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大陆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篇《穷的苦恼》，感叹“没有钱，没有权，在现在这社会就是人下人。笑贫不笑娼，这确实是现在社会的写真”。

　　这位网友的“哭穷文”，虽然写得文采飞扬，其思路却摆脱不了因误解孔子学说而形成的“义利二分法”。

　　孔老夫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说过“富贵于我如浮云”。长期以来，许多读书人因为对孔子了解得不透彻，为了做君子不做小人，也就不要富贵，因此一个个都成了苦哈哈的穷学究或酸文人。

　　等而下之的就是一大帮阿Ｑ，因为自己没本事发财，就拿老夫子的名言“富贵于我如浮云”来自我安慰一番。久而久之，许多不了解孔子生平及其学说真谛的朋友，也就人云亦云地认定他老人家一不爱钱，二不爱权，是个毫无油水而且清高得很的“穷教员”。

　　此说大谬！

　　孔老夫子当年教书，虽然主张“有教无类”，但并非无偿教育，而是有代价的。根据他开的价码，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谓“束修”，就是十条干肉脯，其“后代”可能就是现在广东人爱吃的“腊肠”。

　　孔老夫子一生收了三千弟子，分三十年算，每年也有一百个学生。换言之，其每个月的“固定收入”起码也有好几十或几百条“束修”，一家人吃不完还能让孔夫人拿去菜市场卖钱，换点胭脂水粉费。

　　“自行束修以上”还是孔子规定的最低学费标准。孔门弟子当中，除了颜回、闵子骞等是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以外，其他多数弟子，都是可以归入“黑五类”的官老爷和资本家，如当过卫国蒲邑宰（相等于今日的长垣县委书记）的子路，如当过鲁国税务局长的冉求，如肥得流油的大企业家子贡等等，每个月给老师交的“学费”，就肯定不只几条“束修”，说不定是几亩良田，或几十匹布帛之类的。所以，孔老夫子不可能没钱。

　　从孔子生平看来，他一辈子最穷途潦倒的时候，莫过于周游列国期间的“厄于陈蔡”，但那也只不过是“在陈绝粮，从者病”。随从人员病了，他老人家可没饿晕。在正常的日子里，他可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而且还特别喜欢吃肉（否则何必要“束修”当学费），所以《论语》才会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孔子还当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大官，后来还“摄相事”了三个月。用当代中国的官制来说，就是先后当过鲁国的首都市委书记兼市长、建设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司法部长兼公安部长，最后还当了三个月的“国务院代总理”。

孔子是“阔教授”和“高干”

　　可见，孔子不仅是有钱的“阔教授”，还是有实权的“高干”。老夫子有实权的具体例子，就是他在当了国务院代总理后不久，就下令诛杀鲁国的头号反革命分子少正卯。

　　孔子先后当过鲁国的地方首长、国务院部委首长，国家领导人，都是些正部级以上的高干，工资水平自然也是属于高收入水平。他自己的收入高，又有一大帮或是高干，或高干子弟，或大小地主，或国营企业总裁，或私营企业主的学生争着交学费，当然不是个“无权也无钱”的“穷教员”。

　　正是因为当过有权有钱的高干，富贵过了，他老人家才能高调地说：“富贵于我如浮云。”

　　从《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的记载看，孔子虽然反对不择手段地“捞钱”，却不反对人们合理地“赚钱”。所以，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孔子时代的“君子”和“小人”，不完全是纯粹从道德角度来区别的“君子”和“小人”。当时的“君子”和“小人”，主要是根据社会地位来区别的。

　　在春秋时期，“君子”是指大夫以上，而且拥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用现在的话语说，“君子”大概就是指拥有房地产的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对于这些有社会地位，有权又有钱的“君子”，当过国家领导人的孔子，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当然会要求他们“循正常途径发财”，否则就会“社会影响不好”，引发“群体性事件”。

　　至于一般的小公务员，乃至平头老百姓，自然也包括“笑贫不笑娼”的“娼”，都不在孔子认定的“君子”行列，而是“礼不下庶人”的“小人”。“小人”爱怎么捞钱就怎么捞钱，只要不犯人命官司，不危及社会安全，影响国家稳定，孔子才懒得管，要管也管不来。

　　没有一定的权和钱，是当不了“君子”的，倒不如当个坦然的“小人”，该赚的钱就去赚，这样才会活得惬意些。等到有了钱和权，再去当“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君子”还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