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按：网客们从邹恒甫博客上已对国内大学教授的暴富状况略窥一斑了，当然，其他没有资源的青年学子就惨不忍睹了。其实，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之惊人可以典型地体现在高校中：国外大学教授的收入很少能相差2倍，故同一院校乃至所有教授的生活状况非常相似，而中国同一院校的教授收入差距却可达10倍以上，故同为教师的生活状况却有天壤之别。究其因，除拥有话语权和行政权的人士控制了高报酬的课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控制了课题资源，而成了专业的“课题包工头”；感慨于此，重拾一篇旧文以志其事。

学术界的课题制度怎一个“糟”字了得

——告高等院校的院长、校长及主管教育的官员们（六）

在当今中国高校中，为了获得教职或者职称升迁，不但要在一些指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课题；如果说，一些形式文章考核成为制约学者从事真正学术探究的第一道锁链，那么，作为升迁主要依据的世俗性课题就进一步为学术探究设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樊笼。实际上，笔者一再向同学们解释，理论研究的根本性场所应该在高校，因为高校提供了一个能够进行独立思考而不受暂时的时事干扰的避风港；研究的主体也应该是老师，因为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一直在与理论打交道，他们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系统地写出来，再转授予后来者。然而，在当前中国，被视为“一流”学术刊物的杂志都是社科院办的，社科院是国家外围的决策咨询机构，它首先从事的显然是对策性研究；也正因为如此，目前由社科院主办的那些被视为“顶级”水平的刊物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这里主要是指经济学界）。譬如，《经济研究》就不是《经济学研究》，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理论性刊物，这也许是适合科学院的发展性质和研究取向的；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学术体制造成了它无与伦比的影响，结果全国经济学界都把它视为最高水平的理论性刊物，这就不但与社科院的原初宗旨，而且和杂志的实际情况发生了脱节。特别是，由于排名的需要，全国各高校都“逼迫”教师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模仿这些杂志的研究思路和行文规范，从而形成了整个学术界的盲目崇拜和追风；结果，社科院的那些政策研究者以及这些杂志的编辑也往往成了学术权威，可以到处讲演或者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到处指导大学教师如何搞学问，这显然就颠倒得太离谱了。

也正因为如此，引发了当前我国学术界极为不好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它促使了学术界普遍的好动不好静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学界，那些急急乎功利之徒竟为学术界之普遍推崇，而那些在书桌前沉浸于书本的教师则往往被学校乃至学生视为无用的表现，以致整个学术界能够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真正梳理几本书的人真正地非常罕见；学校也热衷于聘请各种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引导学生乃至老师的行为，这些人甚至被聘为教授、院长。另一方面，由这些对策性研究所引导，学术界的理论也就开始受市场交换的引导，以市场上的金钱回报来评估学术价值；基于这一点，又往往将理论和实践等同起来，认为只有“解决”所谓的具体问题，为社会直接服务的才是有价值的。因此，每个学校都在鼓吹课题承接，这不仅成为教师工作量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晋升的一个关键指标；结果，本应该潜心思辩和审问的高校，却功利之风盛行、物欲之求泛滥。在这种学术环境下，课题承接量成为高校收入水平分化的根本因素：那些整日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和书桌前而围着**、企业转的人不仅财源滚进，而且声誉鹊起；而那些独自梳理文献者则往往被视为无能和不识时务的，不但只能过着贫寒的生活，而且还要受到院校领导的轻视。

当然，在中国，各类课题也并不是那些真正由水平的专家能够获得的，而主要是那些具有行政职务或者社交能力高强的“名人”或“官僚”承包了各级课题；由此，这些“学术明星人物”又进一步垄断了学校的各级“学术”奖励，从而往往成为学生追慕的榜样。结果，理论性的课程在学校里越来越难以开设了，学生也越来越缺乏思辩的兴趣和能力，因而下一代人的思维也日趋闭塞。呜呼，今日之少年乃国家未来之支柱，但目前的情形教笔者对中国未来之学术如何乐观呢？特别是，基于庸俗实用主义的取向和曲解基础理论的意义，这不仅导致了当前的学术界热衷于永无止境地承接各类应用性课题，并且也助长了那些庸俗而肤浅的所谓的“实证研究”。这不仅与学者的短视有关，更与国家主管部门的认知有关；例如，斯特拉斯曼也指出，出版和资助直接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掌权者对各个研究项目的价值加以审判认可，从而左右了学科知识的创造。

一方面，在中国，各级主管官员的功利主义倾向造成了“应用性”经济研究项目的泛滥，甚至导致了杂志上这类文章的泛滥；实际上，目前的各类课题中真正属于理论性的非常稀少，即使本应是提倡学科建设的那些教育部课题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学校里的教师本质上不同于从事社会具体行业的人员，他们对任何社会事物的影响因素都不甚了了，因而大多数具体课题的承接者所进行的实证研究都是为了迎合课题给予者意图或者力图使之相信的“浆糊”；而且，由于他们舍弃了本身的理论优势，这些“实证”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就往往有逻辑和学理性，但是，最后却要由此而提出政策建议，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乎？另一方面，基于职称升迁的压力和课题基金的激励，大部分所谓的经院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开始把自己看成是应用政策经济学家，并以此方向来训练学生；但这种指导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因为他们所指导的是发展正规的经济学模型并对它们进行检验，却又要基于这些模型提出政策建议，结果往往成为“四不象”。正因为如此，当前热衷于“政策”的课题真正窒息了理论的探讨和发展；事实上，新思想的产生首先要建立在对前人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有做得“冷板凳”的精神，只有如此才可以有所成就，才可能有稍许的洞见！

  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的任何理论或建议都会涉及到整个社会长远的利益，因而经济学本身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应该将人伦日用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要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仅关心现实，更关心社会发展；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方面的内容，但遗憾的是，现代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将伦理学内容抛弃了，但却要作政策建议，岂不荒唐乎！显然，当前的情形正如严若森在其博客中对笔者留言所作的回应所描述的：“1.现代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期刊论文做得更多的是经济工程学，假设、模型、演算、检验、可行性政策建议，类似工程师的活。一个工程完了，写个工程技术报告，然后提交存档，和下一个工程可以毫无关系。所以，我们鲜有发现真正能够源源流长具有深刻学术思想的学术成果。伦理学？呵呵，经济学的祖师爷有道德情操论，可是实践证明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往事，现在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者都不过是怀揣经济学逐利的活生生赤裸裸的经济人，他们既无社会责任感,亦无民生关怀，他们关注秀场，关注点击率，关注自身利益，搞些噱头，扯些鲜艳的旗帜，忽悠民众，甚至打砸抢，而真实的信息深埋在沉默中。2.经济学家解决不了社会民生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都会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博弈的结果，作政策建议都不过是跑腿的，最终拍板的还是**，作为一个工具，其悲哀本身就是宿命。3.学者的责任在于创造思想与践行社会责任，没有思想没有责任，蝇蝇苟苟，哼哼唧唧，废纸一页。4.我们的精神文明在日渐沦丧，我们的改革设计的起点本身为此埋下了厚重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