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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有关对经济思想研究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按人物的角度来阐述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二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流派来描述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种新理论的诞生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和当时所有理论不足造成的。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抓住经济思想发展的主线和本质。如果把经济思想当作是人类精神文明内容一种，那么，我们就可能或就应该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经济思想这种精神财富的增长演化轨迹。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这里，我们同样认为，分工是经济思想增长的源泉，所谓的“三次革命”其实都是三次大的分工造成的。分工一方面带来了经济思想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同经济思想之间交流的困难(即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为了促进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分工的深化，就有必要想法设法地降低这种交易成本，而经济思想的数学化正好是减少这种交易成本的最佳工具，因而经济学数学化倾向就成为必然。目前有些学者从各种原因反对数学化倾向，他们只看到了数学化带来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的脱离 ，而没有看到数学化一方面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加快经济思想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就如同“高速公路”一样，高速公路的出现一方面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人员伤亡增加，另一方面又带来交通时间的节约(而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要因为事故和人员伤亡的增加，而取消或禁止高速公路的发展。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数学化带来的脱离现象，而禁止使用经济学数学化模型。
本文将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重新的思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原有的经济理论逐渐失去了其解释力，这就促使了在分工的角度上进行新理论的创新(即在原理论没有研究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性探求)。随着创新的增加、学派的增加，知识越分散，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就变得困难，因而必须有一种工具来减轻这种困难(如经济学数字化工具)。另一方面，世界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学派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即竞争)，但是在整体上又是统一的(即合作)，这就是要求我们用某种工具或手段来综合这些不同的学派，而数学化模型到目前为止可能是较好的工具。当一种理论综合了几种理论后，它的解释力可能会增强，因此它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内的生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该理论的解释力又可能逐渐失去，这又激发新的理论诞生，而再综合，“再分工，再综合”，如此反复循环。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正如人们所熟悉的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
本文第二部分重点阐述有关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分工理论、绝对优势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与研究纲领等；第三部分是应用本文的基本理论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以阐明经济思想发展的主线和本质；第四部分是得出简单的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的启示。
二、西方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分工及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我们把经济思想当作一种精神文化产品，那么分工原理也可以运用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分工可以发挥绝对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人们把自己的劳动集中用来研究他们最擅长研究的某个领域，这样有利于提高单位劳动的研究效率，促进经济学理论在某个领域的快速发展。
分工虽然可以加剧经济思想各个领域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会带来经济领域之间交流的困难(即交易成本的增加)，而数学化模型工具正好可以为各个经济学派搭建一个平台(即减少他们之间的交流困难)，这样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思想发展的分工。另一方面数学化模型也为各个经济理论统一在一个框架中提供了可能。因此，分工是经济思想增加的源泉，而数学化模型则由于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提供了一个平台，从而进一步促使经济思想的分工发展和为各种理论的综合提供一种可能。
(二)经济学方法论及其研究纲领。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与科学哲学交叉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经济学方法论是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其主要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衡量和选择经济理论。在科学哲学中，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逻辑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他们最关心的是科学理论的可实证性、公理化结构与说明的模式。50年代末，波普尔“证伪主义”崛起，其反对通常的“累积性经验导致科学假说”观点，而坚持自由的猜测性的假说在先，并接受经验的检验。经过检验过程的积蓄存留下来的假说来构成当成的科学知识，他拒绝维也纳学派的可证实性原则，而代之以证伪原则作为真正的科学假说的普通的先天的检验标准。对波普尔而言，科学处于“不断革命”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测和反驳”的历史。因而波普尔逐步形成作为“猜测和反驳”的辩证序列的反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就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在经济学运用的体现。由于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运用于经济学确实会使许多东西站不住脚，因此它并不真正受经济学家的欢迎 。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波普尔的影响减弱，而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研究纲领”成为新一轮的冲击波。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 ，作为在公认的理论框架背景中，解决问题活动的“常规科学”被看做是正常情况，而由于“反复的反驳和不断增加的反常”导致的一个范式推翻另一个范式的科学革命则属于例外情况。“范式”在这里是指特定的科学家集团内部所特有的思想模式和总的概念框架；“科学革命”是指新旧范式间的转换：新范式建立起以后，科学进入常规阶段(即是在指定范式指导下解决难题的活动)，当反常过多穷于应付时，科学危机就到来了，之后就又有科学革命。对库恩而言，科学史以长期的、稳健的改良为特征，偶尔为一个支配性范式到另一个支配性范式的间断性跳跃所打断。任何时期的科学发展都表现为大量相互重叠和相互渗透的范式，范式并不马上相互替代，新的范式并不很快发展成熟，而是在长期的理智竞争过程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拉卡托斯对库恩的相对主义感到不安，又不满意波普尔的非历史性。他的方法论是波普尔的“进攻性的方法论”和库恩的“辩护性的方法论”的折中。拉卡托斯把科学研究纲领(即相互联系的理论体系)划分为刚性部分和弹性部分(即“硬核”与“保护带”部分)[3]硬核是纲领中不可触动的深层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保护带是围绕在硬核周围的一层必须经受检验压力的由众多辅助性假设所组成。面对反常情况，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来消解反常，以维护硬核并促进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取得进步。研究纲领有进步与退化之分，前者不断产生新预言，后者则丧失启发力 。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西方经济学危机的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们想在科学哲学中找到科学成功的秘诀，从而为经济学摆脱危机提供启示。因此在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中，许多人致力于运用科学哲学的解释框架，使经济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知识交流不断增长，有关文献规模蔚为壮观。经济思想史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是推动经济学理论进步的动力，这也符合“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辩证观点。并且在经济思想史上，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理论也往往需要经过反复较量，无论确证或证伪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要经过漫长的矛盾斗争的历史过程最后才见分晓。因此，旧的研究纲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随时都可能发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说相互竞争纲领中的哪一方绝对的对，哪一方绝对的错。更常见的是，互斥又互补的纲领在不断地进行整合。总之，没有经济思想史的经济学方法论是空洞的，没有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思想史是枯燥的、盲目的
