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制度教训多

　　记者：不少西方国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我国，强调社会公正是否就要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

　　郑秉文：我认为“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对中国而言是不现实的，强调公正并不是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

　　因为只要看看西方福利制度的演变历史，就会知道，西方福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发展膨胀到削减瘦身的这样一个改革曲线。在这个曲线中，孕育了许多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未雨绸缪，不要走弯路。

　　英最早实行但已改革

　　记者：能否具体讲一下西方福利制度战后以来的发展脉络，它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郑秉文：现代西方福利国家比较典型的被认为是北欧国家。虽然从模式上看是起源于英国，但事实上英国在战后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奠基这个制度的《贝弗里奇报告》的本意，即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一性原则。

　　当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时，北欧国家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英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逐渐改变这一模式。英国的演变驱动力，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又有财政困难的原因；就是说，英国输出了福利国家的思想和模式，但他自己最后又带头改革，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撒切尔与彼岸的里根一起掀起了削减福利水平和福利国家瘦身的运动，引发了一场风靡全球的福利革命。

　　全民福利北欧也没实现

　　记者：那么，在福利制度中如何体现社会公正呢？

　　在西方国家福利制度中，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始终包含着两重涵义，彼此相辅相成：一是机会的平等，即制度的平等问题，二是国家保护人的转移支付，即再分配作用问题。前者强调“社会权利”，后者强调“削减贫困”。但实际上，完全的全民福利模式，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北欧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在英国，“全民低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其相当的非缴费型给付都是针对一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的。

　　从财政的角度讲，社会公正也好，社会权利也罢，一个主要体现就是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是社会权利的物质形态或说物质保证。但是，当福利国家不堪重负，福利制度成为国家的包袱时，改革便发生了，就有学者出来对公正二字做出了别样的学术诠释，例如，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雷斯科特的语言来说，社会公正就是“保持时间一致性”：现收现付福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大锅饭，他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就会丧失劳动的激励机制，这才是不公正的，其结果就必然是人们不愿意再去储蓄也不愿意去工作了。这就可被看成是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理论依据。

　　高福利社会未必和谐

　　记者：那我国有自身哪些方面因素决定不适合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

　　郑秉文：第一，上述国家的人均GDP都达到了几万美元，这些国家经历了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几百年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我国打破“全民福利”的“大锅饭”制度才几十年，才刚刚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

　　第二，高福利未必完全等于社会和谐。例如，近年来在法国，社会骚乱和“青年恐慌”几乎年年发生，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与其福利支出大致相当的邻居德国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福利模式在目前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立法密集期。

　　第三，福利制度属二次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手段，但是，福利制度不能解决一次分配的全部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还在于一次分配，要建立一个科学、公正的一次分配制度，否则，二次分配动作太大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

　　第四，尽管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形势喜人，但从动态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维持这样一个高增长态势。当若干年之后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状态时，就会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财政上的任何增收在13亿人口面前，只要用除法一除，也显然无法跟发达国家去“看齐”了。

　　第五，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当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还不够合理、不具有可持续性。财政收入的“源头”十几年来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出卖土地，某些发达地区甚至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样财政收入来源结构显然也不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