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预料的是，在本月结束的北京“两会”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几乎未被涉及，这表明企业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话题之一——仍然处在“休眠状态”。回顾过往的三十多年，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我们曾经捅破过三层纸。
“第一层纸”是“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它是在改革之初就被率先捅破的，允许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无疑是对这一苏联式理念的彻底扬弃，早期的经济改革也因此被称为是“增量改革”。
“第二层纸”是“国有企业必须在国民经济中拥有绝对领先的份额”，这层纸捅了很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有经济为主、民营经济为辅”，再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市场经济”，这期间经历了意识形态气氛非常浓烈的大反复和大交锋，终而在1992年前后，此论终告破功。
“第三层纸”是“国有经济的减少，必将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这层纸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被捅破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过清晰的阐述：“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这段阐述在199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其重要性不在于肯定前者，而在于允许后者，正是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国有企业从大量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大规模的“国退民进”由此发生。
接下来的“第四层纸”其实正是这一阐述的前半段文字——“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触及它、论证它、捅破它。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绝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们都已经切身地感受到，控制重要资源以及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也成为中国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障碍。其实早在1997年前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试图从理论上对此进行突破，吴敬琏在一份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便写到，“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很显然，在当时的改革环境中，这段论述带有一定的超前性，不过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认真的面对这一话题——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这一地位的保持或丧失，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到底将发生怎样的影响，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到底有没有必然的依存关系？
这一层纸不捅破，企业改革当然便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第四层纸”的确非常难捅破。因为在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同时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治理哲学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是“国有企业的故乡”，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齐国的管仲便提出了盐铁专营的政策，他的理念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国有企业，不用向老百姓多征税赋，国库里也会很富足。我们当前的国有企业理论与此并无太大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