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好久没有写过记录自己经历的文字了，记得从高中开始就不写日记了。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老师是要求写日记的，现在想来真是个好习惯啊。说来多少有点遗憾，我没有读过学前班也没有上过幼儿园，一读就是上一年级。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苦得很，上课全是普通话，而我基本上只能听懂家乡的方言。那怎么办呢？真是漫长的适应过程。看着老师在黑板上舞来弄去，我在下面着急啊。但老师丝毫不在意我无助的眼神，第一天上学就被班主任羞辱得大哭一场。

那时的我怕学习，课只能听个半懂不懂。第一次语文考试考了89分还被家人训了一顿，当然这样的分数在班里已经是倒数第几名了。只有数学学起来感觉还比较容易适应，第一次考试就考了94分，班里中等的成绩。这是我上学第一次考试的两门课成绩，我清楚记得。记得那时很羡慕同学能戴个什么中队长、大队长之类的标志在身上，而我一开始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戴这些东西。小学的规则其实很单一，谁学习比较好就有机会当班长，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什么中队长、大队长。第一年过得真是又陌生又辛苦，晚上常常为不能顺利完成作业而闷闷不乐。有时还被同学欺辱一番，尤其怕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她很喜欢用三根手指敲我的头。唉嗨，受欺凌的童年！

不过从二年级开始，我的成绩上升到班里前三名，而我还十分懵懂，不知这个有什么紧要的。接着我就开始“莫名其妙”（后来当然知道“成绩”规则）当上副班长。过去一直被同学管着的我十分理解被人管的不自在和委屈，所以我非常能体谅那些不遵守“班规”的同学，从不爱打小报告，也很少严惩“不安分子”。不过班长当了一段时间之后，“威严”日盛，我虽然不怎么处罚别人，但大家似乎很“敬重”我这个班长。接着当选为正班长，再以全票减一（自己没有选自己）连任，后来班里干脆不用每学期选班长。接着什么中队长之类的标志就都往我身上戴，什么数学竞赛、作文比赛都要有我一份。不过我其实也只拿过一个镇级的奖项，当然对于我那间小学来说已经比较稀罕了。

一晃过完六年，我上了初中。这倒是个思想的转折点。我升初中时考得不怎么样，再加上我也不想再当什么班长云云，所以我一下空闲下来。最惊讶的是班主任不再怎么管这管那，似乎比小学的生活要自由得多。我的各种怪主意也有了试验的空间和条件。我很清楚记得初一的时候很喜欢在晚自修下课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到操场上散步，想些神秘的问题，比如想有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幻想自己具有种种超出现实的能力。操场上那未经铺设的跑道显然自然而且亲切，我来回的绕圈，正像自己的思想一般，走着走着还是回到了起点。这时的我开始看很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书。第一本是讲辩证法的哲学书，像是一本教材，但不著名。

思想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这严重地“害”了我。我开始在许多想法上越来越不能与同龄人取得共识，我总觉得同学和老师的想法经不起简单的推敲。我越发地埋在书堆里，感受初识苏格拉底时的震撼，享受阅读《君主论》的喜悦，从那时起知道卢梭、维特根斯坦、马克斯·韦伯、罗素、歌德……哦，当然还有高尔基、爱因斯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人。上初三的时候还向图书馆借了《列宁选集》。管登记书籍借还的大叔对着我眯笑了好一会，眼神流露出的意思自然是，你看得懂么？渐渐地，我闪现在头脑的想法变得比身边的同龄人明显深思熟虑得多。那时学业在班上还出奇的好，最后以镇里第一名考上了市里的一间高中。

高中开始过着”心灵炼狱“般的生活。首先是学业上的优越感在这里被彻底粉碎了。我很快发现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明显不如市内的中小学教育。班上的同学多是来自市内的中学，相当一部分在数学和英语这些科目上都得到比我更优越的培养。尽管他们并不比我有更高的资质，但是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明显，比方说他/她们有一些人能应付日常的英语交流，而我对许多日常会用到的词汇和表达都不清楚。等到英语和数学分层次教学的时候这种距离就更明显了。如果我当时有很强的愿望要在学业上表现突出，那么经过一番努力总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那时的我却对这抱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更糟糕的是，家里突然陷入经济困境，令我想回避那些收费的特别培训。当时我所读的这间高中推行分层次教学，学生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来争取调到更高级别的课程班，然而进入这样的课程班后会在周六日进行收费的特别培训。

