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232个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户的售粮渠道较为单一，71.7%的农户将粮食卖给小粮贩。农户通过选择不同的销售时机来尽量化解单一销售渠道带来的“敲竹杠”风险。通过进一步分析农户售粮时机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的财富水平和销售时机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农户家庭财富水平越高，农户销售时间越往后延。　　关键词：粮食销售，时机选择，财富水平
　　一、引言
农业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价格风险日益凸现出来。以粮食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价格风险值从1984-1988年的0.044上升到1994-1998年的0.207，增加了3.7倍；而同期的自然风险值则从0.028升至0.054，仅上升0.9倍（张雷宝，2002）。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粮食购销市场的全面放开，农产品价格对各种因素的反应更加敏感，波动更为剧烈。农产品价格过于频繁波动将导致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其生产发展。“如何帮助农民进入市场，规避价格风险？”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对于价格风险的规避，国内外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策略：一是参与订单农业。MAFF（2001）指出，签订合约生产是一项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据估计，生产合约降低了肉鸡生产者97%的收入风险，肉猪生产者风险降低的比例为36%-70%。二是利用期货市场。期货市场被认为可以减少风险同时增加收入（Shapiro，et al，1988）。但是这两种策略在我国实际应用的效果仍有待提高。一是由于农户规模小，法律机制不完善等因素，订单农业履约率不高（郭红东，2005）。二是虽然发达国家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但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期货市场对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民很少有吸引力（Sha-piro，et al，1988；Harwood，et al，1999）。更何况我国期货市场还很不完善，农民利用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的可能性更小。在这两种应对策略发挥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帮助农户以较合理的价格销售粮食给小粮贩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农户售粮行为的实地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分析框架
农户生产后所收获的粮食按用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储存，以满足家庭需求；二是销售，以获得现金收入。在满足储粮需要的前提下，农户才会进行粮食销售。徐芳（2002）将农户售粮需要分为四种：（1）基本生存需要。农户为了满足柴、油、盐、酱、醋、茶、烟等基本生存的需要，将粮食变现，满足所需。（2）生活性消费需要。主要包括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电视机、洗衣机等），子女教育费用所需现金等，采用售粮方式取得。（3）社交需要。即乡里邻居之间交往以及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生日等送礼所需的现金，用售粮方式取得。（4）获取较大利润。即在以上所有需要都得以满足之后，农户将储粮变卖的最大需求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前三种需求为刚性需求，农户不管粮价高低都必须售粮；后一种需求为弹性需求，即农民可以择机而售，从而获取最大利润（见图1）。

　　农户的售粮行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因地、因所处情景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在众多影响农户售粮行为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家庭财富水平。关于农户售粮时机选择与家庭财富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两种状况：一种是直线型关系。即随着家庭财富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户越不急等钱用，售粮时间越往后延。另一种是倒U型关系。一类是家庭财富水平较高的农户，粮食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较小，其不关心粮价，为了省事很早售粮；另一类是家庭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收入主要靠粮食收入，因此较早售粮用于家庭开销（见图2）。本文认为，虽然我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升高，但农业经营收入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农户还是非常关心粮价的，因此，家庭财富水平和粮食销售时机两者是直线型关系。即可以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0：农户家庭财富水平越高，销售时机越延后。

