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在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最为核心的角色。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金融体系的垮台、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打赢这场硬仗，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被专家们称为富有创新精神、甚至英勇的行为。但是这场金融危机让央行的职责范围大幅度扩大，也让美联储面临新的挑战，包括越来越严厉的国会。这就要求美联储更加有效地监管飞速变化的金融行业，同时又与华盛顿的政客们保持距离。
观察家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在2008年危机出现之前，美联储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但是当金融体系出现垮台迹象时，它的反应还是相当强有力、并且富有创新精神。“在预见出现危机这一问题上，美联储那时还在沉睡，”沃顿商学院的国际银行荣誉退休教授杰克·古登泰格(Jack Guttentag)表示。他现在正在负责一个为按揭贷款者服务的网站。“美联储完全没有预见到房地产泡沫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人们普遍认为，房地产市场多多少少有些免疫功能。”
泡沫一破裂，美联储就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魄力的行动。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理查德·马斯顿（Richard Marston）指出，2008年秋天，美联储在本·伯南克（2006年才上任）带领下介入解救金融危机，通过购入大量资产，为美国的诸多银行注入了大量资本。根据马斯顿的研究，当年秋天美国商业银行的现金一下子提高两倍，从不到四千亿美元增加到一万多亿美元。流动性的大幅提高对应对灾难至关重要。“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随着银行纷纷倒闭，美联储让货币供给大幅下降，”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最后的经济崩盘。马斯顿补充说，伯南克显然从大萧条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美联储在伯南克的领导下，还使用了一些新的工具。很多人认为这些手法降低了最后的损失。在马斯顿看来，当主要的美国企业融资的重要融资渠道——商业票据市场——在2008年秋天近于枯竭时，美联储主动介入，通过购入商业票据为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伯南克和他的团队在拯救金融系统时所使用的工具非常有创新精神，”马斯顿说。“我指的是那些英勇的干预手段。”沃顿商学院的古登泰格也持同一观点。“当时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不堪设想的灾难，但是我们度过了难关。我们当时很有可能陷入比30年代更加糟糕的境地。”
然后，美联储之后的一些措施则更加有争议。美联储采取了两轮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措施。第一轮于2009年3月实施，第二轮于2010年秋天实施。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美联储印刷货币，用其来购买债权和与按揭相关联的证券产品。这一举措意在降低借贷成本、刺激经济。美联储之前已经把基准利率调至接近于零，但是发现长期贷款利率仍然偏高，而失业率持续攀升。于是它就转向了“量化宽松”策略。“当美联储基准利率于2007年和2008年作出下调时，它并没有对长期利率产生什么影响，”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克里斯塔·舒华茨（Krista Schwarz）指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借贷成本在上升，而可供贷款的数额则仍然十分有限。”
虽然在进行第一轮“量化宽松”时没有遭遇到太多批评，但是在执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时，美联储遭到了很多行业的攻击。“它通过为银行提供更多现金来提高货币供应量，”马斯顿说。“但是银行有足够他们使用的现金，而且这对利率也没有什么影响。他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促进了股票市场。股市热爱量化宽松政策。”马斯顿认为，通过让美国人感觉略为富裕、从而更愿意消费，这一政策对经济确实有些帮助。但是其危险在于它为通涨埋下了伏笔。“美联储需要从系统中把所有这些现金又重新收回去。”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讲师肯·托马斯（Kenneth Thomas）认为，美联储应该扩大其第一轮量化宽松，这样就不必实行第二轮。“伯南克低估了形势的严峻程度，”托马斯表示。“如果他继续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它就能提供足够多的刺激来让我们度过欧洲主权债权危机。”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就能一步到位，那美联储就能做出计划，更早把多余的流动性从市场上收回。
多近才算太近？
无论大家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观点如何，大部分关注美联储的专家都表示，过去几年的危机让美联储和白宫走得更近了，这一动向值得警惕。在托马斯看来，这一变化发端于艾伦·格林斯潘（Allen Greenspan）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托马斯表示，“1996到2000年间，格林斯潘大约每月去一次白宫。但是从2000年开始，这一频率开始上升，甚至达到了每年要去白宫70次。他已经触犯了我们认为正常的边界，并且对美联储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
