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一样，超越国家、民族和种族。

这里说的“超越”如果用英文准确表达，是beyond，而不是above。中文意思好像一样，但语境与涵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形而上学的某种思想或思潮，肯定可以跨越国界，进入人们的头脑中，所以叫“超越”，但不是说它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它“凌驾”于国家与民族之上。由于这一个似是而非的“超越”，100多年以来长年累月被糊涂的所谓“学术权威”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刻意曲解和利用，而且变异出很多汉奸逻辑，困扰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甚至引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否要走中国自己特色的路”这个重大课题，所以要分清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其事关国运民生，不可不察也。

一，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理想，它的前世与今生。

首先，说一说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的生意人把金钱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把世间万物都异化成一个个可交易的金钱符号，把金钱的力量作为神一样的来崇拜，我们把这种思想叫做“拜金主义”；有的文学青年把“自由”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终极意义，并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以绝对自由作为思维与行动准则，我们把他叫“自由主义”。类似的还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甚至“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等等。主义，本来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主要主张与教义”的意思。

“社会”，这个词原来不是针对资本与金钱，而是针对“个人”，社是“结社”的社，会是“会党”的会，意思是由无数大小集体自由自主组合而成的人类政治生活组织形态，这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的来源。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个人个性解放文化的高潮来临，配合整个工业革命作为经济基础的大背景，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潮发展得如火如荼，人本主义的老祖宗就是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差点就有代表整个西方世界新意识形态的势头。但是很不幸，过分强调个人，只管我一人发财，哪管背后洪水滔天，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端对人民与国家的危害很快显现出来。于是，强调对他人责任、强调对集体责任、社会良知等等强调“社会责任”的意识形态也针锋相对地出现。18世纪末期，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其中，有三个文学青年更因为表现相当出位，继而名留青史，他们分别是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后世称他们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人物，他们也是后来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理论的祖师爷。

空想社会主义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当时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失望，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不公与贫富悬殊，对处于比今天中国农民工和黑矿矿工好不了多少的、处于极度弱势的工人阶层的苦难和境地，空想社会主义更加体现出厚重的人文关怀与深刻的人文思索。

他们关注人本身的尊严和价值，而对西方文人历来对理想国度的终极追求，让他们幻想出一个个“新和谐公社”、“和谐社会”、“新世界”、“法朗吉”等人间天堂和天堂中的社会组织。很不幸，由于先天不足，他们所有的乌托邦式社会实验都失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先天不足”？

因为他们乌托邦的基本假设，甚至整个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经济按计划安排”。谁来安排？精英安排；怎样安排？根据精英的意志与计划。这也是后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及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大厦的理论基石。这个基本假设与基本假设下的理论，几乎影响了后来俄罗斯、德国、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整整几代人，带来的激情以及与激情随之而来的苦难也超出这几位愤怒青年的最初想象。

而如果从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去追究，其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与“个人主义”对立的社会道德规范，它强调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主张自由公民的自由分工、自主合作与共同责任，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政治理想。而原来与“个人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被“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所代替。思潮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幻与发展，最终变得面目全非，这真的无法预言与预测，估计这也是任何一个理论原创者都无法控制的。

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变成国际性的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在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的旗帜下，又演化成世界苏维埃革命的输出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也大致上同时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随着苏联的崩溃，中国经历文革，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走的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离经叛道”的，就是否定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传统思想和做法。整个市场经济存在的理论与现实基石，就在于承认“私有产权”是合法、受到尊重并受到无条件保护的。注意这里说的是“私有产权”而不是“私有的财物”。“产权”是一个法律和经济学范畴，“财物”则是一个物质概念。我对于西方经济学著作者最推崇的不是科斯和张五常，而是Y.巴泽尔，他对产权的经济分析指出，产权的界定与意义不仅仅在于社会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时令到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在于产权的界定本身是交易存在的充分条件。

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必须承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和受到尊重与保护。换句话说，它必须尊重和保护一切大小企业投资者的投资权益，这个意义上，它和“我出了钱，就要占权益”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在表达意义上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其实原来并没有那么可怕，它最开始的敌人是封建领主和皇权。

封建皇权时代，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是皇上的，人也是皇上的，只有钱是生意佬的，中外概莫例外，由于生杀予夺全在独夫一人，本来和皇权是没有谈生意的余地的，开个工场作坊，随时关停没收也是仅仅凭独夫或者手下官员一时喜好罢了。学术界公认中国曾经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既然是“萌芽”而没有“成树成林”，说明这萌芽在中国也被皇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了。但在西方欧洲列国，情况却有点不一样。即使在教皇和君主权力最集中和统治最为严酷的中世纪，依然有生意人借钱给欧洲列国君主，如果君主经常打仗和宫廷消费经常入不敷支要借债，钱是要准时还的，如果没钱还债，不好意思，你得给我以某些特权来抵偿还债。所以“我出了钱，就要占权益”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在对抗封建皇权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终极信念和最后武器。资产阶级投资实业开作坊开工厂，这些临时性的经营实体本来是没有保障的，好像要被随时强拆的非法违章建筑，随时被勒令关门大吉。这时候要求“结社自由”、要求社会团体合法权益不应受到**随意侵害、甚至要求结社的社团、会党组织拥有“法律人”地位的“社会主义”主张，和资产阶级诉求不谋而合。从1662年英国针对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英国商业公司的有限责任特别法令，时隔200余年后，到19世纪中叶颁布针对普通公司组织的正式的《有限责任法案》，都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各阶层向皇权争取社会经济团体组织活动合法化地位的艰辛、曲折与漫长。

