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初，我去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三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加州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召开。会后，我绕道到美国东部访问，希望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小凯，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实习三个月。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见面，我只是与他通了电话。那次，我是住在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是原山东海洋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杨小凯是武汉大学派出来的，他向我通报说： “杨小凯的倾向不太对头，值得注意。”我问道：“他到底有哪些问题？”参赞说：“问题虽然还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与北大的一个研究生和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进修教师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宪政问题，有背离‘四项原则’之嫌。”我对参赞说：“在极左路线下，小凯吃了许多苦楚，他今天的学习的确来之不易。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敢于批评。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人对国家的政策提出批评，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能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参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准备把杨小凯的情况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保证不会伤害他。

关于我器重小凯的才华和支持他出国一事，一直是那些持左倾观点的人打击我的一个把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两个污点之一（另一个是我把全国最早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调到武大）。”后来，在那次急风暴雨式的清查运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人，亲自出面调查我与杨小凯的关系，把他来武大和出国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我胸中有数，既不是小凯有问题，也不是我本人有问题，而恰巧暴露了那一伙人极左的面目而已。

由于有上面那一段的渊源，所以我与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凯出国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给我的10多封信。

例如，1983年12月12日，小凯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也听说国内有人要批判我的经济观点，对此希望领导多多及时指点，相信我是经过风浪的人，不会为一点风波而动摇。两周以前，我收到了赵紫阳总理外事秘书李湘鲁同志的来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正确。他写道：‘国内的形势，你大概知道一些。反右，与经济无关，开始主要是思想与文艺战线的事，后有好事者，认为经济理论战线也有清除污染任务，矛头指向你正在学的那些东西。许多是因为不懂。你应该明白的，社会科学院和各大学里这类人不少，正好有事做了。我认为你们完全不必介意。虽然有点讨厌。’”

在12月22日信中说：“妻子来信说，学校目前在批精神污染中，你表示对我的东西全盘负责，使我深深感谢领导的关怀。”

在1984年5月24日的信中，他写道：“尊敬的刘校长，您的信早已收到。普大的教授告诉我，您亲自给普大校长写信，请他们关照我，您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只要您负责武大工作，我终究会回武大的。”

其实，我与小凯互有默契，我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而他向我保证，学成以后，一定回武大辅佐我为振兴武大而共同努力！

为了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我的学生邹恒甫（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高级经济学研究班（双学位）。1996年7月，他邀请小凯到武汉大学讲学，这是他出国10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自然十分高兴。他到武汉的第二天，我私人请他和邹恒甫在“集贤楼”吃饭，畅谈我们别后的一切。我记得小凯对我说：“校长，我曾经对您表示过，只要您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我一定回来支持您的工作。可是，您已经无端地被免职了，我回武大还有何益？”我诚恳地对他说： “现在你我与武汉大学都没有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是一种解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学的最前沿勇敢地开拓，向经济学最高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攀登！” 他说：“我会在学术研究中竭尽全力，决不辜负校长的希望！”

这一次，小凯是兴致勃勃地回到他工作过的学校讲学，尽一份赤子之心。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当局仍然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讲课，而且还派保卫处的人住进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小凯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我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都可以讲学，为什么惟独我工作过的学校不准我讲学，太不可思议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只能愤而离去，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面对小凯在经济学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几乎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们的尊敬。然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主持武大工作的领导人，始终抓住小凯不放，限制他讲学，断章取义地抓住他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他们是否还有一点良知，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凯，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几乎中断了。我知道，他太忙了，也许他的身体不好。后来听到的消息，印证了我的猜测。近年以来，我不断地为他祈祷，希望他再一次地创造奇迹！可是，他最终没有抗争过死神的威胁，他终于走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小凯变得非常超脱。他曾说：“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我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他还对人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是的，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非凡的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新的精神、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

小凯，安息吧！

（美国溪流出版社供稿。刘道玉著《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他应当上哈佛大学”