艾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泰珀商学院（Carnegie Mellon's Tepper School of Business）的教授，并且出版了《美联储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他也对美联储与财政部及白宫的密切联系表示担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防止通货膨胀，并且要与**部门保持独立，”梅尔泽说。“**一直以来都想让中央银行来支持它的活动，尤其是债务。如果**知道美联储会向它提供资金，那它就更倾向于让财务出现大笔赤字。我们看到不少别的国家正在让央行更加独立，而美国则逆势而为。”
事实上，美联储与国会成员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富有挑战性。沃顿商学院的马斯顿说，在金融危机之后，国会上明显“对美联储的态度有所恶化”。最近备受关注的美联储理事人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0年4月，奥巴马总统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出任美联储理事，但是遭到了国会的反对。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教授格里高利·涅尼（Gregory Nini）认为，“有人想进一步加强国会对美联储的监管。”这会带来一定风险，涅尼警告说：“把货币政策政治化相当危险，因为这可能导致一些政策通过牺牲长远的稳定来换取短期的政治利益。”
托马斯也觉得伯南克在和国会培养关系上走得太远了。通过查阅伯南克的公开行程安排，托马斯注意到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9年又一次被奥巴马总统重新提名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一共接触了24名议会成员，以及23名议会银行委员会中的18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位美联储领导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联络政治领导人。”
但是，如果接触也会导致批评，这也反映了美联储正在向更加公开的方向转变。大多数关注美联储的专家却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在施华茨看来，美联储提高其公开程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前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申明总是非常简明扼要，常常只有五句话，”施华茨指出。“现在会有好几段。”而美联储也刚刚宣布，伯南克很快就会开始每季度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一反前一位主席口风甚紧的风格。
当然，提高公开性也要付出代价。一些理事会成员和美联储地方银行最近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公开提出了批评。2010年秋天，在媒体发布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内部文件后，委员会对其沟通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议。“辩论是健康的，”施华茨指出。“但是辩论主要应该在内部举行。如果对外有统一的声音，这对美联储会更加有利。”其实，公开的分歧会降低美联储的效率。事实上，一些媒体报道认为，国会和其他人士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批评，导致该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低于预期。因为这些批评让人们觉得，即使有必要，美联储在近期也不会再实施这样的政策。
实践者还是研究者？
这些针对美联储的压力和理事会换届同时出现。这个七人委员会中，现在有两个位置需要新人——彼得·戴蒙德的任命异常曲折，而长期在投行摩根斯坦利任职的凯文·瓦尔许（Kevin Warsh）于3月底卸任理事。虽然戴蒙德在经济学上的造诣毋庸置疑，但一些外部人士认为，美联储需要更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理事。“你是想要实践知识，还是书本知识？”托马斯问道。“如果理事既懂得市场，又有华尔街的工作经验，那要比一位学术领域的专家更合适。”
无论谁将会成为新的理事，美联储的职责还将会发生改变。根据《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美国有一个新的委员会，通过提前发现对金融系统造成威胁的金融企业，来预防未来出现巨大的灾难。美联储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过去（美联储）认为自己不应该在泡沫管理中扮演一个保护性的角色，”施华茨说。“但是今后它会越来越多地扮演这样的角色。”虽然施华茨认为美联储的分析团队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但也有人对此不是很有信心。“美联储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而且在思考方式上相当独断专行，”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指出。“这让他们在管理风险时比较高效，但是在预见下一场危机问题上，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用了。”
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美联储的角色也受到了质疑。艾伦表示，保护消费者“并非美联储的工作。美联储，尤其是其地区分支机构，和银行业的关系过于紧密”，并不适合承担这一职责。
实际上，国会选择美联储作为《诚实信贷法案》（Truth in Lending Act）的管理机构，“但是这一部分内容总是美联储内部比较边缘的工作，”古登泰格说。其结果就是“对借方而言，房屋按揭仍然是一个布满地雷的领地。没有任何保护借方的措施起到了什么实际作用。而有些措施还对贷方造成了很高的成本。”古登泰格说，这一问题仍在继续：美联储正在起草的关于贷款发起人的赔偿新规定就反映了美联储在这一领域的软肋。“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那些条款，有些条款是由不了解市场运作的人撰写的，”古登泰格认为的底线是，“美联储不应该做任何消费者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