　　三、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农户的售粮行为，本文选择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粮食主产省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实际开展的可行性，选择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个省区进行调研，其中黑龙江选择望奎、海伦、庆安、黑河四县，吉林选择朝阳、四平两县，内蒙古选择科左旗。每个县（旗）选择经济中等的一个乡，每个乡选择经济较好和较差的村各一个，每个村按户口随机选择15-2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农户样本总计232户，其中望奎40户、海伦41户、庆安32户、黑河31户、朝阳区32户、四平31户、科左旗25户。
　　从调查数据来看，调查对象平均年龄46.1岁，平均学历为初中，男性占85%。2006年，样本农户家庭人口平均规模3.77人，家庭纯收入1.12万元，平均土地规模57亩，平均种植作物1.7种。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的售粮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小粮贩，比例高达71.7%。但是农户通过选择不同的销售时间来尽量化解小粮贩压级压价的“敲竹杠”风险。从售粮时机选择来看，全部在年前销售的农户仅占48.7%，而年前年后均销售和全部在年后销售的农户分别占20.7%和30.6%。农户销售时机选择受其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处的特性环境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本文进行了如下计量模型建构。
　　（一）指标的选取
    1.销售时机选择指标
    由于过年一般需要一大笔资金，因此，可以从农户是否在年前销售农产品和销售多少农产品来确定农户的粮食销售弹性。本文用定性的方法将农户的销售时间分为三类：一是将农产品全部在年前售出（ST＝0）；二是将农产品部分在年前售出（ST＝1）；三是将农产品全部在年后售出（ST＝2）。
　　2.财富水平指标
    由于面临的信贷市场并不完善，正规的保障机制缺失，农民往往不能完全通过借款来平滑消费，常常采取一些自我保险手段，如储蓄、固定资产、生产性资产等。因此，财富水平（TA）的衡量指标选择农户家庭总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用消费性固定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之和来衡量，流动资产用上一年农户家庭纯收入来衡量。
　　3.其他控制变量指标
    农户售粮行为并不单受经济利益（即经济因素）的影响，还要受个人的性格特征、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徐芳，2002）。因此，我们选择了如下控制变量指标：（1）农户基本特征指标。售粮时机是农户的一种主观选择，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因此，在个人特征上，选择了农户的年龄（Age）、性别（Sex）、受教育程度（Edu）和有无外出打工经历（NFE）；在家庭特征上，选择了家庭成员数量（FM）、土地面积指标（Area）、作物种类（PV）和三年内借过多少次钱（BM）。（2）风险分担指标。风险分担能力的大小影响农户的销售决策。农户风险分担能力越强，其对销售粮食以平滑收入的依赖性越小，销售时机的选择越具有弹性。本文选择是否参加合作社（JA）、是否与龙头企业签定订单（JE）。（3）信息获取渠道和能力指标。影响农户售粮时机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是价格因素，包括现时的市场价格和未来的价格预期。农民价格信息获取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其销售行为。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可以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三个角度来衡量。大众传播选择农户看电视的频率（TVF）来衡量，组织传播选择参加农业知识技术培训（Training）来衡量，人际传播选择与村民交流频率（VF）、去县城频率（CF）、去集市频率（TF）三个指标来衡量。为了测度农民信息获取能力，我们选择了一项具体信息“您是否听说过大商所的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DP）来衡量。
　　（二）模型构建
    由于所研究的因变量是定性变量，而且是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户对销售时机的选择，因此，因变量的类别之间可以认为不存在序次关系。而且，对于有些分类变量，如果不能确定因变量的类别之间是否存在序次关系，应该选用无序反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简称MNL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本文构造模型如下：
   
    其中，βi是n＋1个回归系数（包括截距d）组成的向量，X是相应的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
　　（三）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构建的模型，本文首先进行模型拟合优度检验，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再对计量模型所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
　　1.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从表1的似然比检验结果看，最终模型和只含有常数项的无效模型相比，似然比卡方从481.961下降到392.867，检验结果P<0.01，说明模型通过对数据进行异方差的White检验，我们仍不能拒绝同方差的虚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用来检验假设的统计量是可靠的。

　　另外，表2给出了皮尔逊卡方（Pearson）和偏差（Deviance）的两种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两者的显著性概率均超过10%，也说明拟合的效果不错。

