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同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同道基本上属于中国“新左派”的阵营。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体制内左翼改革派在学术界的反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决定了对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突破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的理论创新开始。以刘国光为代表的新马派首倡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看做体制内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派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探索，其目的和初衷无疑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现共同富裕。

       2005年，刘国光在《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

       此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推动者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坚守者，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了主动进行学派创新的过程，他们自觉反对体制内右翼改革派在学术界的代言“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过程中，逐渐产生自己的影响，形成了以刘国光、程恩富、方克立等为代表的科研团队，提出要建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程恩富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创新学派的推动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

                                                新左派

    中国的“新左派”成分复杂，包括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尽管新左派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共识，但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同时是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者。鉴于新左派的兴起最初源于自由主义的内部分裂，所以认识新左派离不开梳理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

     1.对全球化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全盘肯定全球化，认为中国应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接轨。新左派认为，目前全球化是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中国应认清全球化的陷阱，抑制全球化的消极影响。

     2.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认识差异：都认为中国目前存在贫富分化等社会危机。但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权力垄断，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解决中国问题要进行彻底的私有制改革，同时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权力与资本勾结造成的，要解决问题必须对资本扩张的势力进行遏制，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目前既得利益的合法化，是最野蛮的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实行混合经济，同时加强民主基础上的国家能力建设。

     3.对民主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的本质是自由，只有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才能给予人完全的自由。新左派认为，民主的本质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在私人资本统治下不可能有人的自由，穷人和富人不可能有同等的自由，要追求民主自由，必须遏制市场消极力量必然带来的两极分化，必须有人为干预去纠正市场的正反馈机制。

     4.对美国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中国只有全面美国化才是唯一的出路。新左派认为，美国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的代言人，中国美国化的结果必然是民族分裂、社会动荡。

     5.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是最好的制度，中国只有资本主义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新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之上，中国要想发展必须改变世界体系的格局，在现有的范围内，中国将永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和加工厂。

      6.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必然导致极权主义，使所有人成为国家的奴仆。新左派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出路，极权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不完善造成的，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和权力腐败。

      7.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是束缚人、奴役人的文化，应彻底批判。新左派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弱肉强食的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竞争的西方文化已经把人类引向歧途，其发展最终会导致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战争，会导致人类灭亡，人类未来必须从中国儒释道文化中寻找前途。

      

                                                                 新古典自由主义

    中国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是西方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派在中国的反映。在西方，新保守主义被看做一股坚定维护资本和权贵利益的反民主力量，其开始于西方上层精英对20世纪60年代激进民主政治的反制。新保守主义是美国最上层统治精英开出的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药方。在统治精英看来，自由民主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上层对下层的让步太严重，因而需要更强硬的力量来扳回这种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局面。新保守主义借用的理论基础是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放任，主张给予资本最宽松的环境去追求利润，同时解除一切妨碍资本积累的国家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尤其反对国家在劳资冲突中成为维护劳工的力量。表面上，新保守主义倡导古典自由主义，追求“最低限度的国家”，实际上它并不主张削弱国家权力，仅仅是将国家权力转移，使国家成为通过“反民主”手段维护“自由”即资本的力量。

      中国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特点是扬自由、抑民主。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同时对外开放一切投资领域，声称只有如此才能保障经济增长；在政治上反对民主改革，认为民主会妨碍市场化的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推进需要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他们这种主张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改革的过程缺乏民众力量的介入，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被排除在利润分配之外，最终由于两极分化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尽管是一种主流声音，但却受到最大多数学者和民众的反对，他们基本上被看做一种维护权贵资本的力量，代表的是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中国未来希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避免这个学派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

                                                                 自由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分为三派：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兴起于西方自由主义开始保守化的20世纪80年代，因而整体上具有右倾的保守主义倾向，这种右倾特色使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平等、反国家、反社会主义认知。

    中国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左、中、右分歧并不明显，他们基本上都支持完全的市场化，认为国家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倡导个人权利优先。秦晖等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自由秩序的存在是自由主义存在的前题，在自由秩序得以建立之前，中国自由主义之间应有“共同的底线”——反对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因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资本而是权力造成的，因而还谈不到社会民主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

    尽管按照秦晖的说法，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目前还不应产生，但这两者与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区别还是存在的，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是否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民主会成为遏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而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而不仅仅是只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从是否支持自由民主体制而言，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接近西方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他们基本上对自由民主制度缺乏反思，并且在西方自由主义者之间关于平等和自由之间冲突的争论上，坚定地站在自由的一边。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自由主义按照政治光谱分析基本上都应属于西方自由主义分支的右翼，他们更类似于美国的共和党。

                                                               文化保守主义

    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件就是儒学的复兴。儒学复兴是西方保守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这一复兴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派——新儒家学派。新儒家主要来源于本土儒学结合西方政治哲学的创新和西方斯特劳斯学派在中国的变种，另外最近几年，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也开始强调自由主义在中国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2004年，中国不同社会思潮派别之间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定共识：任何西方学派想在中国产生影响，都需要找到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契合点，本土文化要想得到传承也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形成某种或改良之或融合之的关系。尽管中国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形成了某种共识，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共识能够消解他们彼此之间的价值立场分歧。

    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西方价值理念的支撑有一定区别的，是中国新儒家最正宗的代表人物陈明和蒋庆。他们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尊崇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陈明认为，“国学热”是一种中国人应对文化危机的自觉。而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民族主干性文化话语系统的缺位。所以，他主要从民族话语系统重建的角度来理解儒学的意义和价值，并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在民族话语重建上具有优先性。与陈明关注于民族话语建构相区别，蒋庆更关注儒家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指导。蒋庆认为，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导致中国人已经不能按照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鉴于此，蒋庆强调，在思考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确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能追随西方的政治潮流而舍己从人。而他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他认为“王道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