上也决定了各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生存命运。

因此，在这一竞争中，国家必须高度关注指导国民经济政策设计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要警惕不要被处在国际竞争中潜在对手地位的那种国家所雇佣的经济策士离间和利用。必须警惕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和缺乏识别力，而向我国提供那种意在分解摧毁中国现有国家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议。防止被其诱导和误导。

这就是我这本书的最主要观点。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sika02/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