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金融分析师姜立涵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十年一事”征文撰稿

2011年2月12日，当我向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办事处户籍警递上十元钱“工本费”后，她态度和善地递出了棕色、烫着金字的“居民户口簿”。刚盖好红色印章的淡蓝色内页，还微微有些发热，我所有的个人信息，甚至血型、身高全都登记在册。至此，我十年的迁徙之路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脚下这座城，不是故乡，不是他乡，是我的──户口所在地。

2000年8月，父亲带着18岁的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前往甘肃兰州（我的家乡）某个街道办事处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时间太久远了，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印象颇深的是，户籍警察的服务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话没说三句，就把户口本从窗口里扔了出来。理由是材料不全，不予办理。折腾一下午，当我再拿到那本棕色的户口本时，我所在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一页最下方，多了一行手写的小字──“2000年8月11日，迁出本址”，除此之外，在页面最明显的地方，赫然盖上了一个长方形的红章──“已注销”。自此，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迁徙之路。

生活在别处，梦想在远方。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信念。起初，这种信念来的扎实崇高。每一天，我们都在为此打拼，为了离开而发奋读书，尽管，没人知道，别处是何处，远方又是何方。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集体迁徙”之后，刚刚成年的我，离开大西北，来到了大西南重镇──重庆。

大一的第一门专业课是《宪法学》，教授在中国法学界名声显赫，他上课最恨人迟到。可不巧，他的第一堂课，就赶上学校组织新生统一照相，办理新身份证，于是全班整体迟到十分钟。问清原委后，教授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户口制度很有意思，从法学的角度说，它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是个违宪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当社会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才需要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控制人流向资源更丰富的地区流入。”那时的我，抚摸着崭新的身份证，并不能完全懂得教授的话，我惦记着的，是四散在祖国各地的挚交的来信，是远在他方的初恋男友的电话。

在为了梦想而不断迁徙的道路上，情感的代价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分别也变成了一种姿态的美。四年之后，当我把学士帽抛向蓝天时，背包里静静躺着本护照，贴好了它的第一张签证，来自英国。宿舍里的姐妹，有人去深圳，有人去北京，有人回老家，有人留在重庆。那是我人生所经历的第二次“集体迁徙”。

离校那天，我收拾了整整一纸箱信件，落在一起有一米多高的各种电话卡，连同一大箱衣服，一大箱书籍，一并打包寄回了兰州。随后，我的户口档案发回原籍，家里那个曾经被扔出来的户口本上，“我”所在的新一页上印着：2004年7月23日由重庆市沙坪坝区XX路XX号迁入本址。手写字已经进步到了机打。

又隔半月，我只身一人，托着三十公斤的大行李箱，经由巴黎，飞往英国曼彻斯特，在凌晨2点赶上夜班火车，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谢菲尔德。这是我第二次告别故乡，远不如四年前那般“好女儿志在四方”的潇洒。候机厅里，父亲略显苍老的身影，母亲担忧又不舍的眼神，让我隐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溃不成军。第一次，我开始怀疑迁徙的意义，为什么要不断压抑内心真实的情感和需要，选择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迁徙之路？22岁的我没有答案。我只看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和我一样，不停的出发，不停的告别。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在这条背负着理想的迁徙之路上停不下来。在谢菲尔德大学法学院古朴温暖的图书馆里，我开始认真思索宪法教授曾经说过的那番话。

四年前，我回到了北京。刚回国时，母亲催促我趁“留学人员入京”政策还有效，抓紧办理北京户口。我颇不以为然，固执地认为，这是一项早晚得取消的制度，直到有一天，我去网通公司申请座机电话，被告之需要提供北京市身份证。在如此现实面前，我妥协了。而和我一起在CBD奋斗的大学好友，不得已面临又一次迁徙（去年北京市司法局出台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细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地户口的律师在本市事务所执业）。

她在博客上写到：我们似乎从未考虑背井离乡的意义，以及那些想当然就付出的代价。我，以及无数如我一般死活要扎在这里的人，都无法简单地买一张机票，回到曾经生养我们的城市重新开始。牺牲的代价太大，必须去拼更好的明天，才能肯定这种牺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