——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
刘道玉校长

2004年10月,«世界商业评论»选出中国最具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邹恒甫博士名列其中。同年,由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网联诀举办的“2004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邹恒甫又获得“十大风云人物?建言献策奖”。此前,他于1999年还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于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的确,邹恒甫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他于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世界银行工作,先后担任贸易政策处任青年专家、东欧司青年专家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十多年以来,他一直活跃在世界宏观经济与公共经济研究领域,承担和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了八十多种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
他在完成世界银行研究任务的同时,于1991年被聘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于1994年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他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系主任,致力于把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与管理经验介绍到国内大学来,以提高国内研究生的素质。
他曾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让私营经济进入到基础建设领域,以便让更多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教育、卫生、环境治理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对于加强国内外经济学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
邹恒甫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除了他的天分以外,还在于他在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的熏陶。他是武汉大学77级经济系的学生,15岁上大学,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颖好学,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力求组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30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但是数量很少。
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拔首批出国留学生,我校是受委托学校之一。那时,出国学习是许多大学生的梦想,他们既把它看着是深造的机会,也是一种荣耀,因此报名者甚众。
邹恒甫是被推荐参考者之一,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按照美国大学的惯例,申请研究生计划者,需要分别填写5个志愿。恒甫填了美国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校。由于他的考试成绩突出,所以他同时被几所大学所录取,然而教育部却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去留学。对此,恒甫当然很失望,但又无可奈何。
1982年春,正值珞珈山樱花怒放之时,经济系系主任吴纪先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十分激动地说道:
“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他考取了公费留美研究生,可是教育部批准他去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而不让他去哈佛大学,这是埋没人才,真是岂有此理!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我可以给他写推荐信。校长,你应当想办法向教育部汇报,就说是我推荐他去上哈佛大学,希望教育部改变决定,否则我就辞去系主任!”
吴先生是江苏松江县人,说话带着浓厚的下江口音,他说话不仅速度很快,而且很容易激动,甚至有时激动得双手打颤,话都说不出来。对于吴先生的性格,我是略知一点,如果他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要提出辞职。在我任期内,他多次提出过辞职。为了不让吴先生过于激动,我立即安慰道:“吴先生,我的心情与你是一样的,无论是从邹恒甫的才华或是办好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所来说,我都极力主张邹恒甫到哈佛大学去学习,这事我一定据理力争,决不辜负吴先生的一片爱才之心!”
为什么吴纪先教授如此强烈地推荐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呢？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邹恒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爱才之心人人都有,毕生育才治学的吴先生更是爱才如命。吴先生是研究美国经济的著名学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经济系整体搬到襄阳分校,他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文革以前,武汉大学就成立了北美经济研究室,后来提升为北美经济研究所,被列为全国重点学科。吴先生对恒甫的垂爱,是希望他学成后回校接自己的班。二是吴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于1947年获得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到武汉大学工作。他对于哈佛大学是情有独钟,也希望为母校推荐最好的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虽然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生,但是对于两类学生却是比较关注的:一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学校的名片,是学校的骄傲:另一类是最调皮的学生,有时他们会招惹一些麻烦,常常引起学校的注意,并且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
邹恒甫当然是属于第一类的学生,他在校读书期间,我是知道他的。据他的老师和辅导员反映,他并不是死读书的学生,利用学校实行学分制和宽松的学校环境,他自学和选修了许多课程,如文、史、哲等。所以,他不仅数学、经济学基础理论扎实,而且知识面也很广阔。也就是说,他具有从事高深学问研究所必要的条件,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杰出的人才。

