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11日 23:00 来源： 华夏时报


　“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灾后重建需要钱，教育投入需要钱，医疗卫生需要投入，保障房建设需要投入，农田水利也需要投入，到处都缺钱啊！”两会期间，四川省一位官员接受采访时，这样向《华夏时报》记者诉苦。
　　两会的分组讨论会上，缺钱已经不是某一位官员的苦衷，几乎每一位来自地方的官员都有着囊中羞涩的苦楚。
　　来自北京团的一位人大代表向本报记者透露，北京某区县新上任了一个“一把手”，但他一上任翻开账本一看，发现无地可卖了，因为他的上一任已经把地全部卖光了。
　　无地可卖的局面让这个“一把手”一筹莫展，但有地可卖的地方同样面临困难。接受本报采访的一些地方官员表示，随着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和楼市成交量的萎缩，很多开发商拿地的意愿大大降低，流拍的现象增多了不少，占财政收入高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收入难以为继了。
　　各地相继推出大规模投资规划、定出比中央目标翻倍的经济增长率后，钱从何来的问题成为两会上各省级代表团讨论的热点。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3月6日，代表分组讨论预算报告时，广西、湖北、四川、河南、湖北等多个代表团，都在讨论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
　　不少代表建议提高地方财政在税收收入中的分成比例，通过税改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不过，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告诉本报记者，从现有税制改革规划来看，通过税改很难解决现有地方财政困难，短期内地方财政收入很难大幅增加。
　　向税改要钱
　　地方**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比如保障房建设、医改、教育等等。3月6日，在湖北团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周坚卫表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教育经费占GDP 4%的要求，对于中部省份来说，感到财政压力太大，需要中央支持。
　　在两会讨论会上，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表达地方的利益诉求，不少省市的人大代表要求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提高一些税种的分成比例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3月7日，在辽宁团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辽阳市委书记唐志国明确提出，现在财政体制不尽合理，地方**事权承担多，责任较大，地方**尤其是县级**的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在税收分成上应更多地向地方倾斜，应改进现行国家财政税收管理体制，适当提高主体税种地方留成比例。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崔俊慧也表示，要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以利于解决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失衡问题。
　　在山西代表团，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申联彬则更具体地阐述了通过税收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力的方案。申联彬表示，希望调整中央和山西的财税分配关系，适当提高省级分配比例，把山西列为环保税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省份。
　　不仅仅申联彬，身为山西省国税局局长的许月刚也在讨论会上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并建议在交通运输行业实行增值税取代营业税。
　　本报记者发现，在不少省份讨论中，代表们不时提出财税体制改革的话题，建议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地方的税收分成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地方大幅增收不现实
　　面对到处缺钱的现状，地方**官员们无疑对税改增收抱有很大希望。但安体富告诉本报记者，资源税、增值税、环保税等税制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局面。
　　资源税虽然是地方税，但是按照已经在西部地区试点的方案，对于当地的财政收入来说增加并不多。作为资源大省和没有列入试点的省份，山西积极建言，希望纳入试点规划可以理解。但是按照山西现有不足30亿的收入资源税收入匡算，即使实行改革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特别是市县级财政困难的局面。
　　至于营业税纳入增值税，如果按现有增值税央地分成比例，改革则会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减少。
　　此外，对于还没有真正走上操作层面的环保税，其增收幅度更是微乎其微。至于最受关注的个税改革，方向则是减税，不在讨论之列。
　　安体富告诉记者，要改变现有地方财政困难局面，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代表们建议的改变现有主体税种的分成比例，即改变增值税和所得税这两个税种的央地分成关系。
　　但是，在现有的财税体制规划中，财税体制改革并不涉及这一领域的改革。安体富表示，短期内财税领域开展这一改革的可能性不大。
　　增加地方税收收入的另一途径，则是培养地方的主体税种，在发达国家，地方的税源主要是财产税，其中房产税是主要部分。但是，从我国已经出台的房产税试点方案来看，增加地方税收的作用在现阶段并不理想，房产税要想成为地方税收的主体，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市长的烦恼：不卖地，拿什么保民生？
　　“只有把保障房制度设计好才能执行。否则，制度设计得不好，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摧毁性的打击。”3月8日，在江苏团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不无担心地说。
　　曹新平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注意到，现在有些城市，一些地方，GDP中有50%到60%是来自于房地产的，“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了。”
　　而另外一组数据，也佐证了辜胜阻的观点。财政报告表明，去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29109亿元，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5%，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1.68%，占到地方**性基金收入的89.3%，在沿海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
　　土地出让金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增加了地方**的可用财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直接推动了房价上涨，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二是造成地方**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导致权钱交易，滋生腐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认为。
　　但市长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全国人大代表、辽阳市委书记唐志国表示，现在财政体制不尽合理，地方**事权承担多，责任较大，地方**尤其是县级**的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市长坦言：“不靠卖地，还能靠什么？！”
　　资料显示，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4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而这些钱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土地收入。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苏州已出台的限购政策比较中性，既要落实国务院的政策，又要避免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这样会对经济有影响。”
　　本报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城市出台的“限购令”都卡在了“国八条”的下限上，也就是“禁三禁二”外加一个“社保满1年”。只有北京特立独行，把社保证明年限提高到了5年。有些人大代表在讨论会上提出了“限购令”应慎行的建议。而当听到有建议要把“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过快”两字去掉，许多市长嗤之以鼻。
　　“如果土地收入大幅下滑，那么还能靠什么保民生呢？！”中部地区某地级市的市领导反问本报记者。
　　需要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但财力不足困扰着一些地区。3月9日，四川省财政部门的一位官员就向本报记者抱怨到处都缺钱。
　　今年，国家将新增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资金1.3万亿元，可看得见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1300亿元；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足额到位最多也就1350亿元；再加上动用有限的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其余大部分缺口需要依靠存在很大不确定因素的金融及发债来完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控股集团总裁于炼说，现在保障房建设只是**的一项任务，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实在太大，比如资金从何而来、建成后如何管理、服务资源如何配套等等。而更让市长们担心的是，“土地收入掉下来，那1350亿元怎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