(三)经济理论数学化倾向的渊源。古希腊哲学理智论的极大成者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部分。可见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变化无常的世界，因而是不真实的；不可见世界是共相的、理智的、静止永恒不变的世界，因而是真实的。不可见世界是可见世界的原本，而可见世界是不可见世界的模本，可见世界被不可见世界决定。最能集中反映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是英国的牛顿。牛顿力学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和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到的星辰存在。这就是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数学公式中。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1、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唯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以“经济人”这个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因为经济人若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它是没有性别、没有感情也没有意志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的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运作，人的行动是严格被决定着。
2、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表现在 ：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对世界进行认识。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院。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真实的、本质世界。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由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如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都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
3、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即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即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即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即形式化)。
(1)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他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如威廉配弟的“政治算术”。
(2)数理经济分析。它是指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模型式的经济理论。如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等，其中包括博弈与信息经济学的运用。
(3)经济学演绎推理法。它是指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即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如李嘉图、西尼尔-穆勒-凯尔思斯传统、佛里德里等。特别在“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意味着，在变量可以符号化的基础上，，演绎推理法可能向数理经济分析法转变。
(四)分工与研究纲领、数学化模型之间的关系。分工是经济思想增长的源泉，研究纲领(即一个经济理论体系包含硬核与保护带两部分)则为经济思想的分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数学化模型有利于经济思想进一步分工发展和综合。分工由于可以提高单位劳动的研究效率，从而促使经济思想的快速发展。但人们应该在哪些领域内进行分工研究，分工理论并没有提供现存的方案。研究纲领则为分工可能发展的方向指明了道路。经过人们的努力，在经济理论中形成了一个供认的研究纲领后，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两个可能方向:一是对现有研究纲领的保护带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促使一些分支理论的产生；二是对现存研究纲领的硬核进行变革，从而可能产生一些划时代的新经济理论。综观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经济思想史的形成就是按上述两个方向进行的。
随着经济思想在研究纲领的指引下进行分工发展，各领域的分支理论迅速增长，这样可能也带来了各分支理论之间交流的困难。数学化模型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从而取到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济思想的积累与分工发展。于此同时，数学化模型也为各分支理论的综合提供了一种可能，如马歇尔的综合、萨缪尔森的综合等。另一方面，数学化模型中的假设条件的放宽，也为经济思想的发展在某个更细的领域进一步分工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分工与研究纲领、数学化模型之间的关系式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分工是源泉，研究纲领是方向，而数学化模型则是工具。
三、西方经济思想演进的实证分析
库恩认为有无范式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没有范式，没有通会的基本原理、话语系统和研究方法，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观点和理论，则该领域属于“前科学”或“非科学”。16世纪以前，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知识被为一个整体。在16-17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经济学都还不是为一门科学，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夹杂在哲学和政治的论述中。自从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富论》，经济学才算是一门科学，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是致力于范式框架的进一步形式化，其重要方面就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9]。数学的应用，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的严格性和公理化程序，另一个方面通过提高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概念系统的严格性与统一性，大大降低了经济思想家之间的交流困难(即减少了交流而带来的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理论的积累与传播。
(一)经济学前史：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它适应了这一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商主义学说在16、17世纪大为盛行，到18世纪下半叶因工业革命的发展逐渐消沉、瓦解。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而货币职能来源流通领域。因此重商主义假定生产过程保持不变，重点考察了流通领域对一个国家财富的影响。由于当时还没有标准的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范围太广，因此，集中力量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从分工的角度来说，可以得到专业化经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重商主义所主张的政策与实际不符，于是就有必要放松重商主义的假定，这样重农学派就登场了。
产生于重农学派的法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国内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比较微弱。这就决定了法国的重农学派必然反对重商主义，而将财富的来源仅限于农业生产领域。重农学派(17世纪-18世纪)从重商主义所忽视的生产领域着手，认为只有在生产领域中才可以创造财富，且它仅限于农业生产领域。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的出现，都是由于分工的结果。重商主义重点研究了流通领域，重农学派重点研究了农业生产领域，他们都是从分工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实际上，在经济现象中，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二者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辩证地相互作用的，这就为以后的综合奠定了基础。并且由于重农学派只重视农业的生产领域，而忽视了其他的生产领域，这也为以后的理论从分工的角度指明的方向 。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而提出“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机制理论；另一方面，斯密扩展了重农学派研究领域，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者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不仅是农业生产部门)。我们现在知道，**宏观调控与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两种方式，他们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重商主义只看到国家的力量，而忽视了市场的力量，斯密则扩展了重商主义的研究范围，提倡市场机制作用。从分工的角度看，斯密重点研究了重商主义所假定不变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斯密也扩展了重农学派的研究领域，从农业部分扩展到一切的生产部门，这也是分工发展的一个结果。
李嘉图在斯密范式的影响下，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国际贸易，认为各国应该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李嘉图在更抽象的层面上进行了经济学的深化。他依靠预设的基本前提，运用演绎法构建出高度简单化、抽象化的经济理论模型。这为后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数学模型化奠定了基础。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渭南师范学院讲师 简建平 来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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