基于吴纪先教授的推荐和我对邹恒甫的直接了解,我决心要为他上哈佛大学而抓紧斡旋。1982年3月初,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首先找到教育部外事局留学生处李处长,向她陈述了希望将邹恒甫由威斯康星大学改派到哈佛大学的理由。可是,李处长一口拒绝了我的请求,她解释道:“刘校长,现在国家外汇短缺你是知道的,所以只是少量地选派公费留学生。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费是5000美元,而哈佛大学的学费每年是12000美元,也就是说,向哈佛大学派一个留学生等于向其他大学派2个多学生。如果把邹恒甫改派到哈佛大学,就要占去其他学校两个名额,这对其他学校和学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应当树立全局观点。”
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决不放弃争取。外事局局长李滔原是我国驻苏大使馆的主管留学生的处长,虽然我在苏联留学时他已回国,但是我被苏联驱赶回国时受到他和蒋南翔部长的热情接待,我们彼此还是熟悉的。于是,我去向李滔局长汇报,再作一次争取。
李滔局长是一位革命老干部,由于他长期做留学生和外事工作,所以思想比较开明,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但是,他在听完了我的汇报后,似乎显得很为难,他向我解释道:“道玉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不是我不肯帮这个忙,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由于经费有限,如果各校都想把学生派到好学校去,那么今年公派留学生的指标就完成不了。我知道,你是爱才的,不然你就不会为一个留学生的事到教育部来汇报。我建议你去向南翔部长汇报一下,他也很爱才,如果他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计划司就会增加外汇指标,我们就可以把邹恒甫改派到哈佛大学去。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才出这个主意,但是你们不要向外宣传,否则我们就遭架不住了。”
按照李滔局长的指点,通过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刘一清的安排,我向南翔部长作了汇报。说来也真是机遇好,一清恰恰是武大经济系的毕业生,是吴纪先教授的学生,对于老师的要求,他肯定要帮这个忙。
南翔部长对吴纪先教授是知道的,他也有意把武大北美经济研究所作为重点学科来抓。因此,关于邹恒甫改派的事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一清的疏导下,很快办完了改派的正式通知。
就这样,恒甫名正言顺地被派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留学。他于1983年6月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于1986年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89年5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而,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恒甫是武汉大学校友中的佼佼者,我与他在珞珈山上共同度过了教育改革的大好时光。因此,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每次回国,总是要到家里看望我,而我也一直关注着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1986年9月,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访问,受到了校方友好的接待,参观了该校的教学与科研设施,浏览了美丽的校园。
9月18日晚,代表团一行与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的武大校友聚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们应邀到哈佛大学留学生吕喆家里做客,他们用自己烹饪的中国菜款待了我们。聚会是从晚上9时开始的,参加者有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斯顿大学等校十多位校友,其中我记得的有哈佛的邹恒甫、杨志、吕喆、刘重持、陈德行等,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徐传毅等。
久别重逢,师生见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事。我们代表学校,向留学生们表示了亲切的问候,他们各自也汇报了学习的情况。我们的谈话,是在互问互答双向交流中进行的,其中也有对不同观点的争论。当谈到高兴的时候,不断地爆发出阵阵的欢声笑语。大家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语,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我们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相互握手分别。
那次谈话,我们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教育改革问题:三是关于留学生政策问题。
我记得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当时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经济、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展开讨论,我国应当采用哪一种经济体制？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也有积极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对此,作为研究经济学的恒甫,观点十分明确,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关于教育改革,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一向认为,教育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启迪知识,开发智力,探索规律,培养智能型人才。然而在我国传统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却是“仓储型”人才。在校学习,由老师往学生大脑仓库里堆装知识,学生毕业了,不过是把货从仓库里提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这种机械、呆板的教育制度容易窒息人们的独创精神,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成长。中国的落后,归根结蒂是教育的落后,而教育的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观念的落后。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变“知识型”人才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
我当时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加强综合教育,重视智能的培养,造就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创新的思想是产生变革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创造型人才,就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国民经济。培养尖子人才,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任何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学校,如果培养不出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出色的。我在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设计全新的人才观。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思想,我们以武汉大学为实验基地,大胆革新教育制度,设计了有利于创造型人才加速成长的六个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我们的这些做法现在已经得到高等院校的普遍认可。
在聚会上,他们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肯定了我校教育改革的这些作法,如实行学分制、提倡导师制、提倡学生自学和独立地科学研究,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他们也十分关心母校未来的发展,希望学校能够成为一流的大学。对此,恒甫也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他介绍说:“哈佛大学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有名师,如经济系的教授都是世界名流。哈佛大学选聘教师很严格,从全世界范围挑选,他们都是某个学科在世界上顶尖的大师级学者。因此,武大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把重点放在教师的选聘与培养上,下决心打破近亲繁殖的人事制度。”
恒甫的建议是真诚的,切中了我国大学人事制度的弊端,很有针对性。我当即表示了肯定,决定在今后工作中采纳他的建议。
接下来,谈论得最多的是关于留学生政策的问题,有的关心配偶到美国探亲或陪读,有的担心毕业后是否能够换发护照,还有的询问公费生如何偿还培养费的问题。总之,大家对留学生政策忧虑多多,这在某种程度是担心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否会变的问题。
当然,留学生们的担心,也并不非是空穴来风。事情的起因是,1985年国家教育部派出了一个留学生工作考察组,到留学生比较集中的美国进行考察,做说服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工作。考察组在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几个城市,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对留学生们毕业后是否回国作了民意测验。据说,有90%以上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或者暂时不愿意回国。考察组回国后,把这一情况向国家有关部门作了汇报,这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
自此以后,围绕着留学生派遣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中国优秀人才流失了,应当马上限制派遣留学生出国;还有人说,派出的留学生受西方国家影响太深,不愿回国就是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针对这些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出了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权威到欧美各国去作巡回演说,对滞留不归的留学生不换发护照,限制留学生配偶出国探亲,要求各有关学校派专人到国外动员本校留学生回国,等等。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这些措施比较反感,认为这是不相信大多数留学生的表现。这样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而且只能是适得其反!我是与大家有着相同的看法,当即我表示:“在对待留学生是‘收’还是‘放’,这实质上是真开放还是假开放的问题。我之所以主张应该进一步放开留学生政策,其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国科学技术、经济水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利用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的导师、奖学金和先进的研究条件来培养我国的留学生,这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学成以后,是否立即回国,这要受多种因素制约,如专业对口、科研经费、研究条件、出成果周期、物质待遇、创业机会等。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计较一时之先后,如果当年李政道、杨振宁学成回国了,那岂不是就少了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恒甫对武汉大学具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武大的学生”。作为曾经担任过这所学府校长的一个老武大,每每想到恒甫这么多年来为武汉大学殚思竭虑,我就禁不住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恒甫进入世界银行不久(1989年)兴冲冲地回到母校,结果发现经济学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这样会误人子弟啊!”于是,恒甫顶住各方压力,开始为推动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而辛勤地奔走。