分层次教学也许只是当时那名校长实现个人士途的计划之一，并不真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最好的师资都被调到更高级别的课程班去了。凭一次选拔考试就武断地认定哪些学生更有潜力，结果我这种其实资质也挺不错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完全没有机会得到比较好的培养。有一次本班的数学老师临时请了一个高级别课程班的老师来代课，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老师讲课比我当时的数学老师要简洁明白得多，效率明显提高。唉嗨，原来有这么大区别！当然也不能凭一次课就断定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的水平高出许多，但至少听那个高级别课程班的老师讲课，对我来说要舒服和容易接受得多。但那时我读高中二年级了，想调班却门都没有。

混日子式的学习数学在高一就表现突出。读初中的时候我不会事先看数学习题的参考答案，但是读高一时，我经常把参考答案直接填写在作业本上，根本没有自己认真解答题目。我对当时的数学老师的授课方式十分反感，尤其不能接受他经常吹嘘数学有多么巧妙和无懈可击。关于数学的巧妙，我并不怀疑，但在他的表演下（尽管可能费了些心思）确实感受不到。而说到数学的无懈可击，这个问题可真的困扰了高中时的我并深深影响了我那时的学业表现。

高中阶段过早地接触那些明显抽象而复杂的数学思想可能是受害远远大于受益的，至少我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我在高一时就知道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即数学系统内存在正确但不能被证明的命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对当时数学老师的吹嘘表示反感。但是我作为一个高中生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单凭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悟性，根本找不到出路。我记得我高一的暑假就开始阅读一本讲递归论的书，里面确实给出了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比较完整的证明过程。但我没有真正理解整个证明，比如我对书中一个叫”取极小运算“（不同于微积分里的极限运算）的概念根本无法理解，直到今天仍然不清楚（其实早已没有任何印象了）。我把自己推进了一个死胡同，一方面我很想而且十分执着地要弄明白这个定理，一方面我又没能弄懂，同时也不知谁可以请教。

渐渐地，它成了我的思想包袱，并且我对课堂教的数学持怀疑态度，尽管哥德尔第一不完全定理并没有证明这些数学存在什么不严谨之处。在高三之前，哥德尔不完全定理一直困扰着我，并且它直接引起了我对什么是真的困惑。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尝试从哲学书籍中寻找答案，并开始阅读《存在与虚无》、《科学与人》这些相当抽象的著作。一直没有答案。这次不是一个死胡同，而是多个死胡同，把自己推向更深的困境。

看看这时同学们都在做些什么？他/她们都把精力集中在怎么争取更高的考试分数上。而当时在学业上表现平平的我却往自己身上添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包袱，它们太重了，对一个高中生来说，早已是过分承担。而我的关注又与同学的截然不同，内心的孤独感日益沉重。“没有人会真正愿意倾听我内心的这些想法，或者他们只会劝我放下这些思想包袱。” 当时的我正抱着这样不无偏执的想法。虽然我仍然和同学们保持交流，只是没能触及我内心渴望与他人共同探讨的那部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内容。


数学和哲学是高中时期关注比较多的领域，但当时我所阅读的课外书远不限于这两个领域，除了文学，还有经济学和其它。说来有点碰巧，我从初中开始知道莫里斯·阿莱斯、罗纳德·科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且知道学界有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个定理是那时的又一个思想包袱，我想彻底弄懂它，但是没能成功。它的表述表明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民主选举同样可能由强制或独裁来决定选举结果。当然，这要求按一定的原则来得出选举结果。比如说如果多数人认为 “方案A优于方案B，并且方案B优于方案C”，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多数人认为方案A优于方案C。这就是所谓的传递性原则。

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倒也做了一项有点创造性的数学研究。我从一本课外书上了解到一种有趣的数字现象。比如说495这个数，先把它的各数位按从大到小排列，得到954，然后再按从小到大排列，得到459。接着用前者减去后者，即954-459，得到495。6174这个数也具有这样的特征（7641-1467=6174）。我很快证明这样的数字存在无穷多个，当时是2002年。当然，证明很简单，不过没有使用计算机程序（比如运行C语言之类）能证明这个结论却可能有相当的难度，至少不容易作出这种发现。在国内吴鹤龄教授2004年出版的《幻方及其他：娱乐数学经典名题（第二版）》一书中，他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还停留在6174这些个别数字的层面上。从个别到无穷，这无疑是个跨越。

高三的日子沉闷得很，我几乎感觉不到学习的任何乐趣。在这一年我也几乎没有读课外书。内心的孤独感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强烈。（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