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小例子吧。不同地区的人接受传真是不同的。在中国目前，第一类接受传真的效率是很高的，一发文件，很快自动就给传真信号了。这类地区的联系也是全通道的，要谁就可以找到谁，要邮件有邮件，要电话有电话，要手机有手机。传真全部就是自动的专用的。这样的地区和人也是全国最富裕的。不仅仅是因为富裕而如此，那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有因果互动的因素在里边。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抱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这种观念背后的支持元素是众生平等、天公公平的要素。有这样观念的地区和人，今天不富明天一定富的，明天不富，后天一定富的。香港、深圳、苏州、上海就是这样的地方。香港、深圳的官员能够直接走到直播间勇敢的和公众平等的对话，以服务的心态服务市民，这就是观念的因素。而苏州的官员名片就是印上他们的手机，他们24小时，随时做好开放办公，开放思、平等就是他们的观念。

第二类地区和人情况是半开放心态。一般他们将传真机设为半人工状态、电子邮件过一段时间检查一次。经常耽误事情。比如电子邮件信息过期了，发传真给他的时候，他一直在占线用作非传真用途，或者给信号老出差错。这种半开放心态仍然是积极的，财富之神需要耐心一些和多照顾一些。这样的地方有广西、云南、安徽、武汉、长沙等一些地方，由于他们这样的观念导致他们也会富裕起来，只是观念还要再开放一些。

第三类地区的观念就让人感觉他们在拒绝财富，宁愿贫穷一样。这里不方便列出名单来。这些地方的官员和企业一般是微微开放的或者干脆就是封闭的、自大的。他们的官员是深藏不露，比拉登还难找，比萨达姆还难接近。如果你够幸运见到他们，可能是因为你通过了某层关系或者花了大钱，即使这样，你得到他们的名片也是空虚和贫穷的。不可能有手机的。传真是空号。电话号码永远没有人接。或者语音提示你拨错了。也许他们贫穷的根子还很深，他们的秘书偶尔在不出事的情况下会盘问你是谁然后冷冷的挂了。有的还会很滑稽的告诉你这儿停电了，明天你再打过来。越是贫穷的地方，他越是牛。自我感觉满世界都求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最贫穷、最封闭，观念最落后。

反思这些原因，目前可以认为是观念造成了贫富的差距。多少人白手起家富裕了起来。让权贵经济和世袭制度早点死亡吧。多少人从事着平凡的行业而富裕发财。沃尔玛家族靠零售企业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而沙漠中的拉斯维加斯照样富于许多自然条件好的地方，日本、以色列等资源匮乏的国家一样富于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


综观人类历史，横观国家地理，现代人和富裕国家就是观念上超越了过去和别人，才可以日益科技进步，整体世袭更多的财富，从而变得越来越富裕。所以世袭、科技等不是财富的根本原因，而观念是造成个人、地区和国家贫富差距最根本的原因。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下面再贴一篇关于城乡差异的论文出来，希望对LZ有点帮助~~~

突然之间,有望写入“十二五”规划的“包容性增长”成了热门词汇。这似乎意味着社会领域改革将在“十二五”期间有所突破。

　　而争议多年仍未见正式方案真容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热点。

　　在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路径的讨论中,很多人把城乡收入差距和工资占GDP比重过低视为贫富差距的两大成因,并围绕这两大论断提出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改革建议。

　　不过,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华生却从这两个“主流论断”中看出了蹊跷。

　　10月18日,华生告诉记者,若论断本身的依据有问题,则依照这样的论断提出的解决贫富差距的对策也只能起到刻舟求剑的作用,“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走出众多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剑指真正的要害和症结,否则还是会变成走过场和做表面文章,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

　　东南大学上学前的上世纪70年代,华生曾在江苏下过农村。按照工分满分3毛钱计,他一年收入为30-40元,而这只相当于当时一名工人的工资,“所以我后来进城去了工厂,人们说我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日益增多,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甚至逼近城镇一般劳动甚至新毕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水平,而新世纪以来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的征收,并显着加大了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和反哺农村力度——但主流的认知却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国家统计局相关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除1985年前后有显着缩小外,总体差距在不断扩大——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8年的3.33倍。

　　感性认识与数据的差异使华生大感疑惑,他翻遍了手头的17本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相关书籍,意外地发现了国家统计局的实际操作中的城乡人口定义——把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者即青壮年外出打工者划为城镇人口,把在农村家庭留守的儿童、老人等低收入人员划为农村人口。

　　家庭主要成员都在农村的农民家庭被人为的一分为二。

　　“这种统计分类是不合理的。”华生说,统计部门关于城乡人口的划分使得其城乡居民收入的抽样调查陷入了困境:当农民工在城市居无定所而被遗漏时,抽样调查就会失真;当农民工被纳入城镇统计时,又加重了统计分类方法上的错误。

　　农村抽样调查大量遗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会严重低估农民务工收入;而当农村统计包括外出农民工时,在分类上却又重复统计了本已划在城镇的人口样本。

　　据此,华生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总人口即常住人口进行调整,减去其统计的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将这部分人口回拨农村,得到了一个调整后的城镇人口和城市化率。而这样计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总趋势不再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扩大到3.3倍,而是从1978年的2.57倍起步,小幅波动并缓慢下降至2.4倍。

城乡财产差距扩大更严峻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华生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能否解决贫富差距?

　　提出这一疑问的前提是,华生认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并非过低。

　　华生对比联合国定义的口径发现,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横比太高、纵比下降的原因是我国统计部门对劳动者报酬统计口径过宽。

　　如果按联合国颁布的统计标准,则按国际同比口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将显着低于最发达国家,但仍然远超发展中国家,在金砖四国和中等发达国家中也位居前列。同时,与自己纵比也不再是下降,而是在持续上升。

　　因此,华生认为,真正一直在下降的是农村经济的纯收入包括其劳动要素对GDP的贡献,而不是全社会公司化和工薪制就业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亟待提高在今天几乎是社会共识。但是,美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全球最高,2005年的数据为56.92%,但美国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这说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跟贫富差距并不是一回事。”

　　华生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成因之一是城乡财产差异。改革开放之初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由于对城镇居民实行了配给制的福利保障制度,城乡之间尽管有2.57倍的平均收入差距,但是当时的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并不会比这个数字高。

“当时城镇居民基本不拥有住房,都是租公房住。主要家庭财产就是价值一二百元的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而当时的农民家庭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自行车也相当普遍,同时还占有一块宅基地和自留地。”华生查到的数据显示,1978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4.2平方米,农村人均8.1平方米。

　　“但是,截至本轮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之前的2008年,仅城镇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已经是农村人均房产价值的10倍以上。”华生说,“可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差距主要并不表现在基本稳定并逐步有所缩小的收入差距,而是表现为在原先基础上至少又扩大了4-5倍的财产差距。这是比收入差距更为严峻得多的挑战。”

　　而城乡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转型的主要障碍,也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难题。

　　这还只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成因中的一项。华生说,“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这样涉及人们巨大既得利益关系的调整,无痛的药方一般最容易形成共识,但往往也是最不见效的。要真想缩小贫富差距,其措施要比今天人们一般议论的泛泛之举,痛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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