　　2.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可得出如下分析结论：

    （1）财富水平（TA）对农户的销售时机选择（ST）有正的显著影响。根据模型1可以看出，家庭财富水平与农户销售时机（“年前销售”和“年后销售”）的选择呈正相关关系，即当农户家庭财富水平越来越强时，农户更多地选择“年后销售”。根据模型2可以看出，家庭财富水平与农户销售时机（“年前和年后销售”和“年后销售”）的选择呈正相关关系，即当农户家庭财富水平越来越强时，农户更多地选择“年后销售”。综合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可得出，家庭财富水平与农户销售时机选择成正相关关系，即家庭财富水平越强，农户售粮时机越往后延。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当家庭财富水平很低时，农户在过年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流动现金（如还债、购买年货、购买新衣等），因此，农户只有将农产品全部卖出；当家庭财富水平逐步提高时，农户有其他收入来源，因此会待价而沽，选择合适的价格出售农产品。
　　（2）部分农户基本特征指标对销售时机选择（ST）有显著影响。农户年龄（Ase）对销售弹性（ST）有显著影响。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选择“年前销售”和“年后销售”时，年龄越大，越可能选择“年后销售”。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年龄越大的农户经验也越多，对粮价波动掌握的时机更为准确；二是年龄越大的农户，所积累的财富越多，因此，越选择往后售粮；三是年龄较轻的农户外出务工的机会较多，而且外出务工的收入较高，因此，年龄较轻的农户急于把粮食出售以进城务工，而年龄较大的农户，缺乏进城务工的机会，因而有时间和精力待价而沽。农户性别（Sex）对销售弹性（ST）有显著影响。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选择“年前和年后销售”和“年后销售”时。越是女性，越选择“年后销售”。在农村一般是男性进城务工而女性留守务农，因此，这类家庭的收入水平要高于男性和女性均在家务农的家庭，所以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倾向于年后销售。
　　（3）农户种植作物的种类数（PV）和借款次数（BM）对农户销售弹性（ST）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1，在“年前销售”和“年后销售”两种模式中，越是种植作物种类数多的农户，越是采用“年前销售”方式。可能的解释是作物种类数越多，农户越是需要各种不同的收购主体。调查发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很多收购商待作物收获之后就去收购，如果农户当时不卖，这些收购商年后可能不来，从而可能造成卖难现象，因此，农户在年前早早卖掉农产品。同时，作物种类数越多，单种作物的数量就越少，即使价格上涨，增加的收益也有限，因此农户选择较早售出以免麻烦）。另外，越是借款次数多的农户，越是采用“年前销售”方式。年关一般也是债权人收账的时点，因此，农户要通过售粮来还贷。合作社的参与（JA）对农户的销售时机选择影响不显著。在调查中，大部分合作社只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供应和技术指导，在销售方面的作用不明显，所以影响不显著。订单农业的参与（JE）对农户选择“年前和年后销售”和“年后销售”有影响。参与订单的农户更多选择在“年后销售”。参与订单的农户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售粮，销售的自由度小。而粮食储放越久，水分蒸发得越多，粮食越轻。因此，订单企业一般选择年后与农民进行交易，这样收益更多。
　　（4）部分信息获取能力指标对农户的销售时机选择（ST）有显著影响。在信息传播渠道中，大众传播（WF）和组织传播（Training）已被人际传播所取代。在各种人际传播中，“村民交流”（VF）和“去市场了解”（W）已成为主渠道。根据模型1，在“年前销售”和“年后销售”两种模式中，越是经常去集市，信息越灵通，越可能采用“年后销售”方式。根据模型2，在“年前和年后销售”和“年后销售”两种模式中，越是经常与村民聊天，越是采用“年后销售”方式。另外，从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信息获取能力（DP）越强，农户也越晚售粮。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销售弹性化策略是农户应对价格风险的重要策略之一。调查结果显示，71.7%的农户都将粮食卖给小粮贩。但是农户通过选择不同的销售时机来尽量化解销售渠道单一所带来的“敲竹杠”风险。在年前全部销售农产品的农户占到48.7%；年前和年后均销售农产品的农户占到了20.7%；全部在年后销售农产品的农户占到30.6%。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的财富水平和销售时机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当农户家庭财富水平越来越强时，农户售粮时机越往后延。前文假设得以验证。
　　我们实地调研发现，粮食销售的高峰主要是在粮食收获和过年时，所以，粮食销售时机越往后延，越是可以避开粮食销售高峰，获得较高粮价的可能性越高。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越富裕的农户越晚售粮。这说明一个问题，即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在加剧。因此，支持贫困小农户平滑粮食销售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角度来看，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支持贫困小农户贷款，帮助缓解资金约束；二是加强对贫困小农户的培训，增强劳动技能，尽可能多样化收入来源；三是支持龙头企业发展，鼓励企业与贫困小农户开展订单农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四是支持合作社发展，将贫困小农户团结起来，相互帮助，抱团抵御风险；五是提供信息服务，综合利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为贫困小农户提供价格信息，引导农户合理售粮。
    作者简介：徐雪高（1981一），男，江苏宜兴人，博士，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作者：徐雪高 来源：《财贸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