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波动的溢出效应
一个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仅受到历史波动程度的影响,还可受到其他市场的波动程度的制约。这种市场之间的波动传导性,即收益率条件二阶矩的Granger因果关系,称为波动的溢出效应。考察不同市场间价格的波动性是否相互影响是金融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溢出效应这一现象的描述,Ross(1989)指出波动变化是由市场间的信息流动所引起的,可以从波动的变化中推断出相关的信息。King&Wadhwani (1990)认为即使信息仅是对某个特定市场实用,市场间的信息流动也会使其他市场对该市场的事件过度反映。Engle,Ito&Lin(1990)将世界市场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区域:日本区、太平洋区、纽约区和欧洲区,证实各区域之间存在波动传导性。King,Sentana& Wadhwani(1994)发现市场间的协方差仅有一小部分能够为利率汇率等基本经济因素所解释,不应该将经济因素的一致变动作为市场间收益率波动相关性的惟一解释因素。Jeong(1999),Brooks&Henry (2000)考虑了波动的非对称性问题,分别对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的股市进行了分析,同样证实了波动的传导性。利用多维ARCH—M模型,Hamao,Masulis&Ng(1990)研究了国际股票市场问的波动影响,检验发现在从纽约市场到东京市场,以及伦敦市场到东京市场的方向上存在着波动性的“溢出效应”。Chart,Chan&Karoyi (1990)也使用多维ARCH模型证实了期货市场的交易将会加剧现货市场的波动,同时发现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也存在波动传导。
Hung&Cheung(1995)发现,东南亚5个新兴市场(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相互之间以美元计价的股票指数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协整效应,因此未达到区域内的市场有效性。Roca&Shepherd(1998)在对东南亚国家证券市场的分析中发现:菲律宾与中国台湾的证券市场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与新加坡证券市场则表现为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Leong& Felmingham(2003)也证实,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与韩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的股票指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总的来说,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对象。检验发达市场与发展中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文献并不多。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取得了迅猛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展,资金流量不断增大,信息传导的有效性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逐步解除了贸易壁垒的枷锁,与发达国家市场的联系也日趋紧密,检验发达市场于发展中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也成为摆在金融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五)波动的非对称性
Black(1976)发现当前收益与未来波动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波动会因负面消息(实际报酬率低于预期报酬率)的出现而增加,并随正面消息(实际报酬率高于预期报酬率)的出现而减小,即杠杆效应。
Christie(1982)给出的解释是:负面消息使得企业产生了负的超额报酬,企业价值降低,提高资产负债比(debt—to一equity ratio),因此提高了公司的风险,投资者的持有风险增大,导致未来波动的增大。相反。
正面消息所带来的正的超额报酬使企业价值增加、财务杠杆比率降低,投资风险降低,股价收益率的波动性也随之减小。French,Schwert&stambaugh (1987),Campbell&Henstschel(1992)认为在股市上当前波动与未来收益是正相关的,提出了波动的反馈效应(volatility feed~back effect)。
为检验杠杆效应,Nelson(1991)采用非对称性的EGARCH模型来分析不同的消息对股票波动性的影响,模型利用分段线性产生了非对称的条件异方差,从而可以描述所谓“负债”的影响,验证了杠杆效应的存在。Cao&Tsay(1992)发现EGARCH对市值较小的股票能给出最好的波动预测。Zakoian(1994)最先提出了TARCH(threshold ARCH)模型,该模型假设新生量服从t分布,在条件方差中加入了名义变量,以区分正向信息和负向信息对波动的影响。
Glosten,Jagannathan&Runkle(1993)在GARCH—M模型中加入季节项(seasonal pattems)来区分正、负冲击对股价波动的不同影响(称之为GJR—GARCH模型),并验证比较了不同的GARCH模型,证明该模型对杠杆效应的刻画具有良好效果,GJR—GARCH模型允许波动率对信息的反映为二次函数,但对好消息和坏消息有不同的系数,这个模型保留了当消息不存在时,波动率将会很小的论断。Engle&Ng (1993)利用日经指数1980—1988年的日交易数据,对其使用不同的GARcH模型,并设计了3个诊断非对称现象的统计量:偏误检验(sign bias test)、负符号偏误检验(negative sign bias test)以及正符号偏误检验(positive sign bias test)来检验波动是否具有不对称性。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GJR—GARCH模型对杠杆效应的刻画效果是最优的。