1994年9月他终于创立了国内第一块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成立了“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既没有一个正式的教员,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学生;既没有维持日常运转的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政策倾斜,可以说是从“一张纸、一支笔和一间厕所”起步。他把几乎所有的节假日积攒下来,回武大给学生上课。许多学生至今记得他冒着火炉城武汉超过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课;记得他在客居的“珞珈山庄”,在临近研究生宿舍区枫园的简陋的“东水餐厅”,鼓动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中去;记得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1996年,恒甫颇费周折,最后如愿以偿地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从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到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动态优化,再到微分方程、动态规划、动力系统、拓扑等等;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学生们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入门,掌握数理分析方法,逐步学习中级、高级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学习金融理论,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他还自己掏腰包举办“学习竞赛”,为优胜者发奖(在1990年代初期,1000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可是个很大的数额呢!);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人,都曾经分文不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知道了恒甫办学有多么艰辛!

1996年的这个班当时在武大被称为在“经济学梦之队”,这个班的学生此后几乎全部进入了美国一流学府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以来,这个“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一直是高考理科学生报考的热门,录取最高分和平均分甚至超过了生物、化学、计算机等传统理科热门专业。一批批学生进入恒甫为他们铺设的轨道,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代接受了最完善的经济学教育的一批学生。现在,就我所知,已经有近百名学生陆陆续续进入了美国的著名大学深造,像在耶鲁、斯坦福大学、芝大、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等,到处都有恒甫送去的正在攻读经济学学位的学生。

我一直非常欣赏恒甫坚忍不拔的精神,就我所知,恒甫的志向还不止于在武大办学,他想在全国改变经济学教育的封闭落后局面。1997年他远赴广州中山大学,在岭南(经济)学院开办了类似的实验班,从武汉大学派老师去一门门地上课;1998年他又进军北大,在光华管理学院接掌应用经济学系,全面改变课程设置,引进美国最新教材,掀起了经济学教育更大的波澜。2002年,恒甫在哈佛的同学钱颖一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尝试着“恒甫式的”经济学教育改革模式,更晚近的是2004年田国强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任院长,也尝试者引进“恒甫式的”办学模式。钱颖一、田国强,以及他们的同道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恒甫一以贯之地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尽管恒甫在美国多年,但是他身上这种湖南人的执着、热诚、坦率、洒脱和无私,却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品行在过去促成了他学业的成功,现在则促成了他办学事业的兴旺。

恒甫自幼喜好读书,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学校,恒甫从武大的山水中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于是他立志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基础性的纯粹学术研究。他效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相邻,是世界上极负盛名的学术研究中心)的运作模式,于1999年组建了融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于一体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进一步推进经济学现代教育的同时,他力图把武大的文史哲教学和研究在与国际接轨的路上推进一步。在世界历史实验班,他倡导“厚基础、宽口径、跨学科、重思辨、善写作、精外文”的宗旨,大量引进国外原版教材,突出外语能力的训练和西方原典的学习,聘请国内外名师讲授专门课程,试图构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新型教学模式。他组织设计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以培养一批学贯中西、有知识、有思想的创造性人才为目标,培养学生在学术论坛上跨越语言障碍,以高水准的学术素质直接与西方世界哲学界对话。他还开设了国学实验班,效仿1924年到1928年间清华大学的国学院,吸取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学方法,开出了«论语»等23部儒家、道家、佛教哲学的经典著作讲习课程,想为中国培养一批熟知经史子集、热爱中国经典的人才。许多人或许很难理解恒甫的良苦用心,更难以理解他为推动文史哲教育所要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辛劳,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他的这些努力一定会结出硕果,武汉大学应该感谢他,中国的教育也应该为他书上一笔.