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苏轼曾感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的确，人生就是一段旅程，道阻且长，坎坷不断。

其中最难过的三道坎，就是得失，名利和生死。

得失原上马，名利水中鱼，生死云中电，纵然我们尽心竭力，也多半难以掌控。

惟一能掌控的，是我们的心态。

01

• 得失：得固欣然，失亦无憾。
  

《菜根谭》上说：“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顺亦生爱，一毫便生缠缚。”

太在乎得失的人，容易被欲念困住内心，患得患失。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在得与失之间兜兜转转，历尽半生，才把得失看淡。

任密州太守的三年，是他颇感苦闷的一个时期，因为和之前他在杭州时相比，环境有天壤之别。

杭州风景秀美，物产丰饶，人文浓郁，治安稳定；而密州，风景单调，缺衣少食，人文寥落，盗贼满山。

苏轼怀念杭州，心情低落，对家人也没什么好脸色。

直到有一次家人劝他：为什么不能开心点？

他这才意识到，对“失去”的耿耿于怀，已然阻碍了他对新生活的体验。

于是，他放下了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执念，开始重新审视密州生活。

境随心转后，他霍然发现密州也有独特的魅力——地域辽阔，民风雄壮。

他一扫往日阴郁，与朋友村店喝酒，和同事平冈围猎，快意豪放，雄心万丈。

那个快乐的苏轼，又回来了。

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

人生所有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这种心态帮他在数次贬谪中，重新审视生活，收获异乡的美好。

贬谪湖北黄州，他躬耕于东坡，觉得做个黄州人挺好；

贬谪广东惠州，他惊喜地发现“罗浮山下四时春”，发誓要做岭南人；

贬谪海南儋州，他觉得和海鱼、海鸟特别亲切，认为自己是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

后半生，得失于苏轼，早已淡如轻烟。

他欣然接受现实，以“我心安处是吾乡”的心态，把别人眼中的苦日子过得生机盎然，妙趣横生。

对得失的参悟不仅让苏轼四海皆能为家，也让他得以窥见友谊的真谛。

苏轼每次遭受贬谪，都有很多朋友离他而去。

但他也惊喜地发现，那些真正的友谊，反而在时间的试炼下，历久弥新。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人这一生，都活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得之固欣然，失之亦无憾。

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只有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才能真正活得自在安然。

02

• 名利：浮名劳神，不如天真。
  
  

天下熙熙，皆为名利，苏轼也难以免俗。

20岁高中进士，被宋仁宗认为是留给皇子皇孙的宰相人选。

不久后，他又考中难度非常大的制科三等，为北宋立国百年来第二人。

自认为名满天下的他，在陕西凤翔做签判时，便有些得意扬扬，对别人称呼他“苏贤良”欣然笑纳。

还仰仗着自己的名气，当面批评新法的总领导者宋神宗。

当时宋神宗不但没有生气，还嘱咐他继续“为朕深思治乱”。

这让苏轼更加得意，逢人就说宋神宗的这句话，搞得人尽皆知。

他的上司陈知府见他如此，特意对他严格挑剔，想压一压他的名利心。

因为锋芒太盛总要吃亏的，只是苏轼当时还体会不到。

后来，出尽风头的苏轼，果然引起了小人的嫉妒，被诬陷入狱。

那时，他才体会到陈知府的良苦用心，发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的感叹。

经此一役，他渐渐对名利不萦于心。

后来，宋神宗去世后，苏轼被起用，短时间骤升高位，各种名誉、赏赐无数，名流学子们也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

苏轼不仅不为此骄傲，反倒深感负担，几次请求辞职外任。

他深谙名利即负累的道理，后来哪怕被赶出京城，一连遭贬谪，也能淡然处之。

不仅自己心态平和，还劝家人“努力加餐饭”。

从海南被召回时，朝野上下都希望他回京后主持政局，他却说自己“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相反，那些因争名逐利曾经陷害过苏轼的人，反倒是活在忧惧之中。

每次苏轼被起用，他们都心惊胆战。

名利之于人，恰似鸟笼之于金丝雀。

看上去很美很豪华，实际上很压抑，很费神。

正如古语所说：名为锢身锁，利是焚身火。

若没有名缰利锁的羁绊，身心便飘然如不系之舟。

往东，是美景；往西，亦是胜境。

03

• 生死：参得透死，方才懂生。
  
  

相对于得失和名利，生死这道坎可能是最难跨越的。

境况难时，不免怀疑生之意义何在。

境况顺时，又遗憾人生青春太短。

苏轼对于生死的参悟，比一般人来得惨烈，也来得深刻。

他曾经有过误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经历。

当年他因批评新法，被变法派中的小人陷害入狱，与儿子约定，如果有死讯，送饭时就送鱼。

一次儿子有事，拜托朋友给苏轼送饭，但忘了告诉朋友这个约定。

结果，朋友恰好送去了鱼。

苏轼以为死期将至，写下绝命诗，诗中念念不忘的是家人。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