二，在新的时期，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社会主义理想表述。

社会主义理想在新的时期，它的意义在哪里？“永恒的真理，如果不在新的时代里赋予它新的意义，它就不会是永恒的，也不会是真正的真理。”我在这里无意导出关于对真理与永恒的哲学沉思，只能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现实视野，说说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理想，在新时期的中国里，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有什么新的表现形式。

1，关于政治体制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政治组织层面，开宗明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建设与组织形式是否应该改善与改进？党内民主公认是党的原则，但是怎样体现更广泛、更公平的党内民主呢？如果连党内民主建设都没有搞好，怎能说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文明的领导力量呢？我们一直说要相信群众，那我们更要应该相信我们的党员。作为以代表制为组织基础的苏维埃形式，它有它历史存在的价值与历史功勋，但这种党的组织形式难道不应该作出哪怕一丁点的小小改进吗？难道俄国式苏维埃组织的金字塔式权力架构难道不能在新时期根据需要而调整并扁平化吗？

所以，我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文明的理想，是希望社会主义民主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党内，能够实现最基本的党代表直选原则。“细节里面有魔鬼”，西方人如是说。政治操作层面一落实到细节，很多野心家就原形毕露。我在这里说的，是从乡镇、县级、省级、中央四个级别的党代表实行直选原则。请不要滥用差额选举、等额选举等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与权力腐败的手段。党代表的直选应该是原则性的，不容妥协的。由基层党员直选出各级若干党代表，由各级党代表直选出各级党委常委，由党委常委直选出书记。只有实现整个党组织的扁平化，从权力的来源上、从权力的根本上保证党内官员的权力性质是为广大党员群众服务的，并把官员置于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的民主监督之下，才能避免官员“一切唯上”、“一切媚上”的腐朽作风，才能摆脱反腐败基本上只能依靠官员自律、只能指望官员们自觉提高自己思想境界的困境。

党代表直选原则的确立对于谁威胁最大？谁肯定会带头反对“四级党代表直选原则”？肯定是做惯了官老爷、但完全没有自信、没有勇气面对广大党员与工农群众选择的官员及其手下。但是他们的恐惧，恰好说明了他们的软弱无能，以及必将被改革的大时代洪流所抛弃的必然下场。

四级党代表直选原则，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能力，还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我的答案是：四级党代表直选原则的实施，将实现整个党组织的扁平化，加强了各级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与战斗力，并在各个战线上全面加强基层和中层党组织对党员与群众的领导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发出“要相信我们的党员”的呐喊，请相信他们，这些可爱的人们，这些可以接受最艰难考验的、有着坚定信仰的同志们。

社会主义社会并非只有一个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等于是共和国的全部公民。除了党章之外，还有共和国的宪法。我现在无法想象党之外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改革如何发展与走向，但我坚定地相信：一个真正卓有成效实现伟大的党内民主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带领全国公民卓有成效地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文明建设。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政治信仰。
2，关于经济体制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理想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只能依靠计划经济的禁令被打破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依靠计划手段的禁区也被越过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我完全支持这个论断。

异议和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和部门的市场化运动，好像过头了。一大批本来不应该市场化的、甚至非经济部门被实际上市场化了，比如医疗部门的自负盈亏，比如公用住房建设部门的废弃，比如教育部门、一度甚至军队部队竟然也办企业炒地皮，这就走得太远了，走得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还要远。而一大批本应该全面市场化、公众化的企业却竟然还在当官老爷，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工商银行等。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在经济生活中以自由公民自主组成的“社”、“会”等集体法人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公开公平、自愿自主地进行经济活动，而不应该有垄断、不应该有霸王条款、不应该有欺诈、不应该利用国家公权和垄断权力压榨普通消费者。在理想中很简单的一个要求在现实中却比登天还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从根本上走错了路，因为我们把市场看成一个万试万灵、能医百病的万能仙丹，而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源配置工具，忘记了它作为“工具”也会有它的极限与弱点。

与市场经济体系平行发展的，当然应该还有法律体系的完善，当然应该还有社会责任与法治精神的倡导，但是——更应该建设的，是一个与市场力量几乎平等、平行发展的保障性公用资源建设体系。比如医疗，除了私立医院、私立门诊，还有公立医院和门诊体系，作为一保障性的社会服务功能团体受到**的直接拨款、资助和管理；比如住房建设，除了自由买卖的商品房市场，各地方**还应该有一个比商品房市场规模差不多的保障性的公用房屋供应体系。这样就算房价涨上天上去，小市民也不会害怕露宿街头。公房与私人豪宅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各自诉求根本不一样，一个理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鼓励成功，但也应该包容失败，保护弱小。

（作者：邱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