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精巧而抽象的数学模型中,现实的人被抽象为“经济人”,并以工具主义假设和财富增长的功能性要素进入模型分析,而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实现问题则淡出其理论视野｡西方经济学理念的片面性,以及在这种理念下现实经济的非和谐增长及人自身的片面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问题”｡基于这种理论与实践背景,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做出深刻的理论反思｡仔细梳理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深入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时,是在对人的动机与行为做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基础上,将对物的研究(如对商品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如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为恢复人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本体地位寻求思想渊源,为现代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营养｡
　　一､劳动异化理论:人本经济学探索的开端
　　1842-1843年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通过接触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使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马克思,开始借助于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并从人道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这一时期的劳动异化理论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所谓异化,是指由主体所产生的客体总是作为主体的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于主体的异己力量反对主体本身的社会现象｡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具体而言,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上:
　　其一,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劳动创造了财富,工人自己却变得赤贫;劳动创造了美,工人自己却变得畸形｡探究这种严重对立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并寻求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成为马克思终身孜孜以求的目标｡

　　其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这种异化劳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表现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马克思区分了动物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生命活动,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4]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

　　其四,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人的异化,一般来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不过是人和人相异化在阶级层次上的表现｡异化劳动不仅使工人阶级异化了,也异化了资产阶级本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的异化现象呢?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使得普遍的异化成为可能;反过来,私有制本身也不过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6]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分工导致了私有制,而分工和私有制都会导致劳动的异化｡但是,分工和私有制都不是异化劳动的最终原因,正是低下的生产力才最终决定了产生分工与私有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要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只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应该看到,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问题已进入了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7]｡通过研究异化劳动,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认为被压制的人和压制别人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具有人性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青年马克思以一个先验设定的人的本质去批判当时现实中人的存在状态时,曾遭到了施蒂纳的批判｡施蒂纳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中的“人类”､“社会”概念是费尔巴哈“类”人本主义哲学的变种,而马克思本人也意识到了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困境,开始寻求对人本思路的突破｡

　　二､从抽象到具体:人本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转折
　　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思想上摆脱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理论困境的标志性文本｡马克思指出,人是从事感性的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反对在研究活动中将人视为抽象的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借助于“感性的活动”和“实践”概念,马克思完成了其对古典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以“理性人”､“经济人”为代表的还原主义思路的批判性超越,从而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人本思想与前期的抽象人本主义思想区分开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转而考察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提出了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历史性生成所必须的四种基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将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类社会内部,而不再由外在于人的神或上帝的旨意所决定,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比马克思早期所持有的人本主义立场前进了一大步,为马克思最终创立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他们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的发展历史,论证了发展的必要性､发展的障碍､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分工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分工将社会关系人格化,造就了人的现实的社会本质,同时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更大程度的增长,“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9],分工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个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0]｡为了创造人的历史､摆脱错误思想的束缚以实现真正的解放,为了消除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的消极影响,需要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利用分工所造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要扬弃分工和私有制｡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肯定了劳动价值论,把劳动和价值联系起来考察,论证了价值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这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仅重视劳动的思想更进了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肯定本身就等于承认了人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对雇佣劳动和工资､资本和利润等概念进行了改造,充实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但此时的马克思并未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对利润的理解也有待于深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那种将人视为孤立地从事生产的单位的错误观点,“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1]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制度､组织和国家等形式深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看似孤立的个人社会性展现出来了｡这与把现实中的人抽象为一个个原子式的“理性人”的抽象研究正好相反｡

　　在批判和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与思想､扬弃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一种从思辨回归实证并向纵深演进的研究路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剩余价值学说替代了以前的异化劳动假说,完善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创造价值的劳动二重性,萌生了有关劳动与劳动力区分的思想｡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在该手稿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其二,概述了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其三,设定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目标｡人作为肉体的存在,受制于自然的必然性｡为了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人不断地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因而遵循着自然界的规律｡但是,人又是具有意识的社会动物,还要遵循属人的规律｡“……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2]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了,人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如果违背这些规律行事,受到惩罚的就可能是整个人类｡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适度需要为本,让人类自身不再像科学和生产力不发达时代的人们一样处处受制于自然,因此,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利用自然的存在物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应有之义｡

　　历史地看,人的存在与发展是通过三个发展阶段来实现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3]在第三阶段,人类真正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制约,而成为自主性的存在,人的劳动表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个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性和普遍性,这是人的解放和历史的真正完成｡自由竞争不等于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14]马克思论证了交换价值从商品和货币形式发展为资本形式的必然性,指出:在商品交换“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15]马克思还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科学技术和货币等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的异化的种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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