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ffer 发表于 2011-3-10 09:40

hhj 发表于 2011-3-10 07:38

meitianyiming 发表于 2011-3-9 22:54
争什么呢？  市场经济也是为人服务的，背离了人，市场经济也是要被修正的。所以是否是市场经济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是非的标准目前好像还是邓与他的智囊团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所以茅先生的话语不管符合不符合经济学原理都无关紧要的。

紧要的是我们必须批驳茅于轼“借口扩大内需而要人们容忍高房价”的主张。

你认为房价高，别人不一定认同，你认为扩大内需是借口，别人也不一定认同。
“紧要的是我们必须批驳”这类文革语言现在还能出现，说明有些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任重道远啊。

lzhfgood 发表于 2011-2-26 15:19
“京十五条”与市场经济违背吗？茅于轼：“当然是违背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买卖。限制自由买卖就是非市场行为。倒不是说非市场的措施不能用，问题是这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跟宏观的要求相背。宏观要求是要振兴内需，要鼓励大家买，买一个房子就要好几百万，够一个人几十年的消费。人们不买房，内需从哪儿来？应该鼓励人们买房，这才有内需。因此，这个药方开得不对。”

观点可以讨论，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人格品质什么的，一个经济学的群，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
我就觉得这段话有它自己的道理，问题是他指出“京十五条”的问题，自己却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
我也觉得“京十五条”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能治本。
土地财政才是问题的根本之一。

daodaory 发表于 2011-3-10 12:03
打一下酱油

封可言 发表于 2011-3-9 20:47
茅于轼《忆峥嵘改革岁月中的张维迎》的荒唐可笑

   茅于轼/文， 邹恒甫/按

（恒甫同茅于轼先生早在哈佛就是老朋友了。1985年起，恒甫在哈佛就喊访问学者茅于轼先生老茅，这些年来，恒甫也不用改叫茅老师了。恒甫今日周末无事可干，不妨按几下老茅的提携维迎学弟的文章，打发时间。如何？）

  读张维迎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这肯定是维迎的媒体经济评论的拼凑。） 把我带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动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如果读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文选，那就更加激动了。）中国经过了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终于开启了历史的新篇。被压抑了几十年（在几十年前的几十年的国民党时代也是被压抑的。）的自由思想（没有什么思想，只有重复的洋人的思想和挥之不去的自己的牢骚。）有了萌发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此句不着边际。）

  当时我是年过五十的进入老年的知识分子，带着满身的伤痕，像欢迎朝阳那样地呼吸着改革带来的新鲜空气。而张维迎则刚过二十多岁，（二十三岁了啊。怎么能说是刚刚过二十多岁？）用充满好奇（难道像婴儿一般地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这个激烈变动中的世界，试图把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现实问题的分析。（老茅啊，你在维迎的肚子里吗？好玩。是维迎帮你写的这一段吧。）我们这两种很不相同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准备，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就是对改革的憧憬。（这是你们俩共同写作吧。）

  我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上。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太可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大家当然感到可笑：维迎又不懂数理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也没有这样紧张：当时的思想比现在还要解放一些。我都要去哈佛念博士了。武汉大学的数理经济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小凯和国强比维迎的数理经济学要高出太多了。）、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那时候讲西方经济学（应该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要冒风险的，不像现在各个大学都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讲。（这太夸张了：1982年，西方经济学在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泛滥成灾了。）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我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另外有一位正组长。两个组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结果当然无所谓胜负，但是确实给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

  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经济系的研究生很多，让张维迎参加这次会议，显然因为他与众不同。（这又是维迎在自己写自己。在西北大学开会，研究生都可以参加。）他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何老师是武大学派的弟子，恒甫的湖南浏阳老乡。何老师从来就感谢武汉大学的老师当年去西北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为何老师善于识别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时候学校里教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何老师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张维迎就是正在两种经济学中进行认真思考和慎重选择的时刻。（这些话都是维迎自己写自己的思想汇报，典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汇报的写法。）他在小组会上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维迎怎么能有水平讲这种大题目啊？在1970年代，萨缪尔逊倒是写了一系列的这方面的文章。维迎如果现在，2009年，能看懂萨缪尔逊的文章就不错了。）他的发言获得普遍的称赞，（因为大家都不懂装懂。）并且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听说张维迎出事了。他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无非说明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大家为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很正常的，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成是什么坏东西。（维迎的为钱正名是历史上西方庸俗经济思想的重复。中国古人鲁褒的钱神论是对此的好调侃。今日华尔街金融王八贪婪表演的悲哀之处就是所谓的为钱正名。全世界都在为华尔街的为钱正名付出代价。）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个领导点了名，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陕西省，在全国都展开了批判。我在北京很为他不平，就写了文章支持他，但是发表不出来。（发表出来也是老调重谈。）从那儿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经济改革的战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怎么一遇上点风雨就都把自己视为改革的英雄和战友？什么峥嵘岁月？为钱正名又有什么新奇？从西尼尔到穆勒到马歇尔，大家既为钱和资本正名，也为劳动正名。）今天看来，我国的改革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总会被那些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坚持派视为大逆不道。尽管随着改革的向前发展，证明新认识是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给改革派平过反。（从来都没有人能够真为钱正名啊。怎么平反？）到了下一次新旧思想发生冲突时又是改革派被批，坚持派俨然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出现。改革中最重要的两次冲突是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和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国家企业平等对待。今天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是在这两次争论中伤害了许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罚款，有的书被禁，至今没有改正。

  从批判“为钱正名”以后，张维迎很快地成长起来。他后来表现的学术上的坚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这次受到的批判有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和我不断有书信往来，展开了许多讨论，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和改革中的问题。1984年底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几乎每星期都会碰几次头。记得经常往来的还有宋国清、张敢明、栗树和、梁天征等。1984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丁宁宁邀请我参加能源组的活动，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有机会通过我带到国务院的中心发表。（这就需要华生，徐景安，罗小鹏，高梁，张少杰等人都出来证明张维迎盗劫他人学术成果：

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华生高梁张少杰

http://huashengblog.blog.sohu.com/101848234.html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bstz 发表于 2011-3-10 12:39
敢说是一回事，说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
对老百姓来说，只愿意听事实与真相。假话说的再响，也没人会愿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