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例子：德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一同坐火车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巴黎，这3个人坐在一个车厢里。途中上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将手里端着的鱼缸放在空座上。德国人开始发问：“您能告诉我这鱼的名称吗？它在生物学上的类别及有哪些特征？它们在科学上的意义又是什么？”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后接着问：“请问这种鱼我们国家能不能引进？根据日本的气候、水温、水质，这种鱼能不能生长？”轮到中国人来问了：“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这表明了3种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

    一种思维方式常常渗透在各个领域，甚至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也能反映其思维方式。比如一个美国人给一个日本人写信，日本人看美国人的信，他一看马上就发火。因为美国人在信的开头，开门见山，将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后面才讲些客套话。日本人为了保持心理平衡，拿到美国人的信先看后面。而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开始越看越糊涂，不知道对方要说明什么，前面都是寒喧等等。美国人读日本人的信也是倒过来看，这种不同的书写方法反映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然，思维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说，目前中国的年轻人比老一辈更加具有竞争、务实意识以及时间、效率意识，他们比以前更讲究实际。这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心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必然反映在思维方式的变化上。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有时感觉得到，但不容易反馈给对方。一次，我们的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答谢接待方。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当代表团走后，主人对我讲，他非常不喜欢那位团长。我说你们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双方都很满意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不满意的地方？他说这是没法表述的。他告诉我说，当代表团团长与他握手时，眼睛却看着别人，竟然还跟旁边的人讲话，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握手时眼睛必须看着对方。可惜这位团长没有机会听取这位主人对他的意见。

    有一年，荷兰有位高级贵宾来中国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在园门口迎接她，感到心里很不舒服。参观幼儿园的教室时，孩子们都背着手，面部表情严肃。回国后，她请我到她家里观看她拍的幻灯片。并说这是她这次访问最不舒服的一天。天正下着雨，为什么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笔挺地坐着。要知道五六岁的孩子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

    我们的代表团出访，在活动的最后一般都是交换礼品。我们把礼品送给德国人后，对方立即打开并表示感谢。我们代表团的人问我，为什么他们那么急不可待地看礼品，是不是对我们送的礼品不放心？

    我说不是，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德国人也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看我们送的礼品，是不是对我们的礼品不感兴趣？我说不是的，回到旅馆后，他们绝对会打开欣赏。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但却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差别。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形成的原因，一是因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不一样，长期的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了我国文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强调一种乡土情谊、一种乡邻情谊。我们不是常说人生有四大喜事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在德国是淡漠，西方人一般没有同乡会。如果在国外遇到一个同乡，德国人不会很激动。而我们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落叶归根等等，本乡本土观念很强，这些都跟我们的社会有关，带有浓厚的情感。这种感情因素在西方，恰恰表现得很淡薄。

   从哲学和文化体系角度说，我们受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哲学，而他们是基督教文化。儒家哲学体系里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讲究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里恰恰强调的是一种“义”。“君子之交淡如水”强调的也是“义”。现在有了一些变化，有的人主张义利兼顾。我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综合，他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分析，这就形成了侧重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的差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