Ding,Granger和Engle(1993)提出了一个不对称的GARCH模型,即APARCH模型(asymmetric power ARCH),APARCH模型具有一般GARCH模型的特点,但多了两个参数,其中一个参数就是用来捕捉股市中所存在的杠杆效应,因此,APARCH模型比GARCH模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Fornari&Mele (1997)系统地研究了杠杆效应,发现由于前期冲击大小的不同,杠杆效应会有不同的特征,即当前期冲击较大时,负冲击对未来波动的影响大于正冲击对未来波动的影响;而当前期冲击较小时,正冲击对未来波动的影响大于负冲击对未来波动的影响,是为非对称性反转效应(reversions in the asymmet ric behavior of the volatility)。他们还采用6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数据使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其提出的VS—GARcH模型可以刻画不对称反转效应,并且要优于GJR—GARcH模型。
其他模型还包括Engle(1990)提出的非对称ARCH(asymmetric ARCH,AARCH)模型,Sentana (1995)的二次ARCH(quadratic ARCH,QARCH)模型和Chiang&Doong(2001)的TAR—GARCH模型等。
三、随机波动模型的研究进展
Taylor(1986)在解释金融收益序列波动的自回归行为时提出了随机波动(stochastic volatility)模型。
sV模型简明的特点使它与GARCH模型相比表现出很多优势,实践证明sV模型可以比较好地拟合金融数据,在金融分析、风险预测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但是,在sV模型中波动变量是不可观测的隐变量(1atent variable),要得到精确的样本似然函数,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这使得在金融资产波动的建模中sV模型远没有GARCH模型普及。
近年来,在随机波动性的模型估计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总的来说,估计方法基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方法是用近似的或者模拟的方法构造模型的似然函数和无条件矩。包括拟最大似然估计(QML)、广义矩估计(GMM)、仿真最大似然估计(sML)、模拟矩估计(SMM)等。Harvey et al.(1994)、Ruiz(1994)及Andersen&Serensen(1997)提出了准最大似然估计(Quasi ML)。将sV模型转换为状态空间形式,以正态分布作为扰动项渐进分布,采用卡尔漫滤波(Kalman filter)估计模型。Melino&Turnbull (1990)在汇率扩散模型中假设波动服从连续随机过程,运用广义矩估计(GMM)发现sV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数据。Andersen&Serensen(1996,1997),Duffle&Singleton(1993),Singleton(2001)对sV模型的广义矩估计也做了相应的研究。Danielsson& Richard(1993),Danielsson(1994)给出仿真极大似然方法(simulated ML),首先根据样本信息采用重要抽样模拟技术(importance sampling simulation)对隐含的波动随机过程进行仿真模拟,然后求出边际似然函数,其精度超过QML和GMM方法,但计算量很大。
Gallant&Tauchen(1996,1998)提出有效矩估计方法(EMM)。Gallant&Tanchen(1997)提出模拟矩估计(SMM)方法,该方法模拟耦合了一个辅助模型的似然方程。Danielsson(1994),Sandmann&Koopman (1998),Pit&Shephard(1997),Durbin&Koopman (2000)提出Monte Carlo极大似然(MCML)方法,采用不同的抽样方法对实际似然函数都能得到精确的估计,而且在线性状态空间形式下,通过改进也可对扩展sV模型进行估计。
另一类估计方法是基于贝叶斯原理的参数后验分布分析。Jacquier et al.(1994)采用蒙特卡罗马尔可夫链(MCMC)中的Gibb抽样方法来估计模型,该方法采用Metmpolis算法从模型参数和波动变量的联合分布中进行循环抽样,每一步得出一个参数的后验分布,等参数的后验分布序列收敛后,在进行若干回合的有效抽样并以此对参数进行统计推断。大量模拟表明,MCMC在估计参数上优于QML方法和MM方法(Chen et al.2000,Kim et al.1998,Stroud et al.2001)。但McMc方法对计算能力的要求很高。
在基本sV模型中,误差过程被假定为正态分布,收益为零均值、无自相关平稳过程。这些假设在实践中很难取得理想效果。Hull&White(1987)引入连续sv模型,采用几何布朗运动将Black—Scholes公式推广到时变波动。Harvey&Shephard(1996)提出了非零相关sV模型。Kim et al.(1998)提出了用混合正态分布(mixture of normals)近似描述sV模型变换方程误差项的分布行为。Beltratti&Morana (1998)提出的随机波动率模型具有类似弱GARCH模型解释时间聚集性的性质,同时对市场的信息分布也做了一种灵活的处理。Watanabe(1999)提出了一个含解释变量的sV模型,等等。这些成果都是对基本SV模型的扩展。
sv模型的多元推广、变结构问题以及有效估计的简化问题成为sV模型未来研究的重点。Harvey et al.(1994),Kim et al.(1998)分别研究了GARCH与sV的联系与区别,他们认为这两类描述波动过程的模型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随机微分方程来表示,又利用似然比(LR)和贝叶斯因子等理论工具比较了这两类非嵌套式模型的区别。正如Bollerslev(2001)所言,ARCH模型、sV模型和GMM估计是过去20年内金融计量学发展中最重大的创新。
四、结束语
除本文主要介绍的ARCH族模型和sV模型以外,理论界研究较多的波动率模型还包括:非参数估计模型(Pagan&Sehwert 1990,West&Cho 1995),小波变换模型(Alex et al.1998,Yoshinori et al.2000,Tacksoo et al.2000),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模型(Hu& Tsoukalas 1999,Zumbach,Pictet&Masutti 2001,Engle &Russell 1998),以及Boudoukh et al.(1998)的HY—Bird模型,Engle&Managaneli(1999)的CAViaR模型,Embrechtsetal(1997),Mcniel&Frey(2000)的尾部极值理论估计模型,等等。在波动率模型未来的研究中,超高频数据的分析、多元模型的建模和估计、无条件分布的厚尾性以及波动的长期记忆性都将成为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