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陈浩、徐瑞慧、 唐滔、 高宏的工作论文，该文的“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发热议。

将经济下滑、中等收入陷阱甩锅文科生，而文科生的精华在经管，施一公言：全国高考状元在清北，清北状元在经管。论文来自四位经济学博士，代表文科精华，这份自我否定的勇气，倒也难得。

比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问题是指出其储蓄促进经济增长论断的硬伤：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清楚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有历史原因，其力图改变、但回天无术，因此不要以此为学习的榜样。

增加储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属于古典的索洛增长理论，它与储蓄率成正比，储蓄率越高，增长率越高。

然而，秉持经济周期理论的马尔萨斯、凯恩斯则认为，储蓄率越高，增长越低，即储蓄悖论。

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始终是无法调和的两张皮——有周期则无法持续增长，可持续增长即无周期。凯恩斯主义尽管称之为革命，但并不彻底，因为投资=储蓄带来的不是均衡，而是债务累积导致的非均衡，后世经济学家们为了生存，最终相互妥协，将经济周期弱化为经济波动，生成主流经济学。但是，波动增长本质还是无周期，而周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1857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29年的大萧条——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即70一80年的债务长周期。主流经济学将波动归因于技术冲击，但技术冲击属于实物循环，并未触及经济世界的债务主题，严重脱离实际，宏观上无法解释经济世界，微观上不能指导赚钱，于是披着数学外衣唬人，躲在象牙塔中内卷自虐，尤以DSGE计量统计为甚，克鲁格曼、罗默斥其为倒退。

那么，储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新宏观的答案是看时代。

时代的分野为央行的出现，之前为实物经济时代，之后为货币经济时代。

实物经济时代仅有实物循环，因为金银货币等同于实物。

货币经济时代既有实物循环，又有货币循环，且货币循环递减，实物循环递增，货币循环抑制了实物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必须要周期性地去债务，也就是债务性长周期，月度GDP公式=M*(1-SD)^(N-1)可将其量化。

因为央行出现后，货币由内生变为外生，它的发行带来债务，典型如美联储，美元越多，美债越高。其次，它的运行带来更多的债务，由于净储蓄率为正，结果导致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商行如将储蓄放贷，持续周转，累积债务，而非创造货币，因为创造货币为央行垄断独有。放贷给大企业，则形成大企业死局，比如中铁总公司、中国石油、中国华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等；借贷给消费者，则形成次贷危机；借贷给国家，则形成主权债务危机。（详见《新宏观主义》第75页）

有人为此辩护说，中铁总公司之所以亏损，是因为它承担了公益性，人为压低价格，让利与民，如果涨价，那么，必将扭亏。该论调属于微观短视思维，因为一旦涨价，乘火车者必然减少，结果还是亏损。

对于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这一论断，人们有两大疑问：

其一：如果亏损，为什么还投？

原因在于利润表计提折旧而造成的误导。在项目初期，计提折旧的利润表远比现金流量表靓丽，传统会计理论更关注利润表，由此误导企业家加杠杆，结果债务累积，直至爆发债务危机，大企业又由于有系统重要性而不能倒。

其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盈利的公司？

传统会计理论的误区在于它没有区分宏观大企业与微观中小企业。前者，货币投入与产出是闭环的，没有货币投入，就没有销售收入；而后者是开环的，即使没有追加投入，也会有额外收入。其外在区别在于大企业投资大项目，没有订单，比如京沪高铁，它的预期收入猜测成分极大，而中小企业，尤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中等企业为大企业大项目做中间加工配套，属于订单驱动，其收入已经由法律锁定，比如机车制造、钢轨铺设、桥梁建造等。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因此，盈利的公司占比高。

现实中的央企尽管亏损，但因为大而不倒；而地方国企则违约倒闭此起彼伏——北满特钢、沈阳机床、渤海钢铁、海航集团、清华紫光、北大方正破产，永煤违约。

如何才能消除债务长周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能不能让所有的企业都按订单生产？也就是全面的计划经济？

不能，因为这样会发生订单死锁，即都在等对方来下订单，谁都不先迈岀第一步。

丰田汽车与期房属于订单生产，但它们属于汽车与房产两大产业中的另类。

新宏观通过剖析市场经济发展史，归结为债务拉动与顺差拉动，得出必须要对储蓄进行价值补偿，才能使得储蓄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详见《顺差、赤字、信贷、周期与储备替代通论》）

对中国增长奇迹的解释可以对比债务拉动与顺差拉动的优劣。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脉冲动力：加入世贸外需拉动，次贷危机后4万亿内需拉动。

4万亿要一分为二地看，一为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后率先复苏，且增长强劲，是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所在。二为杠杆率急增，累积债务演变为债务危机，属于债务拉动的增长，需要优化。

因此，4万亿不仅是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更本质的是由顺差拉动转向债务拉动，具体体现为：龙头大企业的债务补偿由外汇占款转为再贷款；央行由债务人转为债权人，对应商行由债权人转为债务人；经济增长由快变慢。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次贷危机之前，以2005年为例，当年贷款余额为20.7万亿，贷款利率为5.58%，利息为1.16万亿，外汇占款增量为1.62万亿元，可见，外汇占款增量足可覆盖利息，故GDP可以高速增长，反之，次贷危机后的2015年，当年贷款余额为93.95万亿，利率为5.75%，利息为5.4万亿，外汇占款增量为-2.21万亿，可见，外汇占款增量无法覆盖利息，只能向央行申请再贷款，从而加重债务负担。

次贷前，中国的龙头大企业为广东、江苏、山东的外贸企业，外汇占款为顺差所得。次贷后，中国的龙头大企业为房地产与铁公基，深圳由岀口中心转向炒作房地产，成为央行郭书记的灰犀牛，结果中国顶部房企债务缠身，不能自拔，央行工作论文建议控制房价。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这是该文的亮点；中铁负债累累，消极投资，要求地方加大投资力度，欢迎社会资本PPP。

因此，顺差补偿储蓄贷款本息，不但数量上匹配，而且方向上吻合。

由下图表可以看出，央行债务在2003年开始上升，在2004年11月超越央行债权，2007年达到3万亿以上，最高接近于5万亿，直至2010年8月掉头向下，然后在2013年5月被央行债权反超，央行债权2016年12月暴涨至8.5万亿。棕红线为央行对商业银行债权，天蓝线为央行对商业银行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趋势

次贷前2002——2008年的增速平均为11%，次贷后2009——2018年增速平均为8%，下降明显，且前者基本递增，后者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