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稀缺性及其破绽　　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记得，在上《微观经济学》第一课的时候，老师总会给学生讲解稀缺性这个概念。所谓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即资源总是处于稀缺的状态。正因为存在稀缺性，才需要经济学来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欲望有限而资源无限，那么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有一本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谆谆善诱地说：“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那意思是说，把你想要的东西一个个数出来，当发现怎么数也数不尽时，你就明白什么叫欲望无限了。
　　上面说的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稀缺性假设。每一个进入经济学殿堂学子，第一步都必须踏上这块基石。
　　现在，假设我们都是真懂点数学的人――不是指有多高深的理论造诣，而是指至少知道 “无限”、“无穷”等概念是数学专有的研究对象，不懂数学的人在使用这些字眼时，其实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真懂点数学，就应该看出，上面通过数数来理解“无限”的方式是错误的。例如随便到一个海边的沙滩上数沙子，也是怎么数都数不完的，但我们不用数就知道，整个地球的沙子总数是有限的。在无疑处有疑，在有疑处发现破绽，所有重大科学发现的开端，都大体如此。
　　我们先来学习何新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每个致力于为国家和国民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首先应当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国民经济的利益置于学术研究的首位目标－－而不是去考虑什么‘稀缺性’，以及抽象的全球资源如何得到最佳配置这种炼金术问题。”
　　一看到“稀缺性”，马上洞悉对方玩的是“炼金术”，这就是传说中的“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二、欲望无边，奈何能力有限
　　仔细思考一下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欲望包含主观想像的成分，能力必有客观制约的边界。具体地说，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
　　关于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生理约束，自古就有格言：“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常识，主流经济学在解释欲望无限时，也说不出有哪一种消费品，无论数量多大都无法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它只能似是而非地让人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下面我们给出两个基于常识的假设，从时间约束的角度展开论述。
　　假设一：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
　　假设二：可被人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
　　由假设一，消费每一种消费品都要耗费一定时间；由假设二，人们从事消费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能具有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的能力，即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
　　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只是重新证明了本来就众所周知的常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是，只要被似是而非的稀缺性假设忽悠，人们就容易迷失方向，钻进死胡同。
　　三、新假设展开新蓝图
　　上面的论证，已经抽掉了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整座经济学大厦不可避免地坍塌了，尽管有些残砖碎瓦可能还有重新利用的价值。现在我们需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一座新的经济学大厦，首先要做的，就是奠定一块真正稳固的基石。这项工作已经由我国着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完成，他在2007年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这个假设的提出，可以说是经济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一个理论体系中，改动一项基本假设，更换一块理论基石，稍有学术常识的人都能掂出此举的分量。很多科学大革命，都是从改动基本假设开始的，比如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遗憾的是，这些大革命我们中国人都无缘参与。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学大革命，很可能是由我们中国学者发起的！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以双约束假设代替稀缺性假设，会给我们展开什么样的理论蓝图。
　　稀缺性假设实际上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与此不同，双约束假设推出的基本生产和消费模式是“有限－有限”。前一模式已被前面的论证推翻了，后一种模式在理论上尚有发展的空间。
　　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三大约束则效果不彰。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有认识：“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特别是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不仅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两者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四、生产过剩原来是老问题
　　“有限－无限”模式与“大－小”模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生产过剩。“有限－无限”模式的直接理论含义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显然没有生产过剩的位置。但理论上不承认，并不能抹杀生产过剩现象的客观存在，而且自古就存在。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宋朝一对平民夫妇的经济生活。这对夫妇男的叫武大郎，女的叫潘金莲。每天早饭后，武大郎一会儿功夫就做出一担炊饼，然后挑上街卖，至晚方归。潘金莲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只在帘子下磕瓜子儿”。我们看到，当时的生产过剩现象已经十分明显：一会儿功夫产出的商品，需要一整天才能销售出去，而且有一半人口根本不用参加生产活动。正因为有闲，才“合当有事”，引出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一段孽缘。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但故事背后的深层原因竟是生产过剩，在此之前好像还没人看出来。
　　按常理，生产过剩，即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应该是好事，应该能让人人都丰衣足食。那么，为什么生产过剩现象自古就有，而贫困现象也是自古就有呢？症结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制度不对，生产过剩不但不能造福社会，反而会成为贫困的根源，正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所说的：“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我们知道，在古代，贫富分化已是普遍现象，即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私有制条件下，当社会上的财富已积聚于朱门时，朱门外的人想致富，只能指望朱门里的人多买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上门推销酒肉，人家已经酒肉满仓；要求进门当仆人，人家已经奴仆成群。于是，只要已富者的消费能力饱和，未富者就不易找到致富之路。也就是说，生产过剩固化了贫富分化的状态。
　　五、从隐到显的生产过剩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思想家试图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解决贫困问题，办法是让有钱人在正常的消费能力饱和之后，再开发一些超常的消费项目，例如鸡蛋、木柴在煮烧之前，先要雕饰一番；丧葬时，要开掘巨大的坟墓，制作豪华的丧服，打造大型的棺椁。这种用奢侈浪费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非常前卫。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曼德维尔才在他的成名作《蜜蜂的寓言》里提出类似的观点。
　　但是，在古代社会，主流的观念还是崇尚勤俭节约。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微观地看，勤俭节约总是对家庭经济有利的，那时人们不可能有看待经济问题的宏观视野。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只要土地兼并现象不是十分严重，生产过剩问题尚不至于酿成对抗性矛盾。在极少数的巨富和赤贫的家庭之间，是大量的自耕农，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武大郎一家相似：温饱无虞，致富无门。这时，生产过剩的表现形式是人们有大量闲暇时间，可以不停地磕瓜子。多余的生产能力窝在家里虽然是一种浪费，但对社会没有什么致命危害，所以农业社会的经济制度具有超稳定的特点，一个朝代可以持续几百年，即使改朝换代，经济制度仍会基本上沿袭前朝旧制。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与过去的农民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生存保障的“一亩三分地”，一旦失业，就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连瓜子都没的磕了。偏偏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失业，而且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造成大量失业。生产过剩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
　　六、姓资与姓社的生产过剩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条件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是一对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在努力调和这对矛盾。他们不断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得到启发，推行刺激消费的政策。后来凯恩斯提倡**扩大开支，搞赤字财政，更是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干脆来个双管齐下，一方面**搞赤字财政，另一方面让消费者个人也搞“赤字财政”，即消费信贷。庞大的生产能力首先把少数富人的消费能力填满了，然后再把当期支付能力不足、但分期偿债能力充足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也填满了，接着，只能在偿债能力不足的穷人那里挖掘消费潜力，借钱给他们买房，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次贷危机。
　　看来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确实是不可调和的，任何企图调和矛盾的方法都只能推迟而不能阻止经济危机的爆发。问题的症结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生产过剩本应是增进社会福利的积极因素，但在私有制之下，积极因素被扭曲成了消极因素。分析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从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消灭私有制。
　　消灭了私有制，问题解决了吗？那就要考察一下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过剩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们还是从解剖个案入手。1978年，美国记者杰伊·马修斯到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参观，他记载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后来，学者们把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人浮于事的状况称为“隐性失业”，这其实就是生产过剩在新制度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跟农业社会的情况很相似，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多余的生产能力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浪费了。不同的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在家里磕瓜子，国营工厂中人们在工作岗位上磕瓜子。所以，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改革是必要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改？向资本主义方向改，如上所述，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既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未能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那么两种所有制的简单混合同样不可能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遇到生产过剩问题这一点，我国经济学家王建和王东京都曾有过相关论述。概而言之就是：问题尚未解决，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